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北京的冬天

　　有时候，人会因为一两个微不足道的美好暗暗渴望一个巨大的负面，比如因为想有机会用一下图案撩骚的Zippo打火机而渴望抽烟，比如因为一头长发而舍不得一个“三观”凌乱的悍妇，比如因为一个火炉而期待北京一个漫长而寒冷的冬天。

　　我怕冷，我把我怕冷的原因归结于我从父亲那边遗传的基因。我老爸生在印尼，长到18岁才回国，18岁前没穿过长裤，更别说秋裤了。北京夏天最热的时候，我老爸带我去龙潭湖游野泳，我下水没几分钟，上来，面朝下最大面积地平摊在水泥湖岸，后背最大面积地接受阳光，两瓣小屁股还是冷得筛糠一样颤抖，仿佛一条刚从湖里打上来的大鱼。

　　记忆里北京的冬天漫长而寒冷，每个人穿着同一个颜色和式样的衣服，像是一个个丑陋的柜子在街上被搬来搬去，树枝里面包着的春花和女人衣服里包着的奶光似乎永远不绽放。北京漫长的冬天里唯一的喜庆颜色是“两白一黑”，“一白”是白菜，北京冬天的主菜，通常的习惯是买半屋子，吃整整一个冬天，醋溜、清炒、乱炖、包饺子、包包子、包馅饼，百千万种变化，不变的是白菜还是白菜。另“一白”是白薯，北京冬天唯一的甜点，买两麻袋，吃整整一个冬天。“一黑”是蜂窝煤，堆在门前院后，那时候北京大面积的没有市政供暖，整整一个冬天的温暖得意就靠它了。

　　我常常因为烧蜂窝煤的火炉而想念那时候北京的冬天。

　　伺候火炉是个有一定技术含量的活儿，这个技艺由老爸掌握。炉子安放到屋子一个角落，烟囱先向房顶再向一面墙蜿蜒而过，最终探出屋外。烟囱在屋外的一端要安个罩子，防雪防尘。烟囱在屋里的一段要逐节密封好，否则一觉醒来，一家已经在天堂。为了伺候炉火，老爸自制了很多钢铁工具，夹煤的、捅煤的、掏灰的、钩火炉盖儿的，其中捅煤的钎子常常被我们拿去滑冰车用，总丢，老爸总是做多几个放着备用。蜂窝煤似乎有两种，一种是主流，数量多，含煤少；一种数量少，含煤多，贵，用来引火，先放在煤气炉子上烧着，然后放进火炉最底层，最后再放上普通蜂窝煤。蜂窝煤烧尽，要从下面捅碎，煤灰随重力落到炉底，用煤铲掏走，再从炉子上面加一块新煤。最考技术的时候是临睡前封炉子，留多大进气口是个手艺，留大了，封的煤前半夜就被烧没了，下半夜全家被冻醒；留小了，不热，一夜全家受冻，加上蜂窝煤的煤质不稳定，留多少更难控制。老爸的解决办法是半夜起来一次，我睡觉轻，常常听见，他摸黑穿拖鞋声，因为长期吸烟的几声暗咳声，吐一口痰声，喝一口水声，铁钩子拉开炉盖儿声，铁钩子合上炉盖儿声，撒尿声，脱鞋再上床声。

　　我对于伺候火炉的兴趣不大，但是对于炉火的兴趣很大。炉火当然能烤火，而且炉火比空调好很多，不硬吹热风，而是慢慢做热交换和热辐射，暖得非常柔和。从脆冷的屋外进来，把千斤厚的棉衣一脱，一屁股坐在炉火旁边的马扎上，面对炉火，像拥抱一个终于有机会可以拥抱的女神一样，伸出双臂，敞开胸怀，但是又不能又不敢抱紧，哪怕不抱紧，很快身心也感到非常温暖。然后，倒转身，挺直腰板，让炉火女神再温暖自己的后背、后腿和屁股。炉火还能烤食物，白薯、汤、粥、馒头片。晚上看书累了、饿了，贴炉壁一面的烤白薯和烤好的抹上酱豆腐的馒头片都是人间美味，胜过天上无数。遇到周末，改善生活，放上一口薄铝锅，炉火还能当火锅。火锅神奇的地方是，已经吃得不能再烦的白菜、酸菜、豆腐、土豆放到里面，几个沉浮，忽然变得好吃得认不出来了，围坐在周围的家人也开始和平时不一样了，老妈转身去橱柜拿酒，老姐望着炉火，眼神飘忽，老哥热得撩起裤子、撩起秋裤，腿毛飘忽，老爸开始小声哼唱十八岁前学会的歌曲。窗外天全黑了，借着路灯光看到小雪，在窗子的范围里，一会儿左飘，一会儿右飘。

　　后来，住处有了市政集中供暖，老爸还是习惯性半夜起来一次，我睡觉轻，还是听见，他摸黑穿拖鞋声，因为长期吸烟的几声暗咳声，吐一口痰声，喝一口水声，撒尿声，脱鞋再上床声。我背诵最早和最熟的唐诗之一是白居易的《问刘十九》：“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老爸天生酒精过敏，滴酒不沾，但是每到冷天，每到夜晚，每到想喝口小酒，我每每闭着眼听到老爸像老猫一样爬起来，去照看那早已经不存在了的炉火。

　　冯唐

　　（郝向旭摘自《GQ智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