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生命换房值不值？90后房奴过劳死

　　为父母分忧，大专毕业生跳槽外企

　　1990年，李哲出生于安徽省安庆市怀宁县公岭镇一个贫苦农家，父亲李永启和母亲查玉兰皆为农民。为了赚钱养家，李哲两岁那年，父母便双双去外地打工，将年幼的李哲交给外公外婆照顾。每年只有在春节时，李哲才能与父母团聚。

　　由两位老人拉扯大的李哲本分老实，是个听话的乖孩子。2007年9月，李哲高中毕业后，考入安庆理工学校五年制大专班就读。

　　2009年春节，李哲的父母从杭州回老家过年，一家人团聚闲聊，谈到李哲找对象的话题，李哲的母亲叹了口气：“唉，现在的女孩找对象都要看男方的家庭条件怎样，有没有房子车子。我们家这么穷，哪个女孩看得上呀？”

　　这句话似乎提醒了李哲的小姨，她建议李哲的父母在安庆给李哲买一套房子。可是在安庆买一套房少说也得二三十万，以他们夫妻俩的积蓄，就是砸锅卖铁也买不起。李哲的小姨劝道：“房价一年比一年高，你们现在不想办法买一套，以后就更买不起了。”李哲的舅舅也支持这个提议：“是啊，你们可以先付30%的首付，其余的找银行贷款，以后再慢慢还。”

　　考虑到儿子毕业后要在城里找工作，娶妻生子，肯定得有一套自己的房子。思来想去，几个月后，李哲的父母在李哲小姨所居住的小区购买了一套110多平米的房子，总价30多万，首付10万。李哲的父母拿出所有积蓄，又找李哲的小姨和舅舅借了几万元，用按揭的方式买了下来。

　　2012年交房后，李哲的小姨受李哲父母的委托，请装修队对新房进行了简单的装修，随后购置了一些家居用品，又花费了好几万。为了这套房，李哲的父母不仅欠了亲戚近10万元债务，还欠下银行20万房贷，每月雷打不动地要还银行1700元。为了还债，他们打算趁还干得动，再打几年工。同时，他们也希望儿子快点毕业工作，为他们减轻压力。

　　2012年初，即将大专毕业的李哲在学校的安排下，前往上海一家企业实习。上海这座国际大都市的繁华景象深深吸引了李哲，毕业后，他决心在上海求职，费尽周折才在一家企业找到了工作。然而，一千多元的工资除了每月租房和吃饭外，根本没有一点节余。想着父母购房欠下的债务，还有每个月1700元的房贷，他忧心忡忡。

　　2012年10月，李哲从表哥那里得知，安庆市环新集团下属的谢德尔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年底将要招聘一批技术工人。这是一家中德合资企业，工资待遇在安庆当地算是比较好的。表哥觉得李哲具备专业知识技能，劝他回安庆应聘，李哲便听从表哥的建议，回到安庆，顺利地进入了谢德尔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房贷压力大，再苦再累也不敢轻言辞职

　　进入公司后，李哲被安排在模床车间。他的工作是磨削汽车弹簧，即把一个个重约20克的弹簧放进磨具中，让机器自动打磨。这个工作必须一直站在模床边进行，一干就是四个小时。工作期间，除了上厕所，中途严禁外出。午休时间也只够吃个盒饭。因为业务量大，人手不足，还要经常加班，加班两到四个小时是家常便饭。虽然每周有一天休假，但忙的时候一个月也只能休息一天，而且经常要上夜班。高强度的工作让李哲总是累得四肢酸痛，浑身像散了架一样。

　　虽然第一个月就拿到3000多元的高工资，李哲有了坚持的动力，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感到身体越来越吃不消，于是萌生了换个工作的念头。为此，他专门打电话征求父母的意见。父母劝道：“儿子，还是克服困难好好干吧，毕竟一个月有三千多元收入。如果辞职找别的工作，哪能挣这么多钱呢？挣不到钱，咱家的房贷怎么还？”

　　李哲觉得父母说的有道理，只得暂时打消了辞职的念头。

　　2012年年末，当父母从杭州回家过春节时，身心疲惫的李哲再次表示，还是想换个工作。但听着父母挂在嘴边的房贷和欠债，看着父母期盼的眼神，李哲又沉默了。

　　2013年春节过后，李哲重新回到工作岗位，无奈地继续着自己的工作。由于跟小姨住在同一个小区，下班后李哲经常去小姨家吃饭，有时也会在小姨面前抱怨工作太累。有一次，他央求小姨做父母的思想工作，让他们允许他辞职，可小姨不但没答应，还批评了他一通。

　　进入6月，气温猛地上蹿，而车间没有安装空调，室内气温比室外更高，站在车床边磨弹簧的工人们个个热得大汗淋漓。6月10日，李哲去小姨家中吃饭，再次央求道：“这几天持续高温，我实在受不了了，您帮我劝劝我爸妈，准许我辞职吧。”小姨劝他：“能吃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你这么年轻，又有文凭，好好干，说不定以后在厂里会有好前途！”李哲不以为然：“这样干下去，说不定哪天就累死了，还指望什么好前途？”小姨说：“别瞎扯了，看你这大高个，身强力壮，哪能累死？不过，这几天实在太热了，你要注意休息。”

　　“累死”一语成谶，失独父母悲痛欲绝

　　6月14日，同学朱亚琨来电，说几个同学约了一起吃晚饭，要李哲也去。刚下班的李哲本来已经很疲惫，但又不想失约，匆匆赶去见了同学。大家看他头发蓬乱，满脸憔悴，话也不愿多说，问他是不是生病了。他说：“生病倒是没有，就是太累了，双休日也不能休息，感觉可能会累死。”

　　经过两天的加班，李哲感到心力憔悴，周日晚上回家后倒头就睡。周一早上，他硬撑着从床上爬起来。那天是6月17日，安庆最高气温34.2℃，最低气温31.1℃。车间里像个热气腾腾的大蒸笼，忙着赶活的工人们个个满头大汗，工作服都能拧出水来。下午，李哲感觉呼吸困难，突然眼前一黑栽倒在地。同事连忙将他扶到一边，掐他的人中。在工友的照顾下，他渐渐苏醒过来，随后向车间主任请假回家，但遭到主任的拒绝：“今天这批货急等着发出去，现在人手本来就少，你还是坚持一下吧。”

　　晚上8点多，李哲打卡离厂，大约9点到家。刚到家，小姨便打来电话，问他吃过晚饭没有。李哲说已经吃过了，随后告诉她下午中暑的事。小姨焦急地问他现在感觉怎样，得到他已经没事了的答复，连忙说：“那你早点休息！”随后，李哲又与母亲通了10多分钟的电话。母亲听儿子说话有气无力的，担心地问了一句，他说：“没事，有点累了。”

　　6月18日早上，车间主任见李哲没来上班，便拨打了他的电话，但手机无人接听。上午8点多，李哲的小姨来到他独自居住的家中，用钥匙打开门后，发现窗户紧闭，李哲躺在床上吹着电扇，单腿弯曲，手机拿在手上。小姨想，一定是太累了，就没有叫醒他，转身离开了。

　　中午1点左右，李哲的表哥去他家里拿东西，开门后却发现本该在上班的李哲睡在床上。他心中纳闷，叫了几声李哲的名字，但都没见回应，于是上前想推醒他，却怎么也推不醒。表哥顿感不妙，匆忙拨打了120和110。

　　过了一会儿，120赶到了。急救医生对李哲进行检查，发现李哲已经停止了呼吸。随后，辖区派出所的民警也来到现场。经过检查，判定其死亡时间为6至12小时左右，并排除了自杀和他杀的可能。

　　李哲的小姨和舅舅闻讯，都感到无比震惊和悲痛，李哲的小姨更是自责不已，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这个事实。她马上给李哲的母亲打电话，告诉她李哲“出了车祸”，李哲的母亲在电话那头焦急地询问到底有多严重，她哭着说：“你就别再问了，不管想什么办法赶快回来！”

　　李哲的父母花2000元包了一辆车从杭州连夜赶到安庆，当他们踏进家门，得知儿子已经离世，顿如五雷轰顶，一下子栽倒在房门前……

　　李哲的父亲承受不了失子之痛的打击，第二天便住进医院。李哲的母亲则变得神情恍惚，时而捶胸顿足地痛哭，“我儿子是活活累死的，当天他都中暑了，工厂还是强行要求他加班。”时而目光呆滞地喃喃自语，说是她害死了儿子，因为儿子曾多次对她说想辞职，她都极力阻止，没想到儿子真累死了……李哲的小姨也深感自责，因为就在几天前，李哲还求她给自己的父母做工作，让他们同意自己辞职，却被她骂了一顿……

　　在清理李哲的遗物时，家人发现一张他5月份的工资条，上面显示加班工资是1504元。按照谢德尔公司加班一小时10元计算，这意味着李哲一个月加班时间超过了150小时，是国家规定加班时间上限（每月平均不超过36小时）的4倍多。

　　李哲的家人认为李哲是活活累死的，他们与李哲生前工作的谢德尔公司交涉，希望为孩子的死讨要一个说法。可对方认为李哲的死与加班劳累无关，不肯赔偿，并表示如家属认为是加班劳累致死，必须拿出法医鉴定。

　　之后，双方达成协议，家属要求公安机关进行尸检查明死因，企业表示同意；待死因查明，如确与工作无关，在家属不再追究企业责任的前提下，企业从人道主义角度出发，给予一次性补偿15万，并在遗体火化后3日内支付；如与工作有关，则由家属通过法律程序追究企业责任。

　　7月31日，法医尸检报告终于出来了，在鉴定意见一栏中写着：李哲系心脏潜在性疾病发作导致心源性猝死，劳累等因素可以诱发其心脏潜在性疾病。

　　“李哲果然是累死的。”知道这个结果后，李哲的亲人们原本伤痛的心变得更加沉重，他们决定拿着李哲的尸检报告，找李哲生前工作的公司和相关部门讨要说法。但大观亭派出所只让李哲的亲属看了一眼，就将尸检报告收了起来，不让他们拿走。尽管尸检报告显示李哲是因劳累而死，但因为迟迟拿不到尸检报告，李哲的家人至今仍然无法通过法律程序追究企业的责任……

　　其实，无论李哲的父母最终能拿到多少赔偿，儿子那年轻鲜活的生命已经永远地逝去了。儿子的离开，带走了他们所有的希望和梦想，留给他们永远的遗憾和悲伤。

　　编后语：

　　当今社会的快节奏、高压力，让累死的劳动者群体在扩大。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网的一项调查显示，80%以上的企业存在员工经常加班的现象。而2012年10月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我国每年因过劳致死的人数高达60万，平均每天“过劳死”的人数为1600多人。这个惊人的数据让“过劳死”，尤其是青壮年“过劳死”现象，开始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李哲的累死或许有其身体方面的因素，却也暴露出劳动者权益生态的恶劣，反映了当下年轻人沉重的社会和经济负担。在这样高压的工作环境下，李哲仅仅是渴求父母准许他辞职。但高额的房贷堵住了他的“求生之路”，父母和亲人的不理解，掐断了他的最后一丝生机。

　　《劳动法》明确规定，国家实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的工时制度；用人单位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工作时间的，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的条件下延长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超过3小时，且每月不得超过36小时。然而，这两条法律规定正在被一些人漠视，等到“过劳死”的极端事件发生，已经为时太晚。

　　李哲的死，能否唤醒某些人的良心和社会责任？作为父母和亲人、朋友，我们能否给他们更多关爱和支持，让疲惫的心不再负累？这些无疑需要全社会的深度反思。

　　文/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