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振华领衔一正八副

　　历经10年，第三届足代会将于21日召开，大会1月21至22日在香河基地举行。本次会议的与会人员包括中国足协执委会成员、47个省区市及行业足球协会负责人、足球职业联赛理事会执委会成员、16家中超俱乐部和16家中甲俱乐部的代表、中国足球学校、中国大学生体育联合会和中学生足协等单位的代表及特邀人士。届时，总局及相关司局负责同志也将到会指导工作。

　　足代会21日的一项重要日程，就是选举足协主席和副主席以及新的执委，会议前，总局会同足协初拟了新一届的足代会班子，将交由大会“选举”通过，其中足协主席将由蔡振华担任，副主席人数从22人缩减到8人，容志行和张吉龙继续留任足协副主席。

　　在总局领导分工中，蔡振华副局长分管足球项目，他是在2010年9月开始接替退休的原主管足球的副局长崔大林接管足球项目的，同时他还分管篮球、排球、羽毛球和乒乓球等项目，当初上级领导“希望他能把管乒乓球的成功经验移植到足球上来”。自中国足协成立以来，共有黄中、李凤楼、年维泗、袁伟民四人担任中国足协主席，蔡振华将成为第五位足协主席。

　　近年来足球项目得到了上级以及各界的高度重视，为了做好足球工作，蔡振华还曾到青岛、杭州、成都和近邻日本进行调研，观看国足赛事等等，为此总局还把篮球等项目转移到其他副局长身上，为蔡振华“减负”，这也显示出总局安排蔡振华管理足球项目是一项长远规划。

　　总局和足协确定了8个副主席名额，分别是张剑、魏吉祥、于洪臣、林晓华、张吉龙、容志行以及公安部和教育部官员各一名，张吉龙和容志行都是2003年足代会选出的足协副主席，准确地说他们这次属于连任。另外还确定了13位执委，除了主席和副主席外，还包括4名各省市足协负责人。韦迪不再担任足协副主席和秘书长一职，另外主管财务的副主席林晓华有望担任司库。

　　在2003年足代会上，“选举”出来的22名副主席中，其中过半数都已经因退休、或调任等各种原因远离足球，这次将有超过11名副主席“离任”。足协也有意将向他们颁发特别贡献奖，以表彰他们在上一任期内对中国足协作出的贡献。

　　为了做好足协与各地省市体育局的协调工作，在2003年选举出的22名副主席中，除王钧、杨贵仁、吴明山、阎世铎、王俊生、薛立、南勇、张吉龙、杨一民等9名体育总局、教育部、公部、足协领导外，孙康林、金国祥等其他13名副主席均由各省市体育局主要负责人担任，这对足协工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些重点地区的省市体育局领导都对足协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在承办赛事、青少年培养、联赛组织等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不过，北京体育局孙康林、陕西省体育局李明华、广东体育局杨迺军、广州体育局刘江南、上海体育局金国祥、山东体育局于学田、湖北体育局肖爱山、四川体育局肖阳宗、大连体育局辛德智、天津体育局黄东生、重庆体育局段杰等足协副主席均已退休，因而离职。

　　其实足协作为独立的社会团体法人，并无对副主席一职有明确数量上的规定，国际足联对各会员协会副主席数量同样没有硬性规定，但是为了更好地精简机构，提高效率，为此减少了协会副主席的数量，由22人减少到8人。韦迪2012年2月份刚刚当选主席副主席和秘书长一职，但是2013年年初他从足管中心调离到汽摩中心，他仅仅在任12个月，是历届主席副主席和秘书长在任时间最短的。

　　张吉龙和容志行在2003年就当选主席副主席，当时张吉龙时任足管中心副主任，容志行则是深圳体育局局长，这次连任也是必然，两人均已从各自岗位上退休，符合中国足协社团的要求，而且两人在足球圈内都有很高威望。有意思的是，在本次足代会的工作报告第三部分还专门提到“志行风格”，文中“大力倡导为国争光、无私奉献、科学求实、遵纪守法、团结协作、顽强拼搏的中华体育精神，倡导中国足球的志行风格”，以此对足球队伍建设和行业管理提出希望。

　　大会日程安排是21日、22日上午分别召开会员代表大会，会上将审议并表决《中国足球协会章程》。新的《中国足协协会章程》目前已经经过国际足联审定——按照国际足联要求，各会员协会的章程必须事先经过国际足联章程审定。

　　另外还将通过 《中国足球协会工作报告》，讨论《中国足球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产生中国足球协会新一届领导机构成员；21日下午，与会代表将就大会相关议题进行分组讨论；按照日程安排还会在20日报到当天晚上召开中国足协新一届执委会会议。

　　记者贾蕾仕北京报道

　　十年坠落

　　尽管中国足协官网称这次将举办“第十届中国足球协会会员大会”，但严格来说，21日开幕的这届足代会其实是第三届足代会。

　　中国足协在1955年便宣告成立，但第一届足代会直到改革开放后的1979年11月才召开，这可以理解，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从第一届足代会到第二届足代会，期间整整历时24年，直到2003年8月第二届足代会才正式召开。如今，一晃十年又过去了，中国经济更是成长为世界第二，第三届足代会才历经磨难姗姗来迟。

　　十年间，中国足协主席的名字仍旧是袁伟民，尽管他早已经淡出多年，而中国足球真正的掌门人四次易位，五位掌门人阎世铎、谢亚龙、南勇、韦迪和张剑都用增补的方式挂一个副主席的名头，真正行使权利的身份仍旧是足管中心主任——这个官员头衔。

　　十年间，中国职业联赛披上了一件叫做中超的美丽外衣，但中国足球却处于全线溃败的尴尬中，并引发了反赌扫黑的风暴。一次清洗之后，恒大的异军突起，刺激了中国足球重现繁荣迹象，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足球就能够全面进步。这一切，都让球迷给予这届足代会有所期待：除了让去年入主的张剑、魏吉祥等获得合法地位外，中国足球发展的顶层设计必须全面展开，如此，失去的10年才有望在未来追回。

　　2000年4月，阎世铎出任足管中心主任，2003年第二届足代会，他终于“名正言顺”。那一年，也是甲A末年，第二年，阎世铎把甲A变成了中超，但中国职业联赛却换汤不换药。阎世铎错过了2002到2003的扫黑风暴，中超由此成为假球、黑哨和赌球的温床，同时，中国足球尽管闯进了世界杯，但“奥运战略”也始于他，而兴于谢亚龙。

　　阎世铎算是全身而退，谢亚龙则身陷囹圄，从2005年2月到2008年9月，谢亚龙干的唯一一件事情便是把中国足球全面纳入“奥运战略”：联赛跌入深渊，国家队被放置一边，反赌扫黑审判的是谢亚龙的受贿，但对于中国球迷来说，真正的审判是他对中国职业联赛的伤害。

　　2009年1月，南勇执掌中国足球，他审时度势倡导让足球回归本职——重视职业联赛，重视国家队，也有了青训的规划。但在历史的洪流面前，他上任仅仅一年便被卷入反赌扫黑，他不是中国足球的罪人，只是中国足球罪恶的一个牺牲品。在罪恶的年代，又有几人能够独善其身呢？

　　从2010年1月到2013年1月，3年间，韦迪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擦屁股，配合反赌扫黑清算中国足球曾经的罪恶，第二件事情是以联赛和国家队为突破口，试图振兴中国足球。他成功了一半：联赛逐渐步入正轨，他失败了一半：国家队一如既往地糟烂。评价韦迪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我们需要给他一些掌声，但我们更多地是叹息：一个局外人想在三年的时间中实现突破，确实很难，但至少他努力过，包括青训方面的努力，他落寞离去的身影，写满的仍旧是历史留下的包袱，以及新旧交替时种种乱象。

　　2013年1月25日，张剑出任足管中心主任，如今即将年满一年。这似乎是一个很容易被遗忘的名字，他的所作所为更像是“无为而治”，唯一让人欣慰的是，所有中国足球人在过去的一年都很努力，其中以恒大夺取亚冠冠军为标志。但这一年，有三点让人警惕：其一，2013赛季收尾阶段中超联赛的乱象乍现，但中国足协毫无作为；其二，国字号建设仍旧没有一个系统明确的规划；其三，自主的青训蓬勃发展，但中国足协的顶层设计仍旧没有完善，和教育系统的协调仍旧没有真正的成果。

　　这三点让人警惕的地方，恰恰也是这届足代会需要解决的问题，尤其是中国青训体系的规划和顶层设计更是重中之重。或许，短短两天的会议不足以解决这个根本性的问题，但我们期待的是，从这两天开始，所有的中国足球人，中国足球新一届的领导班子，都应该以青训体系的真正改革为突破口。

　　让中国足球回归到真正的足球，是我们对这届足代会最殷切的期盼。

　　记者陈永评述

　　郎效农 谏言三措施

　　去年年底结束与河南建业的合作，有中超之父之称的郎效农回到了北京休息，经过几年在俱乐部的实践，郎效农对本届足代会寄予厚望，在足代会召开前，他专门拟了一份意见书，发给中国足协相关部门，包括改革中国足协管理体制、实施中超公司对中超联赛的全面管理以及搭建中国足球联赛体系等三个方面的建议，希望在本届足代会上得到重视。

　　首先，郎效农认为，中国足协管理体制必须改革，因为现在的中国足协具体管理和业务实质上被总局足管中心取而代之，但足球协会应该按照章程办事，由中国足协会员代表大会决策，“现在的管理体制和决策机制，既失去了代表性、普遍性、科学性和权威性，也失去了民主协商、民主决策的程序，有悖于法制化、民主化的进程。”而且，“行政权利的过分集中，使一些人无所不管、无所不能，为权力寻租和滋生腐败提供了土壤，以行政管理的方式，管理已经高度社会化、市场化的足球运动，本来就不相适应。”

　　郎效农表示，“中国足协管理中国足球运动是遵循国际足联的规定和国际足球发展的共同规律，也是适应我国足球运动社会化、市场化发展的现实需要。”当然，“国家体育总局对其进行的切实的指导和监督也尤为重要。”

　　在中超公司对中超联赛进行管理上，郎效农认为这是职业联赛“管办分离”的重要一步。他表示，现在的职业联赛理事会“看不出所谓管办分离的任何影子”，特别是职业联赛理事会管理中超公司上，让郎效农觉得不合理也不合法，“一个不具法人地位、也无行政所属或产权关系的理事会，却要指导企业法人的中超公司运作，还要中超公司给理事会工作人员列编和发放工资、承担庞杂的理事会的一切开销，有悖公司法。”

　　国外职业联盟在其国家足协的授权下，组织、管理和经营职业联赛，郎效农认为，这样的职业联盟，管办分明、成员简单，主体突出，责权明确，我们也应该让“中超公司来管理中超联赛”。

　　在搭建联赛体系的第三个建议中，郎效农希望大力推广、逐步健全“从全国各级职业联赛到省市、地市甚至区县各层成年及青少年业余联赛的完整的全国足球竞赛体系”，拉动足球各类人才、场地设施和市场的适应性发展，从而奠定中国足球长远发展的坚实基础。郎效农表示，这是中国足球发展的根本。

　　记者贾蕾仕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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