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正题之前，我想先回忆一件发生在2008年的往事。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地震发生后，日本派出国际救援队参与救援。日本救援队设备精良、工作勤奋，从废墟中挖出了很多具遗体，但因为种种原因并没有抢救出一名幸存者。
尽管救援结束后中国方面表示了真诚的感谢，但他们还是为此沮丧懊恼，羞愧难当。
据日本媒体报道，归国后，一名队员为此从救援队辞职，更有一名队员自杀。
以结束生命的强悍方式来对抗内心的不安与羞愧，这是典型日本式的人生选择。换句话说，无论何时，都必须不惜代价地捍卫“强悍”，这看似匪夷所思，却是刻在日本人DNA里的深刻信条。
即使到了现代，日本人的这种“强悍”意识——“唯我大和民族是不可战胜的”仍然普遍。
这种“强悍”用在工作方面，表现为日本人认真负责，精益求精，不怕吃苦、自愿加班加点的“工作狂”劲头。也正因为如此，日本产品质量优良，享誉全球，日本经济则在二战后的短时间内实现起飞，实现了在世界经济中的“强悍”态势。
社会生活中，追求“强悍”使日本成为全世界自杀率最高的国家：商场失败、情场失意、家庭生活不睦、个人理想无法实现，都能导致自杀。甚至同事关系隔膜，中小学生厌恶课业，以及某些不能言说的羞耻心都能成为自杀的原因。1.3亿人口的日本，现在每年有约3万人自杀。
渐渐地，这种全社会追求“强悍”的心态，使得宣示“强悍”成为政治家获取民意支持的必选动作——越“强悍”，越表示有“爱国之心”，这也正是近年来右翼在日本发展壮大的社会土壤。
当前的中日钓鱼岛争端，有民调显示44%的日本人反对政府“购岛”行为，但也有41%的人表示赞成。但更多的日本民众则对此事影响中日关系、造成日本经济的进一步下滑表示了深切的忧虑。
而日本当前最需要的，则恰恰是能够打破“强悍”怪圈，以更高的智慧带领民众超越一味“强悍”，走向宽容与和解的政治家。
文|刘晓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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