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台北人的巴西足球梦

　　“我叫许哲维，哲学的哲，维他命的维。”在阿维用他那典型的台北普通话介绍自己之前，我一直以为他的名字里有个伟大的“伟”字。因为每一个健力宝球员都叫他“阿伟”，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因为他的台湾腔把大家给带跑了。

　　今年已经44岁的阿维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小一点，但姜涛揭发说阿维20年前就长这样。用赵本山的话讲，当年长得很着急，只不过后来有点累了，一直停下来等大家而已。这话在阿维拿来的一本旧相册上得到了证实。20年前的他和现在变化不大，身边一个长得很像林青霞的美女非常惊艳，那是他的太太，也是从台湾到巴西的移民，当时两个人刚刚结婚，现在已经有了一对双胞胎。

　　20年前阿维是一个刚刚大学毕业的华人青年，14岁那年他跟着父亲一起移民巴西，在这里上中学、大学。大学毕业的时候还没有找工作，正好这个时候健力宝队要来巴西，阿维认识梁丽珍，听说球队要翻译，一直喜欢足球的他就应聘到这里当了翻译，一段让人铭记一生的友谊就此产生。

　　30人的家

　　在健力宝队这次巴西行的时间表里，专门有一天的时间是留给大家去阿维家的，确切地说是去阿维家的老房子。那是一个老城区里的一栋二层楼，房屋的面积很大，能有200多个平方，装修比较老旧。现在的阿维一家已经不住在这里，父母回了台湾，他自己的小家也早在十年前就搬进了一幢新式的公寓。“因为那里更安全啊，这边的地段不好，治安不好，而且在巴西住在公寓里要比住这种独立屋更安全。”

　　现在这个房子只是由阿维手下的几名女足球员住着，房间里大部分的家俱都已经搬走了。健力宝的队员们一进屋，就想找当年的台球桌和麻将桌，但最后只找到了一个当年他们在巴西比赛时的奖杯。

　　在当年，阿维家的这幢房子就是整个健力宝队心中的天堂，“第一次来还是春节的时候，当时春节球队放7天假，那时候还在山庄里，没有地方去。当时我就和朱导说，要不然让大家到我家里来玩吧，毕竟我家在圣保罗，吃住玩都方便。”阿维回忆说。

　　那一次就来了30个人，包括全体队员和教练。大家就在阿维家自己找地方住，教练还能有张床，队员们就打地铺，或者是在沙发上睡。阿维为大家找来了不少中国的录像带，有人就看录像。喜欢打牌的几个人就在一边打牌，那几天过节，一向严厉的朱广沪也不管了。还有喜欢打台球的，就在阿维家二楼的台球桌边一打就是半宿。

　　比较麻烦的是吃饭，三十多个人的饭根本没法做。过年的那天，阿维一家在另外一边包好了饺子送到这里，大家一起煮饺子。而其他几天更多的时候是叫外卖，叫得最多的是一种阿拉伯披萨，一种是肉馅的，一种是芝士的。20年后接待老朋友，阿维又叫了当年大家最爱吃的阿拉伯披萨，味道果然非常不错，肉的馅料多汁，芝士的甜甜的。唯一一个遗憾是阿维还是按着大家当年的饭量叫餐，最后差不多剩下了一半。

　　那次7天假期过后，阿维家里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惨！姜涛用一个地道的东北词“祸祸”来形容了全队在阿维家的所作所为。这样30多人的大聚会，后来又在阿维家搞了两次，一次也是过节放假，还有一次是第一次回国前。每一次阿维的家里都是狼籍一片，但每一次阿维都是笑着说：“欢迎你们下次再来。”

　　在第一次留学最困难的时候，球队已经无法给工作人员开出工资了。从国内过来的队医与厨师都走了，在巴西当地请的葡语老师也走了，只有阿维没有走，他一个人留在山庄里陪着球队。“如果没有阿维，很难想像那段时间我们怎么能够挺得过来，我们全队被扔在那个山里，人生地不熟，阿维是我们和外界接触的唯一桥梁。”多年之后，健力宝的球员们这样感慨。

　　无法割舍的足球梦

　　健力宝队第一次回国之时，阿维也就结束了翻译的使命。全队再到巴西的时候，已经入住了瓜拉尼俱乐部，球队不再需要翻译了，但没事的时候，阿维还是会开着自己的小车去看健力宝的球员。在这期间，阿维在圣保罗的21街上开了一家小店，专卖产自中国的日用杂品。“毕业的时候也找过工作，但干得不开心，后来家里人说还是自己开个店吧，至少能干得开心点，后来就开了这样一个专卖中国货的店。不过我的货并不是直接从中国进的，都是从巴西这边批发的。”阿维说。

　　开了几年的店之后，阿维总觉得生命里缺点什么，慢慢的他才知道，缺的是足球。健力宝队已经回国了，阿维的生命里却不能没有足球了。1999年，已经29岁的阿维做了一件在中国人看来有些疯狂的事情，已经大学毕业成家生子的他居然又考了一回大学，他选择的是保利斯塔大学的运动系，专修的是五人制足球教练专业。“很多人都不理解我当时的选择，在这个年龄还去上大学，而且学的是一个在当时看来完全无关的专业，但我知道我就是喜欢足球，想干点和足球相关的事情，这一点上，我老婆特别支持我。”

　　四年大学毕业之后，阿维拿到了巴西的教练证书，他仍然在开店，而且生意越做越大，在同一条街上又开了一家更大的店。但对他来说，最大的乐趣仍然是足球，每到周末他都会去带一些小孩子踢球，有一次一个巴西朋友问他：“我们这边有一家女子五人制球队没有主教练，你想不想带？”这一个问题改变了阿维的生活。

　　给巴西人当足球教练

　　在巴西成立一家足球俱乐部比在中国注册一家公司还容易，阿维当时接手的是一家女子五人制的球队，平时参加圣保罗州联赛。巴西的五人制女足并不是职业联赛，基本属于业余联赛，球员或者是学生，或者是另有自己的工作，每周利用业余时间训练和比赛，没有工资，只有一些微薄的交通补助。

　　阿维是在2005年接手这支女子五人球队的，当时他不仅出任主教练，而且负责球队的全部开支。虽然不是职业球队，但是一年下来的开支仍然不少。场地的开支倒没有，球队训练和比赛的场地都是政府免费提供的，否则阿维肯定承担不起了。最大的开支是球队运转费用，要给队员们发放交通补助，球队训练的地方都比较偏远，巴西的交通费用又特别贵，这是一笔不小的支出。

　　再有就是客场的支出，虽然球队只是打圣保罗州的联赛，但是城市之间的距离仍然不短。阿维现在还记得最痛苦的客场之旅，他和弟弟两人各开一辆小车，就装10个队员。大家半夜里就出发，巴西的公路条件不好，他们要开7个小时才能到达客场。到达客场的时候已经是早上了，队员们在车上睡觉，阿维和弟弟完全不睡。到达之后就是吃早饭，休息一下之后就是比赛，然后吃午饭，饭后再开7个小时的车往圣保罗赶。他们从来不在客场住宿，因为负担不起。

　　球队里一些女孩子毕业找不到工作，阿维就把她们安排到自己的店里工作，最多的时候，有6名队员在他的店里打工。一些外地的女孩子没有地方住，阿维就让她们住在自己家里空出的老房子里，平时还给她们钱让她们买吃的，一切又像回到了当年健力宝队在的时候，她们踢球，阿维照顾她们的一切。

　　而这些都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歧视。巴西是足球王国，在这个国家里黄种人从来就不是足球场上的主角，更别说一个中国人了。最初站在场边指挥比赛时，阿维甚至能够听到另一侧的教练席上传来的嘲讽声：“一个黄种人也敢指挥足球比赛？他们不是应该去打乒乓吗？”对于这样的质疑，阿维的做法是不理睬，只是报以微笑。后来随着比赛越打越多，大家也越来越了解到这个中国人的本事，慢慢的阿维终于被巴西的足球圈接受了。

　　但几年过后，阿维自己却坚持不下去了。维持一个女子五人制球队的运营，一年阿维要投入三到四万美元，那都是他自己的血汗钱。那个时候阿维已经买了新公寓，每年要有高额的房贷。因为带队训练、外出打比赛，家里的生意全部扔给了妻子，生意上自然也受到了影响。带了5年队之后，阿维的妻子对他说：“这样不是个办法，如果再这样下去，球队和自己家的生意都会受到影响，最终哪件事也办不好。”

　　仔细考虑了家人的建议，阿维最终决定不再经营这个女足俱乐部，他把大部份的球员都推荐给了另一家新成立的俱乐部，但是他没有离开足球，他平时仍然到新的俱乐部执教，带这批球员的训练。但是比赛时他不再指挥了，因为他不能去客场，他要照顾家人和生意。这是在家庭、事业与理想之间，一个男人不得不做的妥协。

　　单纯的情感

　　阿维一直努力的事情只有一件，就是让自己的人生活得更单纯一些，无论是对家人、对事业还是对待朋友。

　　因为阿维的“台普”口音，我们总是搞不清他是在开玩笑还是在一本正经。刚到巴西的时候，他指着健力宝的球员说：“你们这些家伙啊，没有良心，20年前走了之后，就把我忘在这里，再也不理我了，直到这次来了才想起找我。”几天之后大家才意识到他在说笑话，因为他谈到了2000年自己回大陆时，“李健当时在八一队，用现在的话讲，完全是土豪作派啊。当时他腰受伤了，动不了，但他看见我马上拿出厚厚一沓钱，和其他队友说你们代表我好好招待阿维，一下子就把我震住了。”那一次包括朱广沪、李玮锋、李铁都专程款待了阿维。

　　这一次健力宝回到巴西，阿维又像当年一样，从第一天开始就和球队天天在一起。有家他也不回了，干脆就陪着球队住在酒店里。球队里任何一个人有事找他，他都热心地跑前跑后。健力宝球员羡慕地说：“这还得说是人家台湾媳妇懂事，这要是我们大陆的女孩，这么多天不回家早急了。”

　　平时阿维很少与这些搞足球的朋友们谈起自己的球队，但直到那天，健力宝的球员们与阿维的球队比赛时，大家才知道这个当年的翻译现在有多厉害。五人制的室内比赛，阿维的球队竟然战胜了健力宝队这批前职业球员。朱继征也是五人制粤超的推广者，看了阿维球队的表现后说：“你这支俱乐部如果去中国打比赛，所有的室内女子球队和你们至少有10个球以上的差距。如果有机会希望你能带队到广东来打打女子五人制比赛。”

　　欢聚有多快乐，分手就有多痛苦。健力宝队离开巴西的那天已经是午夜，阿维坚持把大家送上大巴之后再离开，所有人都上车之后，大家发现阿维背过了身，他在悄悄擦去自己眼角的泪水。

　　健力宝的队员们已经为阿维计划好了他下次再回国的行程，北京、广州、大连、沈阳、长春、武汉……每一个有健力宝球员的城市都是他的必经之地。姜涛说：“这么多年来，大家都认阿维，因为我们觉得他和我们之间的感情非常单纯，没有任何目的性。我们越走进社会，就觉得这样的感情难得。”

　　记者赵震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