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人之变

　　先民们的天真烂漫和心无杂念，如同狂风暴雨过后的天空，高远而纯净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反观明清近六百年的诗坛，没有一点真性情，甚至没有一个真表情

　　春秋士人每以君王的师友自居，将自己所学之“道”凌驾于权势之上。合则留，不合则去。这一点，以儒家最为突出。孔子周游列国，不留恋高官厚禄，不屈服于任何政治权威，只为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他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孟子则远比孔子更锋芒毕露。孟子性格外向，感情丰富，行事张扬。他自负到公然宣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他特别强调精神的自由和人格的独立，与国君交谈之际，也毫无奴颜媚态：“说大人，则藐之，勿视之巍巍然”。

　　秦汉以下，虽然在世俗层面，士人们遵守权力秩序，但是在精神层面，他们中的许多人却以“圣人”自期，追求“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保持着一定程度的人格独立。汉光武帝刘秀的同学严光，曾出山帮助刘秀取得天下，刘秀登基后想召他做官，他不肯接受，隐居富春山耕钓自娱。

　　及至唐代，虽然唐太宗继承隋朝发明的使天下英雄尽入我毂的办法，但是李白仍然可以做他的帝师梦，希望自己能在“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洲”，逃离权力的控制。历朝历代，都有人选择以“隐士”这个高洁的姿态终老一生。

　　及至明朝朱元璋时代，士人们做隐士的自由首次被剥夺。朱元璋不能容忍在他至高无上的皇权之下存在个人的高傲，认为拒绝为他服务的士人必定是看不起他。他发布命令：“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

　　在这道前无古人的“寰中士大夫不为所用律”下，苏州才人姚润、王谟因征诏不至，被朱元璋斩首、抄家。贵溪儒士夏伯启叔侄把左手大指剁去，以示不肯出山做官，被朱元璋 “枭令，籍没其家”。

　　到了清代，儒生出身的大臣们更被驯化得百炼钢成绕指柔。历代王朝莫不要求大臣们成为有操守的名臣，然而清代帝王却首次提出，一个大臣不应该追求成为名臣，因为过于坚守道德原则，也会影响他们为皇帝服务的忠诚之心。比如，乾隆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理论：“奸臣”固然并非国家幸事，“名臣”的出现其实也不是什么好事。国家只需唯命是从办事敏捷的奴才。所以，清代那些饱读四书五经的大臣们几乎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无思想无操守，除功名利禄外无所追求。

　　文学作品中反映出的精神面貌可为例证之一。

　　《诗经》里面有许多篇章，大胆地描写爱情。例如《诗经》的《野有死麇》：

　　野有死，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

　　林有朴，野有死鹿。白茅纯束，有女如玉。

　　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兮，无使也吠。

　　意思是有个猎人在野外打死了小鹿，用白色的茅草把它包好，用来作为献给少女的礼物。一个少女对他动情，他就趁机挑逗她。最后三句很生动地表现出那个少女和猎人一起走向密林深处的心情：轻轻地走，慢慢地走，不要急躁，不要碰我腰间的围裙，不要惹那黄狗吓人地汪汪叫。

　　这首诗不直接写性，只是描写两人向林中深处走去的心情，多么含蓄，多么自然健康！先民们的天真烂漫和心无杂念，如同狂风暴雨过后的天空，高远而纯净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反观明清近六百年的诗坛，没有一点真性情，甚至没有一个真表情，除了纳兰容若外，居然没再产生一个有影响的诗人。

　　张宏杰：

　　清华大学博士后，著有《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