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最年轻的国家维和

　　西加扎勒河州州长瑞泽克·哈桑甚至让自己的夫人来到中国维和部队，专门学做中国菜。一个月以后，这位州长夫人不仅学会了西红柿炒鸡蛋、宫保鸡丁和红烧肉等7种家常菜的烹饪方法，还学会了做水饺和面条

　　电视机里，身材火辣的女郎正在跳着钢管舞。

　　在这个刚刚庆祝过独立两周年的国家，商店里已经开始公开卖酒，姑娘们也穿上了超短热裤；作为公共传播工具的电视，也已经开始名正言顺地播着那些开放的话题---这一切，在伊斯兰律法制度下的原苏丹，是难以想象的事。

　　这里就是南苏丹。2011年7月，南苏丹在经过全民投票以后，决定从苏丹分离出来，独立成为全世界最年轻的国家。以信仰基督教为主的南苏丹人，自此从政体上解决了内战的宗教原因。

　　按照联合国的部署，中国在原苏丹国的达尔富尔地区、瓦乌地区分别部署了两支维和部队。新的国境线一划，瓦乌维和任务区被划入了这个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家。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派出的一个平面工兵连、一个联合国二级维和医院，就驻扎在这里。

　　为放下武器的士兵建设过渡培训中心

　　离回国还有10天，中国维和工程兵大队大队长霍洪凯再次来到位于小镇马普尔的复员退伍军人过渡培训中心，查看工程质量。这个由中国维和部队建设完成的培训中心，被联合国组织称为“DDR”中心，集弃武、复员、安置为一体，是南苏丹首个专门培训退伍军人的机构。

　　这个叫瓦乌的地方是南苏丹第二大“城市”，西加扎勒河州的首府。但事实上，它并不具备城市的主要功能---没有市政供电，没有自来水，没有地面交通网，只有一条大约５公里长的硬化路，还有联合国修建的机场，然后就是原始雨林和瘸着腿的南苏丹军人。

　　没人能说清楚这里打过多少年内战，有的说是22年，有的说是30年。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战火就在这里奔突，国家满目疮痍。

　　根据联合国的统计，战争结束后，南苏丹有16.2万战斗人员放下武器，需要重新安置。为帮助前战斗队员获得基本生活、工作技能，联合国计划在南苏丹境内建设3个“DDR”过渡培训中心，帮助复员战斗人员重新融入社会，并将此项工程赋予了善于创造奇迹的中国工兵。

　　中国平面工兵连编有275名官兵，配备了多种重型施工机械，这对当地的战后重建无疑是个好事情。没水、没电、没住所，无任何施工资料，无建设范例，中国维和工兵自寻饮用水、自带发电机，从旱季干到雨季，用了205个日夜，2013年4月，南苏丹首个复退军人过渡培训中心在小镇马普尔提前落成，并接收了首批约400名前军人。

　　正在学习缝纫的退伍女兵瑞白可·阿肯（Rebik Aken）对中国维和部队充满感激：“以前我从不敢想象我的生活会变成这样，现在我有了食物、有收入，并且我的收入能够养活全家。”

　　联合国负责维和行动的助理秘书长迪米崔·蒂托夫（Dmitry P. Titov）在视察该过渡培训中心时说：“非常高兴在这里看到中国维和部队的身影，中国一直积极支持联合国维和行动。”

　　中国维和工兵的身影，总是出现在当地民众最需要的地方。

　　在西加扎勒河州的珠尔河县，与州府瓦乌市相连的唯一道路，一到雨季经常被积水淹没中断。热心的中国工兵刚刚完成“DDR”中心建设，又带着施工机械开进了茫茫热带丛林，在原始森林和沼泽中，打通了一条两地间的直线通道，使原先20多公里的蜿蜒道路，缩短到3.6公里。

　　“我们将永远铭记这一天，因为这条路为我们提供了太多的便利。”祖祖辈辈生活在丛林中的瓦乌市巴格里村32岁村民马克·乌布尔·贾斯汀（Mark Ubur Justin），带领他的邻居们以欢快的部落舞蹈，庆祝道路建成通车。

　　中国工兵先后援建了南苏丹首个“DDR”过渡培训中心、瓦乌市至珠尔河县城际道路、拉加机场跑道、瓦乌市汽车站等工程，均被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评为“优质工程奖”，受到联合国官员和当地政府、民众的高度好评。

　　此前，中国维和工兵还历时26天，为南苏丹第二大城市瓦乌平整出3000平方米的停车场，修通1200米的道路，盖起了候车棚，使瓦乌有了一座真正意义上的正规汽车站。

　　对于被当地人称为“丛林孤岛”的拉加县城来说，机场的交付使用，为这座靠近中非边境的小城打造了一条“通天路”。从今年年初开始，一支由36名中国维和工兵组成的分队，艰难跋涉320公里来到拉加，用3个多月时间成功修建了一条长1200米、宽107米的飞机跑道，极大地改善了当地的交通条件。

　　作为当地的“父母官”，西加扎勒河州州长瑞泽克·哈桑（Rizik Hassan）评价中国维和部队说：“这支驻扎在西加扎勒河州的中国维和部队，真正用实际行动密切了中南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我将会在适当的时机向中国驻南苏丹大使馆汇报他们出色的业绩。”

　　战后的和平重建还需要更长的时间，也需要国际社会更多的帮助。南苏丹独立以后，成为了一个内陆国家，除了石油别无所有。而石油也不多了，官方数据说，还能开采15年。

　　营地对面是日本自卫队

　　在南苏丹首都朱巴的维和部队营地里，中国和日本的营地面对面，只隔了一条马路。

　　部署在这里的，是来自日本自卫队的一支多功能工兵连，人数和中国平面工兵连大体相当，不过日本工兵连还带来了一支30人的保障部队，据说专门负责后勤供给和做饭。

　　部署部队在南苏丹的亚洲国家，除了中国和日本，还有印度、韩国、柬埔寨、蒙古。日本人在维和部队营地显得有些“另类”：不跟任何国家的人示好，不邀请任何国家的部队出席他们的活动，也不会参加别国的活动。

　　日本人在营地的铁丝网上挂满了“摄像禁止”的牌子，与隔壁热情地搂着过客照相的印度士兵形成了鲜明对比，与联合国部队的风格格格不入---在驻地，中国军人可以走进肯尼亚、印度、蒙古等国军队的营地参观，甚至可以参观作战室、武器库和情报中心。

　　同时，日本人毫不掩饰其出兵目的只是为了宣示政治意图。他们只受领距离驻扎地25公里范围以内的任务，超出这个距离他们就会拒绝。“他们的工程量不及我们的十分之一。”一位中国平面工兵连的工程师说，他曾经看到一个日本工兵在营地附近施工，3个人在为他摄影、摄像，第二天就把海报贴到了UN城（联合国营地）的宣传栏里。

　　而中国工兵，部署在距离首都近600公里的北部动乱地区，承担的任务点最远的距离驻地有310公里，中国人的勤奋和敬业，赢得了来自蒙古、柬埔寨、韩国等国家工兵同行的尊重。

　　日本人的生硬和冷淡，使诸多出兵国较少跟他们往来。在方圆十多平方公里的UN城里，搭便车是个惯例。曾经有一名日本军官伸手拦下别国军车，上了车才发现气氛“不对”，尴尬地坐了300米的路程就匆匆下车。这个细节在UN城里传了很久。

　　也有中国的军人在以学习的态度仔细观察日本自卫队。“他们的营地是最整洁的，天天都在维护。”一位中国军官说，每天都能看到日本人在拔草。在非洲的雨季，充沛的雨水使日本人的拔草工作周而复始。

　　除了日本自卫队，中国部队在这里跟其他国家部队都互称“友军”。以前关系最好的是巴基斯坦工兵连。巴基斯坦人撤离后，肯尼亚步兵营又成了中国工兵的好朋友。每逢各自的国庆节、建军节和独立日，双方都会邀请对方过去喝一杯。肯尼亚步兵营装备的中国产装甲运兵车发生了故障，肯尼亚人直接开着装甲车就跑了过来，问中国人会不会修。

　　在肯尼亚步兵营的授勋仪式上，肯尼亚人甚至邀请中国军官为其士兵佩带勋章。

　　在蒙古的步兵连里，蒙古军官会热情地向中国军人介绍成吉思汗是蒙古人的祖先，介绍蒙古人的马背文化。虽然这是一个充满了豪迈气质的民族，但你会发现，他们基本不喝酒，即便是参加一些任务区的集体宴会，蒙古指挥官也只会象征性地举一下红酒杯，绝不酗酒。

　　一把AK47步枪倒插在泥土中，上面顶着一顶蓝色的UN头盔。这是略带悲情的印度军营。就在今年4月，印度维和部队在南苏丹东北部执行任务时，遭到了有预谋的袭击，5名士兵阵亡。印度政府将阵亡士兵遗体运回国后，在营门对面修建了这样一个小小的纪念碑。联合国的车队从这里路过，都要鸣笛致意。

　　州长夫人学做宫保鸡丁

　　在南苏丹中国维和部队营地，34岁的当地黑人里维斯和他的三个同伴，围蹲在中国的农场里，听中士卫永波讲如何种植栽培黄瓜。

　　里维斯是由联南苏团瓦乌基地选送到中国维和营地，专门来学习蔬菜种植技术的当地居民之一。这块占地1万平方米，被联合国官员称为“福利农场”的地方，原本只是中国维和部队自给自足的菜园子，如今它成了中国维和军人向非洲民众传递中华文化的平台。

　　是的，种菜在当地，确实可以作为一种文化来看待，且具有实实在在的现实意义。

　　在任务区里，90%的联合国车辆都是日本生产。日本的尼桑、丰田等品牌汽车，以及大型装卸车辆机械，不仅装备了日本维和部队，也在其他国家的维和部队和联合国民事机构大量使用。据说，日本人采取了以装备抵联合国会费的方式，大量推销日本工业产品。

　　唯有中国军队车辆使用的是国产的“猛士”和“勇士”，这成为UN城里的一道风景。中国工兵装备的大型挖掘机、压路机也是清一色的国产货。中国军车停靠在路边，会有其他国家的军人好奇地凑上来这里摸摸、那里看看。但“中国造”目前的份额还很少，只有少数国家装备了中国的轮式步战车和卡车。

　　在南苏丹瓦乌任务区，中国功夫仍是中国文化的第一符号。在中国维和部队援建的瓦乌市汽车站竣工仪式上，下士刘洋洋表演了他的绝活---双节棍，声东击西的棍法变换和武术动作，让参加活动的政府官员和民众喝彩。维和８个月，刘洋洋成为了南苏丹民众心目中的“功夫巨星”。

　　在南苏丹举办的第二届全国校际体育联赛上，中国维和部队应邀表演了中国军队的捕俘拳，现场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中国传统的舞龙舞狮表演同样深受非洲朋友喜爱。每逢驻地举办喜庆活动，中国维和官兵的舞龙舞狮节目总是重头戏，只听大鼓敲响，一条巨龙栩栩如生，时而盘旋，时而翻滚，两头狮子精神气十足。“你们的精彩演出，让我们见识了东方文化的独特魅力。”瓦乌职业技能学院院长桑尼尔·沃拉泽这样评价。

　　中国的饮食文化，更是让非洲朋友羡慕不已。每逢国庆节、建军节，中国维和部队都会邀请友军和当地政府官员一起品尝中国美食。

　　西加扎勒河州州长瑞泽克·哈桑甚至让自己的夫人来到中国维和部队，专门学做中国菜。一个月以后，这位州长夫人不仅学会了西红柿炒鸡蛋、宫保鸡丁和红烧肉等7种家常菜的烹饪方法，还学会了做水饺和面条。

　　如今在南苏丹的机场、商店和军营，听到黑人朋友用“你好”、“谢谢”等中国话与你打招呼，已经不足为奇。当地政府的很多官员都会几句中国话。

　　在欢送中国部队回国的宴会上，当地的高级警官和军官会把中国国防大学、南京陆军指挥学院的校徽别在胸前，向中国军人介绍说，他曾经在中国受训，他去过中国的北京、成都、哈尔滨。

　　给当地患者做手术要关掉空调

　　在医疗资源严重缺乏的南苏丹，戴着蓝色头盔的中国医生，在当地居民眼中都是“上帝派来的”。

　　2012年12月19日，瓦乌地区爆发骚乱，UN城涌进5000多名难民，聚集在离医疗队不到10米的地方，枪声不断。一名被子弹贯穿双腿的平民被送了过来。而很多中国医护人员此前甚至还没有亲眼看到过枪伤。

　　“子弹贯穿了两条大腿，直径约10厘米的伤口向外翻，如同被切开的木瓜。”博士李剑明回忆说。外面还在响枪，外科大夫寇卫军开始在手术室里为难民清理伤口。

　　在瓦乌骚乱中，中国维和医疗队不顾安危，积极开展人道主义救援，先后为80多名难民提供了医疗救治，并在平安夜里为当地一名难产孕妇成功接生了女婴，受到了联合国秘书长特别代表约翰逊女士的高度评价。

　　几名修女创办的护士学校是当地唯一培养卫生人员的机构，修女们得到了中国军人的帮助。中国的维和医生成为这里的客座教授，中国军人开的二级医院，还成了护士学校的实习基地，中国的护士长们义务教授非洲学生穿刺、注射和接生，为当地培养了120名医护人员。

　　当地最大的医院---瓦乌教学医院没有外科医生，中国维和医疗队派人帮助他们坐诊、做手术。5月13日，瓦乌教学医院遭到枪击，一名医生被当场打死，另一名医生肩部被击穿，骨科医生孙新宏冒着危险赶过去为伤员清创、手术。

　　而对于距离瓦乌基地UN城5公里的巴比拉部落来说，中国医生的到来，为他们带来了福音。中国医生治好了酋长拉比的白内障、小男孩凯波特的腿伤？？8个月来，医疗队先后为巴比拉部落义诊12次，救治了病人430余人次。

　　中国医疗队的成员，很多都是国内经验丰富的专家。47岁的寇卫军在国内是每年要做400台心脏手术的胸外专家，妇科医生冯惠芳曾经接生过4000多个孩子，邹于征28岁就作为优秀骨干当上了护士长。中国医疗队以精湛的技术和热情服务，实现了医疗工作“零差错、零投诉、零事故、零纠纷”。

　　为抢救一名难产孕妇，冯惠芳在40多摄氏度高温的集装箱手术室里，连续工作了5个多小时，几乎虚脱---不是因为没有空调，相反，联合国南苏丹瓦乌维和二级医院手术室的空调是UN城里制冷效果最好的。不开空调，是因为接受手术的是一名当地黑人患者。

　　“他们更适应当地的高温天气，如果开空调，他们受不了，甚至会加重病情。”冯惠芳说。

　　每当救治当地患者时，中国医生都会关掉空调，一场手术下来，汗水浸透防护衣，滴在地板上。

　　“不怕苦，不怕累，就怕生病之后没得治。”在来南苏丹那创业的中国人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来瓦乌创业的湖北籍工人徐令惜，从今年５月份以来感到浑身无力，头痛、恶心，呕吐不止。眼看扛不住了，徐令惜打听到瓦乌市还有一支中国维和医疗队，就跑了过来。

　　一检查，徐令惜感染的是国内早已绝迹的恶性疟疾，体温一直在39摄氏度以上。中国医生把徐令惜送进了重症监护病房，把他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出院后，徐令惜牵着一头羊来到医疗队，“是你们让我在异国他乡感受到祖国的温暖。”他说。

　　南苏丹缺医少药，连医疗用的氧气都生产不了，即使是在南苏丹首都朱巴，中国大使馆、中资机构等单位的人员生病以后，也是能拖就拖，能扛就扛。中国维和医疗队派出4名医护人员，携带检验设备和从国内带来的自备药品，来到中国驻南苏丹大使馆，为工作人员和在南苏丹工作的同胞查体看病。

　　如今，在瓦乌的中资机构工作的中国人不但生病有了医疗保障，还可以来到中国维和队进行基本的身体检查。中国驻南苏丹大使李志国高度称赞中国赴南苏丹维和医疗队，“你们为南苏丹的海外同胞建立起了一道健康屏障。”

　　文/《望东方周刊》记者 黎云 南苏丹朱巴、瓦乌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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