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拿捏人情与制度？不少为官者遇到这样的两难选择时，总觉得不知如何面对。
唐贞观三年（629年），濮州刺史庞相寿犯了贪贿罪，受到免职处分，并追还赃款。为了保住官职，庞相寿向唐太宗李世民写了一封信，据史书记载：“庞相寿自陈幕府之旧”，哀求太宗念在“故旧”的情分上予以宽恕。原来，庞相寿打出了“老下属”这张亲情牌，心想自己犯了法，皇上自然会网开一面的。李世民看了庞相寿的上书后，禁不住“深矜之”，决定只给庞相寿一个很轻的处分，官还继续让他做。
这事被那个敢于直言的魏征听说了，他觉得皇上这样处理无异于纵容犯法，于是直言相谏：庞相寿为人“猥滥”，贪婪卑鄙，远近闻名，可说是罪不可恕。现在陛下因为顾念“故旧私情”，不仅赦免了他的“贪浊”之罪，又加以重赏，还让他官复原职，这样做无助于他弃恶从善，重新做人。况且，过去秦王府故旧熟人很多，如果这些人犯了法，都依仗与陛下有私情而受到庇护，那么只会使贪鄙者得意，为善者害怕，社会怎得太平安宁？
李世民被魏征这么一谏，知道自己有错，于是召见庞相寿说：“我昔日为秦王，自然要为王府做主；现在我是皇帝，已是天下之主，既为天下之主，就不能‘偏与一府恩泽’，专凭私情来照顾你这个王府老部下了。”后来李世民给了庞相寿一些补偿金让他离职，回家养老了。
贵为天子，既能做到讲人情，更能守制度，实在是难能可贵。也许恰恰是这种对于制度的敬畏，让李世民实现了“贞观之治”。
《后汉书》中记载了一段关于苏章的故事。苏章是东汉的一名官吏，有一年，朝廷任命他为冀州刺史，上任后，他到各地巡行，考核官吏的治绩。考察到清河时，发现清河百业凋敝，民不聊生。见刺史来了，百姓都纷纷告状，所告的对象都是清河太守，告他强占民田，贪赃枉法。苏章暗中派人进行了查访，掌握了清河太守的大量罪证。按理说，既然证据确凿，下一步就应该把清河太守抓起来审判了，但苏章没有立即行动，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清河太守是他的老朋友。但苏章是一个正直的官员，他容不得手下的官吏为非作歹，尽管对方是自己多年的至交。一日，苏章在家中预备了好酒好菜，把清河太守请来，两人把酒言欢，叙说多年的友情，兴致极高。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苏章对太守说：“今天夜里，我之所以同你一起喝酒，是因为我们之间的私人感情很好啊！明天，在公堂上，我身为冀州刺史，要考核你的政绩，那就是公事了啊！”太守也没听出弦外之音，随声附和了几句，两人继续喝酒。没想到第二天，苏章就派人将太守抓了起来。苏章令人宣布了太守的罪状，不容太守多说，便将他押进了大牢，为当地除了一害。
这两个故事的主人公，一个是贵为九五之尊的皇帝，一个是封建官吏，他们在人情与制度面前，都讲了人情，一个是给了老部下一些赏赐，让他的晚年生活有了基本的保障；一个是请老朋友喝酒，送老朋友最后一程。他们讲究私情，但没有忘记制度。李世民对于老部下选择了“关后门”，而苏章对老友选择了毫不留情地执法。两个人公私分明的处世哲学，值得后人回味。
罗日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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