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富比的香港艺术空间开张近两年后,佳士得终于“按捺”不住,2月28日,佳士得香港艺廊举行了开幕仪式,并举办“美艺菁华”展。
曾任俏江南CEO、现任佳士得亚洲区总裁魏蔚说,这个艺廊肩负三个使命,“第一、第二是拍卖和展览,而第三个使命是让人人都可接触得到艺术和文化。我希望这个艺廊将来可以成为艺术品藏家、爱好者和公众交流的平台和沟通渠道”。
佳士得选择在这个时间开画廊,与中国市场强劲的表现分不开。2013年,佳士得全球总成交额约为71.3亿美元,较2012年同期增长14%,其中新买家占据了拍卖参与者的30%,新买家成交额占全球总成交额的22%。而中国买家非常抢眼,占据拍卖总参与人数的22%,较去年上升63%。佳士得想要更好地服务中国藏家,仅仅是一年两次拍卖显然是不够的,藏家们的收藏活动可不分季节。因此,私人洽购也逐渐成为拍卖行近年来的业务重点。一个落地的艺廊,则可以很好地解决场所的问题,拍卖行的运作空间瞬间提升。
“从买家的角度看,很多内地和亚洲区其他国家的客户常有到香港旅行、公务的机会,也想在这些节点上跟佳士得接触。从卖家的角度看,他们收了很好的顶级艺术品后,想拿出来交流展示,并在这个过程中进一步了解所收藏藏品的历史和故事。双方的需求让我们看到了建立这样一个平台的契机。”魏蔚也坦承,私人洽购是一定需要展示空间的,香港艺廊将承担起这一块的业务。据悉,佳士得今年内还计划在北京和上海开艺廊。
2012年苏富比香港艺术空间开幕时,苏富比亚洲区行政总裁程寿康曾说,这个投入700万美元、占地面积约为1.5万平方英尺(约1400平方米)的艺术空间是在为踏入中国市场铺路。“纵观亚洲拍卖成交额,中国内地买家在2004、2005年仅占4%,去年(2011)已增长至40%。外资拍卖行未容许在中国内地拍卖(注:2013年才正式开放),在这个大前提下,解决方法就是做艺术空间。内地藏家未必买西方展品,大多买中国瓷器、书画。”事实上,中国目前的政策并不允许外资企业在华拍卖中国文物。虽然苏富比比佳士得更早做艺术空间,但就中国市场而言,苏富比的运作能力与政府公关上明显比不上佳士得,在中国市场的发展略逊色一些。
从90年代开始,私人交易成为了两家拍卖行越来越重要的生意。2010年,私人洽购已经占到两家拍卖行100亿美元成交额的10%。就苏富比来说,2006年私人交易的贡献为3.3亿美元,4年后则上升到了4.5亿美元。佳士得则在4年内翻了一番。对买家来说,私人交易的好处是风险低、私密、竞争者少、位于幕后、个性化定制服务……拍卖行一直以专家、历史传承以及关系网著称,但批评者认为他们的影响力够广泛,但不够深入。随后,拍卖行便引入了专家可以通过私人销售获得返点的佣金制度,希望以此鼓励专家们更投入在私人销售上。不过曾任佳士得战后及当代艺术部门主任琵拉.奥多瓦斯却说,“拍卖行就是拍卖行,在拍卖上可谓精通,而做起内部销售来并不那么在行,所以我觉得是走的时候了。”奥多瓦斯离开佳士得后便加入了高古轩,此后又自己开了画廊。
拍卖行之间、拍卖行与画商之间的竞争开始了,下一步就是为这些私人销售提供专属空间。对拍卖行来说,扩展经营范围的疆界是发展需求使然的,更别说一级市场有着丰厚的利润。2011年,苏富比抢先在纽约曼哈顿的总部2楼开了一个画廊,名为S|2(即2楼的意思)。佳士得也紧随其后。
拍卖行设立艺术空间、艺廊等与画廊类似的展览空间,听起来很意外,但在艺术市场中,这样的事情已有好些年头了。传统划分是,画廊和拍卖行分属于一级和二级市场,应该界限明确。事实上,在香港之前,苏富比、佳士得都分别在纽约、伦敦等地开设了艺术空间、艺廊,且收购过一些画廊。
佳士得的CEO斯蒂文.墨菲(Steven Murphy)就不把一二级市场的界限当回事,它认为“画廊”这个词在市场中不过是个术语,“我总觉得应该更多地谈艺术,而不是市场营销。”这样的言论让老式学院派的画商们很着急,他们认为拍卖行过多地参与到私人交易中会导致市场倾斜,或造成市场泡沫。拍卖行关注的是怎样让一件艺术品卖到最高价,而画商却是相反的,他们一般只会把画卖给信任的买家,没有他们的允许,这些买家是不可以随意转卖画作的。
1996-1997年,苏富比收购了两家当代艺术画廊,不过都惨淡收场,一家很快关门了,一家则转售处理。2007年,佳士得收购了鹿腿画廊,属于当代艺术画廊。这个消息在当时也炸开了锅,特别是画商们担心其中的利益冲突:佳士得抢夺画廊的艺术家,最终垄断整个市场。这个收购事件最直接的负面结果是,鹿腿画廊被排除在参加巴塞尔艺术展和Frieze艺术展的名单外。
与国外艺术市场不同的是,中国的画廊市场并不成熟,相对于拍卖行来说非常弱势。佳士得艺廊进入内地市场,会对中国画廊带来哪些冲击?市场应对做出哪些挑战?这都是亟待思考与解决的问题。
文/本刊记者 邱月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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