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企业家的差距在哪里？

　　很早就想谈一谈中国企业家和美国企业家的差距问题，收集了不少资料，但又总感到思考的不成熟，一直拖到今天。本期我们编发了9位中、美企业家的小传，可以作为讨论这个问题的基础，思考得仍不够成熟，只能说，可以作为这个注定会引发多种思考的讨论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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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说一下研究方法。

　　我没有采用社会学和统计学的方法，比如选择多少个样本、设计多少种问卷、分析中美企业家的年龄、行业、受教育程度、收入等等，我觉得这种常见的研究方法，不仅没有把问题搞明白，反而会搞得更糊涂了。企业家是活生生的、有着自由意志的人，岂是任何一种固化的指标体系所能衡量得了的！

　　我用的方法非常简单，就是以自己这么长时间里感兴趣、予以关注的那十几位中美企业家为样本，分析那些自己感兴趣的问题。这种方法难免挂一漏万，不具有统计学上的意义，但是，可能更接近本质。

　　当然，这种方法也不是师出无名，佛家禅宗的“直指人心”，现象学大师胡塞尔的“本质直观”，“现象即本质”，庶可作为此种方法之哲学根据。

　　后面的企业家小传就是我们所选的部分样本，详细的内容文中均有，此处不赘述。本文是对这次比较之后的总结文章。所以，一上来就说结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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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企业家之间最根本的差别就在于靠什么挣钱和挣了钱怎么花这两个点上。因为按通常的理解，企业就是挣钱的机构，企业家最基本的职能就是挣钱，所以衡量企业家本事的大小就是挣钱的多少，而挣钱多少，在某种程度上是由靠什么手段挣钱决定的，造汽车的总比造自行车的挣钱多。当然，这也只是一种情况，有很多种不同的情况存在，比如在中国，可能养猪的比炼钢的挣的钱还多，所以，2012年就有消息说武汉钢铁公司投巨资去养猪。但是，总的来说还是工业比农业挣钱多，新兴产业比传统产业挣钱多。如果发生了逆转，比如养猪比炼钢挣钱多，种猕猴桃比造电脑挣钱多，就说明这个国家的市场观念和产业结构发生了问题，从而会导致停滞、甚至逆动，那就不是现代化而是反现代化，不是产业升级而是产业降级了，长此以往，必然带来整体上的倒退与落后，所以，需要进行产业政策的干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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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研究，我们发现，中美企业家之间最大的差别在于：美国企业家靠创造产品挣钱，中国企业家靠制造产品挣钱；美国企业家靠创造市场挣钱，中国企业家靠寻找市场挣钱。

　　盖茨创造出了Dos、windows、office软件，乔布斯创造出了苹果电脑和手机，休斯创造出了U-2高空高速侦察机，斯伦贝谢创造出测井仪等，实际上一切西方现代国家成功的企业家都如此。可反观中国的企业家：柳传志、任正非、史玉柱、马云、马化腾，他们创造出什么产品了呢？没有，他们只是在学习、在仿造、在山寨。

　　由于没有创造产品，所以，就享受不到创造产品所享有的超高利润。中国这些公司无论在营业额还是在利润率上，都无法和美国的公司相比。比如美国交互数字公司（IDC）是著名的无线技术开发和专利授权厂商，拥有无线通讯领域大量标准必要专利，通讯设备制造商在生产、销售通信设备时都必须获得该公司的许可。而这家公司对中国采取歧视政策，对华为、中兴等中国公司设定的费率高出对苹果、三星、诺基亚等其它国家公司的费率数倍乃至数十倍。2014年2月19日经过中方的各种努力，该公司承诺将废除对中国公司的歧视政策。它歧视中国当然不对，中国政府和公司与之斗争是应该的。但是，我们想一想，它为什么能歧视我w们？还不是因为人家拥有创新专利，就是它不采取歧视政策，照样挣大钱。你若有创新意识，搞搞自己的研发，何必去买人家的专利？

　　还有一个例子更能说明问题，据中青在线网2010年12月22日报导：“标有‘中国制造’的美国苹果公司的iPod播放器在发达国家市场的零售价是299美元，其中160美元为美国设计营销和零售企业所得，中国的组装厂仅赚取每台4美元的加工费，美国在华投资企业也通过中国国内市场销售和对美国市场的出口获得利益。当然，简单地认为中国经济仅在每台iPod上获得4美元加工费也是有失偏颇的，毕竟这些产品在中国加工生产的过程中还会为运输、税收等方面做出贡献，但是这种贡献的百分比也极其有限。”据央视2014年3月1日晚间《新闻30分》栏目中报导：“中国是iPhone手机全球最大的代工厂，出货量占80%以上，美国、日本和韩国都是iPhone手机技术和设计的提供方。然而全球卖出一部iPhone手机所赚到的利润，美国占了49.4%，日本占了34%，韩国占了13%，中国只占了3.6%。”

　　所谓市场，说到底就是买卖东西的地方，美国的企业家通过创造出前所未有的产品，让人们来购买，从而创造出新的市场；而中国的企业家只是在发现人们都去买某种产品了，再去想办法仿造，通过劣质低价的方式在既有市场中寻找自己的发展机会。

　　上述差距在企业文化上的表现同样明显：美国企业家们留下的是创造了新的产品、新的生活方式的自豪感；而中国企业家留下的是艰苦经营、一朝暴发的悲喜故事，这些悲喜故事在这个仍以中世纪思维为主体的国度里尚能激起潸然泪下的共鸣，但如果放眼全球，从人类现代化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来看，就是令人绝望的无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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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说花钱的方式，这里所说的花钱不是指个人生活消费，而是指企业家挣了钱后的投资，企业家花钱从本质上来说也是一种挣钱的方式。

　　如果说在第一个回合，中国企业家还能以自己家底薄、没有本钱创造产品作为借口的话，那么，现在，他们连这个借口都没了，因为他们已经挣了钱，可是令人沮丧的是，他们仍然不拿挣来的钱去创造新的产品，而是继续进行新的、更大规模的市场投机。

　　同样是投资，比尔盖茨投的是神经生物学，这是当今最前沿的科学领域之一，而柳传志投的是酿酒、种植这些最传统的行业（只不过用了个时髦名词，如现代农业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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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差别的根源是什么？有沉重的历史因素，有无法言说的体制原因，还有可以用作任何借口的文化传统原因，林林总总，数不胜数。然而，笔者觉得最关键的只有一种原因，就是中国企业家的价值取向问题。因为中国企业家群体的头脑仍停留在旧的、中世纪式的价值体系中不能自拔，他们最高的人生价值是挣钱后传给子孙，让子孙后代也过上“人上人”的日子，和千百年那些勤勤恳恳致富的地主一样。他们看到了西方企业家改造世界的美感，但是，不愿意为这种美感而花钱，而是在一个每天都会发生巨变的现代世界中，小心翼翼，克勤克俭地维护着自己好不容易挣来的那点儿钱。他们还没有西方企业家的发现能力和使命感，他们还没有觉悟到上天赋予他们的财富原本是一种公共性的资源，是用来促进人类群体文明发展的。

　　我不去指责沉重的历史，因为它已然落后，必须加以改变；我也不会诿过于体制，因为如果真正有了具有创造力的产品，体制也会为之改变；我更不愿意苛求随波逐流的庸众，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以这个社会最出色的成功人物为方向标的。

　　我知道自己的上述评价是在苛求中国的企业家，但是，只能苛求，因为这是历史潮流提出的要求。“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先知先觉的孙中山先生这话，说出的是铁一样的真理。我们希望中国那些众望所归的企业界领袖能树立起一个引导人们正确前进的方向，只有这些人改变了，社会、体制这一切才能随之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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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是不是中国人就没有创造新产品的能力呢？

　　当然不是。

　　在我们关于中国科学家的研究中，我们欣慰地发现，中国科学家拥有着卓越的创造能力，比如本期杂志我们所介绍的程不时先生、周先耀先生、陈怡枢先生。他们在当时的创造性丝毫不逊于世界上的同行，只是由于种种原因，抱憾终生；再比如我们上期介绍过的杜乐天先生、张景廉先生、李扬鉴先生等，他们原创性的石油成因学说，完全可以为破解我国的能源困局发挥作用，可至今仍寂寞无闻。

　　如果说改革开放前囿于体制很多科研设想不能变为现实，尚情有可原的话，那么今天，为何仍有那么多真正具有原创性发现的科学家被视而不见？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企业家难辞其咎。他们为什么不对这些项目投资呢？这些项目（比如无机成油论）也是能挣钱的，而且是能挣大钱的呀！我觉得有两个原因使他们对真正的科学成就视而不见。

　　一是根深蒂固的实用主义思维方式，他们只肯在别人证明已经挣了钱的项目上投资，而对未来可

　　能成功、也可能失败的项目敬而远之；二是自身文化上的致命缺陷，他们不具有识别一个产品是否

　　真的具有科学价值的能力。

　　当然，更深层次的还是价值观的问题，美国（西方）企业家所追求的终极价值是改变世界和创造世界，而中国企业家所追求的的终极价值是荣华富贵、光宗耀祖、荫庇子孙。所以，西方的企业家愿意、而且是只愿意在那些具有不确定性的、有可能将要改变世界未来的项目上投资；而中国企业家则认为那是扯淡的项目，直到人家把事儿做成了，才挖窟窿盗洞地削尖脑袋学习人家。

　　2013年10月30日，联想集团聘请美国电影《乔布斯传》中乔布斯的扮演者阿什顿.库彻作为他们集团的产品工程师，可能是价码太高，激动得库彻当场给杨元庆跪下。联想和苹果是同行，当乔布斯埋头创新时，联想正忙着收购IBM抛出的“过时货”（个人PC业务），联想用于收购的钱和乔布斯用于创新的钱大概差不多，那时的联想对乔布斯的创新狂想冷眼旁观、无动于衷。如今，当人家名满天下时，又表现得如此奴颜婢膝！你们是同行，识不得真神也就罢了，犯不上对一位扮演真神的假人顶礼膜拜啊！

　　这个例子典型地反映出了中国企业家、也是大多数中国人的思维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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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企业家普遍地蔑视思想、蔑视科学，在他们看来，不能挣钱的思想就不是思想，不能挣钱的科学就不是科学；反之，只要能挣钱的念头都是思想，都是智慧，只要能挣钱的手段都是科学。

　　引用一段《中国科学报》2013年10月8日第七版《柳传志在宁波材料所“传经布道”》报导中的一段：

　　这是宁波材料所盛况空前的一次报告会，500人的报告厅涌进800多名听众。宁波材料所所长、党委书记崔平介绍了柳传志从中国科学院的一名科技工作者成为一位举世瞩目和备受尊敬的商界领袖的不平凡经历。

　　“在座各位对创业感兴趣的，或将来可能创业的，请举手。”柳传志话音刚落，在座的科研人员有一大半举起了手。“看来今天我谈创业的话题是比较容易引起共鸣的。那么，科研和创业有什么不同？我先听听大家的看法。”

　　“科研就是发文章；创业就是要赚钱。”一名年轻的科研人员应声答道。

　　“讲的简单，却很精辟。”柳传志点评道，“我在科学院干了十几年，之所以不安分，一定要出来创业，就是觉得成天写文章没意思。当时我们所做的项目获国家科技成果奖二等奖、三等奖，之后成果却放在那里，接着大家又是写文章、评职称。”

　　“如果你纯粹是搞基础科学的研究，那写成文章对未来社会的大幅度提升或许可以奠定一定的基础。但是，如果你做的是技术研究，仅有文章又有什么意义？赚不了钱一点儿意义都没有。要把你的成果变成生产力，变成对社会有用的东西。”

　　他的话音刚落，会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这段报道非常真实，反映的也是真实的情况，那位技术人员和柳传志都说出了内心真实的想法，从他们的想法中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从原则上讲科研当然不是写文章，而是要探索未知世界的真理，但事实上中国的大多数科研人员却在干着写文章（码字儿）、混职称的事，中科院的这些所谓的科研人员，没干正经的科学研究的事儿。这个事实说明我国的科研体制需要改革，而改革的直接目标（或者说最明显的外在指标）就是把这些人清除出去，中科院的编制缩小到现在的三分之一，只有这样，才能说是动真格的在改革。

　　2、那位科研人员把创业简单地等同于挣钱，是片面的，而作为备受尊敬的商界领袖柳传志对这种说法的肯定，也反映出他本人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也是偏颇的，说明柳传志认为科研和挣钱是两回事儿，就是说他挣的钱不是来自科技创新，而是别的原因，所谓“别的原因”说到底就是捕捉市场机会。作为科技企业的掌门人却怀有这样的信念是令人失望的，按照这种导向，中国永远也产生不了IBM、微软、苹果、休斯那样的企业，人家是靠科技主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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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传志曾经说过：“联想是我的命根子”，乔布斯绝对说不出那样的话，因为他为了坚持自己的创新思想，曾经放弃了他一手创立的苹果公司。

　　乔布斯说过，“我愿意用我所有的科技去换取和苏格拉底相处的一个下午。”柳传志也断然说不出来这样的话，因为苏格拉底所做的无非是追问了一下世界的本质是什么，这种不但换不了钱、反而搭上了性命的“呓语”，和这种人相处太不吉祥了。

　　这就是差距！

　　这是两种文明、两个时代的差距，是天与地的差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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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赚钱是种古老的行为，自从有人类以来就有，中国历朝历代都有大财主（就是赚了钱的人）。据说鸦片战争之前中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可以引申理解为中国就是财主最多的国家。

　　创业是种现代的行为，指的是创造出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新东西，迄今为止，这种人在中国十分罕见。

　　是的，中国古代有当铺、有庄园、有钱庄，但没有企业，有财主、有地主，但没有企业家。

　　“企业”这个词来自英文“enterprise”，它的本意是指“艰巨复杂带冒险性的计划”、“雄心勃勃的事业”，而从事这种计划和产业的经济单位就是企业，创办或掌管这种企业的人叫企业家。在英文中，“企业家”的含义是：“干事业的人、创业者、冒险家”，而不是“赚钱的人”、“富人”或“财主”。

　　当英文的“enterprise”传入日本时，被当时还大量使用汉字的日本人译为“企业”一词，这个翻译是准确传神的：企业就是实现人们企图心（理想）的组织。

　　近代以来，当中国通过日本开始接受西方文明时，“企业”这个词被直接引进来了，这个词本来的意义却已被淡忘。如今提到企业，多数辞典只将其解释为“一种盈利的经济机构”，简言之，一种赚钱的组织，通常与不以盈利为目的的“事业单位”对应。

　　这种词义转换过滤了原词所具有的“创新”、“冒险”、“追求理想”等一切本质，使其回归到中国的“财主”本位。

　　这一转换意味着中国尚没有关于“企业”和“企业家”的基本概念，有的只是“庄园”、“财主”的灵魂。

　　“财主”与“企业家”，是中美企业家之间最大的差距。

　　如果不消除这种差距，中国就没有现代化！

　　文/李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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