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发展预判与产业转型升级

　　——以德国鲁尔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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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尔，在德国西部地带中，是一个充满活力而又富于进取的工业区域，处于德、荷、比、卢、法多国交界处附近，地域范围大体上介于竖向的莱茵河与横向的鲁尔河、利珀河之间，地理轮廓清晰，土地面积4593km2，人口570万，相当于我国内地一个普通的地区或地级市，但它的资源、区位、物流条件均十分有利，工业化进程已展开一个多世纪，工业化程度很高，不仅是德国，也是欧洲乃至全球著名的工业经济区，享有德国和欧洲“工业心脏”之誉。

　　以其高度工业化而言，工业结构与布局均具有代表性；产业升级上则实现了传统工业和接续工业、新兴工业的及时衔接；资源利用上则在优质资源快枯竭时就对剩余资源实现了彻底的综合利用与产业链尽量延伸；社会发展方面则治理了环境污染与城市病，实现了高质量城市化，有一个均衡发展的城市群。这个城市群虽然在规模与知名度等方面远远比不上欧、美、日的大城市群，却有自己的特点，即单个城市并不很膨胀，城市首位度也不高，但城市数量多，彼此相近甚至街市相连而分工协作很密切。

　　鲁尔这个区域的发展历程，虽然具有典型的跨政区的经济区特点，但也有些自然区域本色，在其发展的早期和中期，虽然也超出了本身的承载力，对于载体有所损坏，但后来转型和补救及时。从产业架构等方面来看，我们的辽中地区与之有些相似，但产业规模没有那么大，产业转型升级很被动，没有它那样顺当。

　　作为一个以煤炭、钢铁工业为主的工业基地，鲁尔地区后来又相应发展了机械制造、军火、化工、炼油、电力、汽车等一系列工业部门。有些大公司人所共知，如很多中国人所知道的“克虏伯”，最早建立于1811年，生产钢铁、枪炮，在第一、二次世界大战中是“枪炮大王”，就连历史上闭关锁国时代的中国，地方军阀也热衷于购买克虏伯军火。二战后盟军断然解散克虏伯公司，二十年过后历史淡忘再恢复，经营多种产业，因技术基础厚实，无形资产丰富，故复建后发展迅速。

　　鲁尔工业区就是这样支撑了“德意志”国家在近、现代历史上的振兴与向外扩张，成为名副其实的“心脏”地带。

　　二战后期，为彻底摧毁德国基础工业基地、装备制造与军火工业大本营，盟军在反攻中，曾由多国调集重兵角逐于鲁尔地带，史称“鲁尔战役”。当时，希特勒命W·莫德尔（德国陆军元帅）亲率大部队凭借莱茵河等天然屏障固守，而盟军则出动B·蒙哥马利（英军元帅）的第21集团军群与O·布莱德雷（美军五星上将）的12集团军群“硬碰硬”，强渡莱茵河，经25天激战，最终攻占鲁尔。加之在此之前地毯式的大轰炸，曾使鲁尔工业毁灭，但因其产业基础、技术工人、区域创新能力三大要素尚存，故战后在被盟国解体（德国一分为四）的情况下，鲁尔还是很快就得到了恢复和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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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鲁尔发迹与壮大，首先是由于它的地理区位和资源赋存所决定的。区域的得名最初与鲁尔河密切相关。这是一条不大的河流，在莱茵河众多支流中，它只是右岸支流中的一条，河曲发育，峡谷连绵，风光秀丽，流程235公里，水流较充足，有通航价值，而且与埃姆斯河之间有运河相通。这是运量大、运费因素约束作用强的燃料动力工业和基础原料工业率先发展起来的重要地缘因素。

　　另一个使其获益的地缘因素，是资源赋存条件良好。西欧首要的煤田分布于鲁尔河畔，距地表1500米地层煤的地质储量达三千多亿吨，包含2300亿吨硬煤和800亿吨褐煤在内。从地质史上的成因来看，浅层易采煤层主要属于石炭纪煤层，炼焦煤比重高达59%，热值36兆焦耳/公斤，在煤田范围内，地貌形态并不复杂，有利于井工开采，产量很早就达到了千万吨级、开发出世界级的煤矿群。其规模虽然难以同现在世界级的大矿（如榆林至东胜的一些大矿）相比，但在当时技术水平和机械装备条件下，已是全球规模的大矿了。

　　在上世纪50～80年代的数十年中，当时的联邦德国（即西德），从二战中遭受大轰炸、大失败后千疮百孔，到迅速地恢复与扩建，对能源的需求增长到三倍以上；与此同时，能源消费结构也发生了巨变：煤炭由占绝对主导地位（96%）骤降至次要地位（约30%），而石油、天然气的地位由微不足道（3%）骤升至极重要（65%以上）；与此同时，水电和核能地位也上升。与我国相比，我国在近四十年的能源结构变化虽有些相似，但变化幅度之大远不及德国（迄今我国仍以煤为主）。

　　煤炭的地位虽大为下降，但当时西德仍然大力发展与改造煤炭工业，主要表现在煤业结构变化与技术进步两方面，实施高度机械化、煤矿大型化，提高劳动生产率与安全程度，所产原煤由以硬煤为主逐渐转换到褐煤为主。因硬煤资源减少，特别是浅层易采煤层资源枯竭，而褐煤资源又较丰富，也便于开采。故从70年代开始，褐煤上升到主导地位，但利用方式改变主要用于发电，为此，兴建了一批采用新技术专门燃用褐煤的电站，其中包括单机60万千瓦、总量达330万千瓦的世界最大级褐煤电站。在发展电力的同时，还发展了煤化工等较多的相关产业，使煤的产业链延长，效益大为增加，而资源浪费及环境污染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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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煤炭工业以外，产业结构调整和转换还涉及到钢铁、化工、机械、建材与轻工部门。其中钢铁工业布局多集中于鲁尔区及附近地带，以鲁尔煤田等地的焦煤和附近的铁矿石为原料而发展起来，后来进口高品位铁矿石，则依靠附近的荷兰鹿特丹以及本国汉堡、不来梅等海港转运，其中鹿特丹虽不是本国港口，但距离近便，且物流规模很大，曾多年为世界第一大港，建于莱茵河、马斯河注入北海处附近。大量进口矿经莱茵河等河流及相关运河运抵鲁尔；另一方面，为减少运费而使炼铁、炼钢等装置大型化，并直接临水布局，使船舶直达厂区码头，其效果并不比开采国内贫矿资源差。后来在采用大型矿砂船并经水路转运到厂后，效益甚至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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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尔区钢铁工业发展从19世纪中叶起步，至上世纪80年代，钢铁量近占全国2/3，拥有一批著名的钢铁企业，如“蒂森”、“克虏伯”、“赫施”，其中前二者后来联合起来组成“蒂森·克虏伯”，运用新技术改造更新炼铁、炼钢、轧钢工艺，直至2000年仍以年产优质钢1600万吨而居德国第一、世界第九位。这些都是以产量而论，如以高附加值产品而论则居世界最前列。

　　在20世纪80～90年代，这里有一些相对落后的钢企被淘汰，设备被拆迁卖到发展中国家。如我国钢铁大省河北，为加快钢铁工业发展速度，就曾从鲁尔地区购买钢厂，实施整厂搬迁，两地相距8000多公里和数十年发展周期，故原在鲁尔的钢厂搬迁至我国以后，虽然在当时认为是买到了很划算的便宜货，短期内带动了引进地产业和区域的发展，但长远来看却是也引进了污染。或许此类污染在当初并不很明显，但经多年积累之后，便可成为所在城市和区域之大患。由此可见经济发展和布局，算长远账很必要，不少地区开发的经验教训，是未能处理好眼前的GDP与长远和整体利益的关系。

　　除鲁尔以外，德国其他一些工业基地（萨尔、莱茵、沿海等）也同步跟进，及时调整了结构，并实现产业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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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进程对区域发展影响面最广的是就业者，包括就业结构的深刻变化。

　　鲁尔地区产业工人大军，最盛时曾达二百万之众。当“因煤而兴”的鲁尔在浅层易采资源逐渐枯竭时，炼油、汽车、电气、轻工、食品等一系列关联企业与接续工业已经发展起来。这同政府与民间对区域经济发展趋势的研究和预判有关，也和大企业集团本身注重多边发展有关。我们有些资源型城市及其所在区域，往往是等到问题严重时才发出呼吁并进行专题研究的；或者是在平时不重视民间及学者们的意见，等到问题突出时才感到严重性和紧迫性。

　　鲁尔地区原本供职于煤业、钢铁等传统产业部门的大批产业工人和技术人员，因其产业规模相对缩小和技术进步、劳动效率提高而剩余下来的大批产业工人，适时转入因延长产业链等而滋生的其他产业部门。与此同时，第三产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旅游业（包含工业旅游在内）、文化体育产业迅速发展，也接纳了相当一部分人就业。

　　环境的保护与治理也成长为一项重要产业。由于连续一个多世纪以来大规模发展煤炭采掘、洗选、炼焦、炼铁、炼钢、炼油、化工（煤化工、石化）等产业，鲁尔地区生态环境所受到重压可想而知。在政府的政策指导和严格管理与民间人士的广泛监督及参与下，对各种污染形式都进行了专业治理。如采掘过程中或矿井报废后所出现的地陷、裂缝、建筑物构筑物损坏等相继都进行了治理；对燃煤电厂与区内各城市的工业锅炉，相继都安装了消烟除尘、脱硫等装置；连很难根治的水污染，也进行数十年的观察和跟踪治理。上述一系列的环境保护治理项目，都接纳了一部分人就业。

　　回顾鲁尔的发展历程，从起始时的煤矿采掘到“钢铁经济”成型，后延伸产业链，机械、化工、电力、建材等多种产业并重，再到汽车、电子、精密机器等一系列新兴产业崛起，鲁尔区在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及所经历的多次转折、转型之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对于区域发展及区内主要产业的跟踪研究和预测，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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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跟踪研究和预判关系到全区域的宏观发展前景，城市兴衰及至居民的就业与生活、去留。这一方面，除了行使行政管辖权的城市政府以外，作为跨政区的经济区亦能发挥重要作用。如鲁尔区有24个大、中、小（5万人以上）城市，彼此近在咫尺，同城效应凸显。为此早就组成相应的地域经济体进行协调。还在鲁尔区产业以煤为主体时，1920年就设立“鲁尔煤管区开发协会”，作为全区最高规划机构，现为“鲁尔地区市县协会”，其成员包含11市、4县。

　　上述跨政区的经济协调机构，在历史上伴随着鲁尔区度过了多次经济危机的影响或战争破坏而造成的区域经济衰退，并成功地实现了后续发展，使之迄今仍能与西欧发达地区的发展同步。

　　文/胡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