特效技术进退维谷

　　从十几年前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导演的科幻冒险电影《侏罗纪公园》到今年再一次风靡全球的3D《泰坦尼克》，一部部大片让我们感受到了特效制作给电影带来的无限魅力，也让我们对特效制作背后所采用的IT应用充满了好奇。

　　做中国的“梦工厂”

　　近日，记者采访到了《百万巨鳄》的制作方北京歌亮传媒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瑞和视效总监高原，近距离了解《百万巨鳄》中的特效技术。

　　歌亮传媒成立于6年前，“从2010年开始，我们逐渐转型到电影的制作，包括特效制作。”李瑞介绍，“我们的理念就是想借此发展中国的特效。”

　　李瑞介绍说，特效技术的出现，使电影制作增加了一个新的步骤，即视觉效果(Visual Effects)，也就是不依靠摄影技术，而是基于计算机技术进行图形图像的生成和渲染。如今，为了实现更为完美的画面效果，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电影大量采用视觉效果技术，如《功夫熊猫》、《哈利·波特》以及《暮光之城》等。

　　电影需要IT技术支持，而这正是中国电影目前缺少的，李瑞说：“中国未来会出现像《阿凡达》、《泰坦尼克号》这样的特效大片，这需要时间。”

　　据介绍，电影的特效制作资金和时间投入都非常巨大，一般拍摄和制作的时间比是1：6，《百万巨鳄》的特效部分制作周期长达1年半，可以说是国内鲜有的电影特效大制作。李瑞介绍说，特效过程包括多个工种，如建模、灯光、材质、渲染、动画等，水和毛发的制作被认为是最难制作的特效种类的代表，但这也是电影《百万巨鳄》中运用最多的部分。此外，影片制作所使用的主要3D特效软件Houdini，也与《指环王》、《后天》等好莱坞一线特效大片所选用的软件是一致的。

　　技术成就特效

　　过去，图形图像的渲染是一个可怕的过程。李瑞介绍说，即使渲染一个小金字，动辄也要两三天的时间。随着IT技术的发展，渲染已经相对容易很多，但对于《百万巨鳄》这样片中主角也要依靠特效完成的电影而言，仍旧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高原介绍说，《百万巨鳄》的特效制作需要多台终端及时、快速地处理大量影像数据，这对歌亮传媒的存储系统的整体性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高原说：“影视制作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我们对海量非结构化数据解决方案的迫切要求。经过多方比较，我们最终选择了日立数据系统(HDS)的HNAS 3090解决方案，以解决影片制作过程中大量数据尤其是非结构化数据带来的挑战，确保我们能够将演员们的精湛演技和精彩的特效镜头共同呈现在观众面前。”

　　据了解，HNAS 3090是HDS基于Hitachi NAS Platform系统的产品，该系统在全球的视频效果制作和数码动画产业方面已被广泛采用，在全球有超高票房的电影，例如《功夫熊猫》、《哈利·波特》系列以及《暮光之城》等的后期制作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据统计，仅2011年，使用该平台的影视作品全年为全球影视产业贡献了近40亿美元的票房收入。

　　针对特效制作、图像渲染的行业特点和应用需求，HDS提供了适合于影视行业大量图片及非结构化数据信息处理的存储解决方案：该方案以HNAS 3090为核心，使歌亮传媒能实现对海量影像数据的高效管理，实现基于底层的自动归档，有效提升了IT系统的能力，不仅减少了后期制作的人力消耗，更减少了影片的后期制作时间。

　　这一方案从几方面解决了歌亮传媒遇到的问题。高原说，首先解决了多用户并发访问的困扰。由于电影特效制作的作业流程分工非常明确，因此，在视觉效果制作中，经常会出现多人并发访问一段数据(图片或者视频)的情况。《百万巨鳄》在后期制作业务高峰时，最多会有15名技术人员同时对一帧画面进行读写，依托基于硬件的对象型文件系统WFS和具有并行条带处理能力的HNAS 3090，将数据分散到不同节点存储，最终实现多个节点并发同时“发力”进行响应。

　　其次，HNAS提供了更大的存储空间，为电影数据的整体存储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平台，制作人员完全不必为资料无处可放而发愁。

　　第三，工作效率得到显著提高。据介绍，对于《百万巨鳄》中鳄鱼的精细画面渲染，需要强大的网络带宽来承载。渲染速度的快慢瓶颈不在于图形工作站的计算能力，而在于传输数据的网络带宽，而HNAS 3090多节点的并发访问以及节点之间的负载均衡解决了这一问题。另外，由于HNAS支持光纤、SAS以及SATA等多种磁盘接口，并在磁盘间自动迁移数据热点，达到分层存储的目的，因此大大节约了投资。

　　跳出来的孙悟空

　　另一家吃螃蟹的特效公司——视点特艺数字技术有限公司则成功地运用3D转制技术，把中国传统动画与先进的电影特效相结合，使历经60多年风雨的国宝级胶片动画重新焕发生机。在2012年年初上映的3D版《大闹天宫》中，当石猴出世时，石头朝四面八方散落，让观众有一种要砸到自己头顶上的刺激感；而当美猴王抓着草藤，腾挪跳跃之时，几乎能跳到观众脸上。

　　“普通的2D电影中会存在一些摄影机的斜度、光线的交错，让我们有机会通过模型测试到电影场景中各个物体之间的空间关系；但手绘的2D版《大闹天宫》很多东西都是错位的，在光学上不合理、没有阴影、透视关系也很混乱，虽然我们看到的平面画面很美，但转化成立体后就会突出这些问题。” Technicolor中国公司视点特艺的特效制片谷平湖直接参与到了这次特效制作中，他认为，将老版《大闹天宫》转变为3D电影最大的困难就在于它缺乏摄像焦点。 尽管母公司Technicolor曾经参与过《加勒比海盗》、《阿凡达》等好莱坞大片的特效制作，但面对具有浓郁中国特色的手绘动画片，依然感觉“非常难”。

　　为此，视点特艺专门研发了一款软件用来测试转化后的空间关系是否准确。谷平湖介绍，“我们先把一张画中的各个物体剪出来，在软件中摆位置，例如把孙悟空摆在一个山坡上，如果我把他摆得靠前了，他的脚就没有落地，飘在那儿；如果我摆得靠后了，他的脚就进地下了。”然而，这款基于玛雅(Maya)特效设计平台的自主研发软件也只能做到测试3D效果是否正确，如果不正确，还需要人工再进行微调，系统依然不会自动地摆好各物体的位置，所以整个调式过程十分细致繁琐。

　　二次开发的匮乏

　　为了剧情需要自主开发软件，对于视点特艺来说是家常便饭。据谷平湖透露，视点特艺根据电影场景需求研发的软件大约有几十款，其中不乏领先于行业的技术应用。例如在《辛亥革命》电影中，有一个3~4万人对战场景，视点特艺在接到任务后专门为这一场景设计了一款人群动作生成软件。

　　“几万人的场景在实际拍摄的时候只要一个人就足够了，我们先用机器捕捉这个人的动作，将捕捉到的个人动作放到三维空间模型中，在系统中设置好哪个时间段用什么动画，当这个动画开始制作后，系统就会自动生成人群一致、合理又有差异化的动作，免去了大量的人工劳动。例如遇到一个坑，人群就会绕开这个坑走，等过去之后再形成队列。”谷平湖告诉记者，这个软件更多的是用在有障碍物的情况下。“国内这类软件的研发非常少，我们做得算先进了。国外公司这样一个软件的报价就要200万美元，实在是太贵了。”

　　事实上，中国特效公司与国外一样用的都是玛雅，但国外的特效公司会根据电影的实际需要开发出无数个辅助性的软件来配合玛雅，在这一点上，中国大多数特效公司就望尘莫及了。尽管背靠Technicolor这棵大树，与美国的公司总部相比，视点特艺在软件自主开发上也并不算多。

　　视点特艺CEO、《唐山大地震》特效总监蒋燕鸣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坦言：“很多国外公司在支持着视点特艺，坦诚地说我们本土做不了大地震，中国在这方面的自主研发特别匮乏，我连招人都招不着。没人做画面的计算处理，国内也很少有学校系统地来教电影特效怎么做。”

　　IT管理特效流程

　　在特效公司的信息化管理上，中国本土特效公司也逊色不少。谷平湖介绍，Technicolor美国总部所使用的特效生产管理系统可以自动地将制片人、Artist(“艺术家”，业内对特效制作人员的称呼)和客户的工作进行协同管理。目前，视点特艺已经引入了该系统中的一部分功能模块。

　　“客户将一个手工素材和他的具体要求录入系统后，系统会自动发出提醒给特效制片人，制片人再将任务分配给某位Artist，然后这个素材就会进入一个生产流程。系统会详细记录它经历三维转化、渲染等环节的具体时间和相关的Artist。每个环节完成后，系统都会自动将小样发送到客户和制片人的终端设备上，包括电脑、iPad，再将他们的修改意见反馈给Artist；另外，有权限的人也可以在登录账号后直接在Artist的作品上修改，修改过程会在原作者的电脑上实时更新，修改痕迹会被自动保存。”谷平湖认为，信息化管理带来的好处非常明显，“客户想看第几版内容都可以随时调取出来，出了问题也容易找出责任在谁的身上，减少了人为沟通上出现的误差，对特效公司来说非常有帮助。”

　　采访手记

　　国产特效的怪现状

　　中国每年在电影产业的投资越来越多，但特效公司仍然感觉到资金不足，缺少足够的研发资金。对于特效圈里的怪现状，谷平湖认为投资人的心态是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一方面，中国投资人对技术的认可度很低，“美国人可以花几千万美元做一个特效，但中国人花几千万元人民币做特效就会觉得已经很贵了。好莱坞的大片越多，中国投资方就越对技术路线感到绝望，反正20年也追不上，索性就不追了。”

　　另一方面，《疯狂的石头》、《失恋33天》、《孤岛惊魂》等小成本电影换取到的几千万元票房，也让投资方异常兴奋。谷平湖说：“很多投资方都想投机，用特别少的钱去博一个很大的票房成绩。”这两种心态让投资方不再注重电影特效的质量，更不愿意在这上面花大价钱，特效行业的发展也因此变得十分缓慢。虽然《画皮》等大制作电影依然存在，但毕竟只是极少数。

　　在这个恶性循环中，政府政策的扶持似乎是惟一的破解之道。“但我们现在并没有感觉到具体的扶持，希望政府对特效行业能够多点关注。”谷平湖说。(文/别坤)

　　本报记者 郭平 别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