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有性别的太阳

　　每个时代都有时尚。

　　我的少年时代是一个讲成份和阶级的时代，把人划成两个阶级：革命和反革命；分成了两种颜色：红色和黑类。黑类又细分为五类，即“地富反坏右”，俗称“黑五类”。这黑五类中我们一家占了两类：右派和地主。右派是我父亲，地主是我外公。两顶黑帽子，是两座黑压压的大山，压在头顶，压得全家人都直不起腰，受尽屈辱和伤害。

　　我上学的记忆就是从被污辱开始的。记得那是一个下雪天，老师出去看雪了，我们在教室里自习；雪花从窗户里飘进来，落在临窗而坐的我的脖子里。我下意识地缩紧了脖子，起身想去关窗户，刚好被从外面赏完雪回来的老师撞见。老师走到我面前，问我要干吗。我说雪飘进了我脖子，我想关窗户。老师问我是不是冷了，我说是的。

　　老师说：你头上戴了两顶大黑帽还怕冷啊。

　　狗日的！

　　这就是那个时代！

　　老师都是如此，更何况少不更事的同学。所以，我不喜欢上学，因为上学对我就意味着受辱挨欺。都说学校是育人的，教人以美德，授人以知识。但我的感受并不尽然。

　　我小学到初中，喊过的老师至少十几个，但真正温暖过我的只有两个：一男一女，男的叫蒋关仁，女的叫王玲娟。王老师是知青，胖胖的，演过沙奶奶。蒋老师是个仁义的人——像他的名字一样，上课不用教鞭（全校唯有他），高个子，篮球打得很好。

　　十几个老师，只有两个似乎是少了些。但够了，因为他们代表着善良、正直、仁义和爱，是可以以一当十的。每次我受了欺负，赖在家里不去上学（这像一种慢性病，一年里总要犯个一两次），父亲和母亲会用两种截然不一的方式来催赶我去上学。父亲是动武，用竹条抽打我，粗暴地赶我去；母亲是搬救兵，把王老师和薛老师搬出来说教，有时还直接把人搬回家，现场带走。父亲的方式其实往往是把事情弄得更复杂，我经常是人走了，但又不去学校，而是找一个墙角或去祠堂里躲起来，等放学了才回家，制造一个上学的假象。

　　假的真不了。王老师（她是班主任）看我一天没去上学，晚上笃定要来我家问原因，一问真相大白。所以，从结果看父亲似乎在用另一种方式把爱我的老师请进家门。当然，老师登门了，学校的大门又向我敞开了。

　　小学五年半，我最深的记忆就是这种再三的逃学、劝学，大门关了，又开了；开了，又关了。就这样反反复复的，反复中我一再尝到被欺辱的苦头，也一再品到被宠爱的甜头。

　　蒋老师，王老师，一男一女，一高一矮，像一对天使，像一个完美的世界，存放在我心的最深处、最暖处。他们使20年前的我留下了一首诗—

　　我心里有阳光

　　来自两个有性别的太阳

　　一个是男的，一个是女的

　　很拙劣的，但很真实，是少年的我最真切的记忆和感动。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这两位“天使”的爱，我的少年，包括青年，包括现在，会丢失多少崇高、美好的情感和力量。一个人心里如果没有足够的崇高和美好的情感，即使成了才，当了王，也将是狰狞可怖的——因为他不会向世界表达崇高和美好。

　　麦家

　　（朱清摘自花城出版社《非虚构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