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我在广州飞去加德满都的航班上,遇到一位医生同座Ajay。虽是萍水相逢,但因为是同行,我们相聊甚欢。Ajay是婆罗门,父亲当时是尼泊尔教育部长,而那时该国政局不稳,他父亲有移民之心。彼时他已取得美国执医资格,却选择返乡执业。
一次饭后我问他尼泊尔并不发达,为什么还要回来,Ajay很严肃地说:我想做些事把这里变得好一些,如果失败了,就去美国做医生,挣钱。“好吧,我非常欣赏你的观点。”我很认真地说。谁能想到,四年后,我和Ajay开始真正做了一些能够“改变些什么”的工作。
我们试图在当地成立一家公益性的诊所,能够为真正的穷人提供真正免费的医疗服务。我们用各自名字的缩写命名成立了一家基金会。其实名字不重要,重要的是当时我们没有一分钱,只有一个很不成熟的想法。其后是漫长的等待。我们给世界各地的朋友、各种公司和基金会打电话发邮件。在大约两年半的时间里又有来自不同国家的七位医生加入了我们,基金会也陆陆续续得到了大约五万美元的赞助。
我们似乎可以开始了。但其后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让我知道,任何工作的展开都必须要遵循当地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
尼泊尔人普遍信仰宗教,他们的民族性绝非我等凡夫俗子所能理解。我曾经在加德满都遇到过一个国内来的经理,几乎天天捧一瓶威士忌坐在路边面带痛苦、自斟自饮,见到第三次的时候我终于忍不住上前和这位老哥聊了会儿天,想知道他在异国他乡遇上了怎样的委屈。
原来这位老兄在加德满都做工程,按照国内的思路,他想让当地雇员双休日加班。老外不干了:“双休日神都在休息,我们不能上班。”中国经理咬着牙说给三倍工资,结果老外压根不理他,就一句话:“不干!”
实在没辙经理也只好从了,可转眼过了双休日,周一人还没来,周二还没有人来。这位哥们儿顿时慌了神,找个明白人一问,原来星期一是张三菩萨生日,星期二是李四大神打架赢了王五老怪,都算是过节的日子。好容易周三人都来齐了,经理壮着胆子问他们有多少节日,休息多少天,员工们就争了起来,有说120天的也有说150天的。不过,不管是哪种答案,当时,这位经理听完肯定是晕菜了。好容易项目开工了,刚做到三个月,老外们纷纷过来辞职。项目经理彻底崩溃了,问:“你们假也休了,还拿着高薪(当时加德满都一般公务员月薪大约四五百元人民币,他给两千多),为什么还不干了呢?”老外们反问:“我已经挣够了一年的生活费,为什么还要上班呢?”
有了这一段见闻,加上亲眼看到路边工地上,男人们用背篓背着砖瓦爬上爬下送建材,女人们在汽油桶里用手和着水泥——当Ajay的计划书上写着我们那几间平房诊所的建筑工期是14个月的时候,我深表怀疑,能行吗?
然而,仅仅过去四个月,诊所就在Ajay的家乡建成了,这无疑算是喜马拉雅山南的“浦东速度”了。原来,当地农民听说这家医院不收钱,是公益性质的,纷纷赶来帮忙。知道了这些,我除了感到开心,还有一丝不安。纯朴人民的期望无形中给了我们压力,但同时,也是一种鞭策和鼓励,让我们能继续在未知的环境中为着理想奋斗下去。
吴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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