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型城市命运将向何方？

　　资源型城市是一种客观存在，某一时期内它可能很风光，在“技术+资本”的双重运作下，可以在一夜之间便成为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热点城市，但当资源耗尽，就风光不再了。

　　早有准备、转型及时者，尚能继续生存下去，而当准备不足或转型失败时，则常常是停业散伙、各奔东西，原来繁华的城市可能在一夜之间荒废，甚至成为废城、死城。

　　我国有资源型城镇440座，其中属于国家建制的资源型城市178座，非建制市资源型城镇246座。在上述四百多资源型城镇中，有一部分已出现资源枯竭、次生灾害、环境污染和经济萎缩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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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矿业城市应算是最为典型的资源型城市。至2005年时已有47座矿业城市相继出现“矿竭城衰”。地处辽西的阜新市，属于医巫闾山区，生态脆弱，但煤藏极富。半个多世纪以来生产煤5.3亿吨，为本省和全国的发展出力，创造了财富。然而，其本身的产业架构过于单一，加之当地自然地理条件不太好，历史上属边塞地区，为少数民族割据之地，而且地形方面起伏大，交通不畅。这些也都阻碍了其他经济部门的发展。

　　阜新虽说早在1949年就已经设市，但当时也就是为了多出煤而已，区域基础设施、市政公用设施并未及时跟进建设。等到后来资源接近枯竭时，才发现城市也快要枯竭了。

　　问题还在于不仅仅只是资源枯竭，煤藏采空后所形成大面积采空沉陷区，造成了严重的灾害，受灾面积广达147万平方米，受灾人口7.9万。面对这样的“遗产”与包袱，更使城市雪上加霜。这座“因煤而兴”的城市差一点“因煤而废”。

　　好在它的区位还算不错，处于大城市圈附近，省里和国家均对此予以重视，阜新被列为中国第一个“资源枯竭型”城市和“经济转型试点市”，市里也做出通盘规划，全力进行经济转型，同时大力调控城建布局。

　　在发展背景方面，此时辽宁省和国家的发展均已进入到一个较好时期，交通和基础设施改善较快，财力也较充裕，城市规划及规划管理已积累出一定的经验，这些都对阜新市补救性的转型发展有利，终于从生死边缘上转型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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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另外一些城市的转型就没那么幸运，它们较早（如在60～80年代）就出现了资源衰竭，而在那个时期，财政困难，有时连“吃饭财政”也难以维持，加上自然地理、生态环境相当差，故处于衰竭中的某些资源型城市命运多桀就不难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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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东川市原为省辖市，因著名的东川铜矿而设，1958年建市，曾是中国重要的铜基地，铜矿采冶占全市工业总产值80%，面积1800平方公里，人口增至30万。后因资源枯竭，加之高山深谷，环境又被污染，至上世纪90年代后期起成为云南省乃至全国最困难的“经济衰退城市”之一。最终东川市被撤销建制，因留下居民众多，故保留一个东川区，交由条件较好的昆明市去管。撤市后的头五年，山高谷深的东川依靠昆明市3.6亿元的财政扶持，1/4以上的城镇人口靠“低保”维生，登记失业率高达40.2%，2004年起尝试新办法解决资源枯竭城市共同存在的发展与就业难题，包括利用原有工业基础较好和铜、磷、金矿剩余资源，放宽政策吸引资金与人才及产业项目进入，激活萎缩了的城市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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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处河西走廊尽头的甘肃玉门，文化历史悠久，交通与战略地位均非常重要。早在汉代就设置了玉门县，南北朝时期置玉门郡，唐改玉门军，明改置赤金卫。上千余年间，治所和城镇中心多设在赤金河（今石油河）畔一带，到了清朝康熙年间设玉门厅，至乾隆年间废厅，复置玉门县。上述厅、县的治所西移百里至苏赖河（昌马河）东岸一带。

　　由此可见，以上频繁建制变化，证明玉门（并非玉门关）历为“丝路”要冲之地，丝路盛期过后也是我国东、西交通要地。

　　从城镇发展来看，玉门市域历史最久的城镇，并非现今规模最大的玉门镇、老君庙镇（现称老市区） ， 而是位于赤金河畔的赤斤（ 赤金），即今赤金镇一带。

　　抗战期间地质学家孙建初等在老君庙附近发现石油，曾引发全国关注。虽然只是一个中型油田，但它给被西方石油勘探家判为“贫油”的中国带来了希望，也为当时全民抗战提供了重要的石油资源。1939年，玉门油矿局组建起来，在祁连山北麓海拔2250米寒风劲吹、冬季长达八个月的老君庙一带，玉门矿区被迅速开发成为一座较大的油矿。

　　从此，玉门不仅是只有历史文化和交通、军事地位，而且成为中国最早的石油工业基地，虽然它不是最早开发的油井，但从规模上来看是最早的石油基地。

　　当时多产油是为了支援抗战和“航空救国”的理想，解放后多产油则是为了支援百废待兴的经济建设。至于曾经不顾苏联专家的告诫而额外多采，使油藏受损，资源枯竭提前，这是后话。

　　在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篇之年——1953年，玉门油矿所在的老君庙以及石油沟等油田，国家批准设置“玉门矿区”，并划归甘肃省直辖管理。至1955年再度升格，在玉门油矿所在地正式设置省辖的玉门市，市政府驻南坪。随后这里建设发展成为玉门市区（现称老市区，但此前很多年曾称老君庙镇）。

　　然而这里是矿区，建设与布局城市不大适宜，特别是高寒山地，布置抽油机已勉为其难，据说工人上班时巡井作业，要带上保卫人员以防狼的袭击。还有众多季节性的内流河（石油河、白杨河等）之水从生态脆弱的高山上冲下来，既带来生态问题，也有安全问题。这大约也是后来石油枯竭之后，玉门市区迅速撤离的原因之一吧。

　　大跃进时期的1958年，玉门市的行政地位还在上升，由省辖县级市改为省辖地级市，地域范围也大为扩展。将面积辽阔的玉门县撤销，改称玉门镇，隶属玉门市。在茫茫的戈壁荒漠、生态脆弱的高寒山区二者合围之中，玉门市要养活城镇居民十万之众，即便是在现今尚有困难，何况是在数十年前的时代呢。

　　1958～1960年城市化冒进时期过后，1961～1969年我国城市化率急剧下降，导致全国的城市化进程倒退，学者们称之为“逆城市化”时期，该时期长达八年之久。

　　由此可见，包括沿海城区在内的全国尚且如此，何况是自然条件严酷、生活艰难的甘肃河西呢。因此，到1961年，甘肃省报请国务院批准，将玉门市降格为县级市，划归酒泉专区管辖。当时的酒泉专区在整体上亦为地广人稀欠发达之地，玉门市划入其中也是勉为其难。

　　玉门经济史走到近年，老君庙油田等均已经枯竭，加之这一带原本就很不适宜用作现代城市的发展与布局，当年因是工业生产至上，城市必须服务于工业，加之又有“先生产、后生活”的原则，故当时选址于高寒山地设市，虽说是一个失误，却也不难理解，实属不得已而为之。

　　经过近半个世纪之久的艰难历程，中国第一座石油工业之城，最后曲终人散，四十多年建设的市区也瓦解了，昔日的油城玉门被一分为三，连一些漂亮的大楼也被拆毁，市中心区的房地产，以数千元一套的萝卜白菜价钱作恐慌性销售。

　　据说迁离此地的人们并不怎么伤感，反而有些亢奋。因为老君庙一带的原市区地处高寒，生活环境实在是有些严酷。由于资源枯竭，企业和市府机关相继搬走，城市的主要职能遂因此而丧失。

　　玉门市实际上还是存在，只是市区的主体部分迁走了，向西迁至百余里之外的疏勒（苏赖）河畔，那里的海拔高程比原市区（老市区）大为降低，适宜于生活。而且地势平整，用地充足，环境容量也大，尤其是交通方便，兰新铁路和欧亚大陆桥以及312国道、连（云港）霍（尔果斯）高速公路经此，未来建设的高铁也是必经之地。不利之处是风沙仍然很大，但毕竟是比山上温暖多了，生活也方便多了。

　　风大的不利之中还有有利的一面，即一种新的低碳能源——风能，成为迎接玉门市迁来的丰厚礼物。

　　人们或许会想，玉门境内还有其他资源，风资源也是早已有之，“世界风库”并非今日形成，为什么当时不发展产业接续关系，非要等到油城快废了才想到这一层呢？

　　诚然，这或许也有规划设想不到之处，但主要还是国际产业大环境的缘故。

　　低碳趋势，清洁能源大发展，只是近年才兴起的。这大约是同石油价格暴涨、金融危机频发，气候变数加大、极端灾害接踵而至等一系列似乎不相干的事密不可分，是他们所共同逼出来的。

　　开发太阳能、生物质能等低碳和清洁新能源，力度如此之大，是欧洲国家率先认识、率先行动的。尤其是风能，昔日微不足道，小儿科，被人不屑，至今神速地跻身于世界主流能源，谁也不曾设想。

　　在这方面，欧洲风能协会与绿色和平组织签署的《风力12》，效应良好。阻隔北海与波罗的海、处于“北欧风路”上的小国丹麦，在石油危机的冲击下，首开现代风电之先河，接着德、法、西、葡、英等国跟进。到2007年，欧盟27国风电装机首超天然气发电，成为欧盟能源市场的最大增量。

　　在大西洋彼岸，同样为能源所困的美国，虽然早在八十年代加州建成第一座风电场，但前几年还是被欧洲超过。为此，美国拟定出庞大的风电计划，拟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发由得克萨斯向北延伸至堪萨斯、北达科他及美加边境这一地带巨量风能资源，因地貌、气象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以至漫长的冬季与凛冽的寒风并存，风能富集度很高。

　　至近年，美国风电总量已迅速超过德国而居全球首位。此时，作为石油进口增速最快并兼有马六甲运输困局之忧的中国，也被迫急起直追，至2010年超越美国登上世界风电之巅。

　　这几年，欧、美、中三地围绕风电的追逐发展，其意义实已超出电力经济范畴，而是加大了大国博弈乃至地缘政治的内涵，连地缘经济也受青睐。

　　此事要是搁在21世纪初之前，尚且不可思议。除开没有那种清洁能源紧迫感以外，还因为政策、上网、装备制造、成本等问题所束缚。现今这一切均已解决，所以才有风电的超常发展。

　　就地貌形态而言，整个玉门市犹如一个U形槽，如同河西走廊对接相连，这段槽状地形就更长了。如此地貌形态，促生了漫长冬季凛冽的西北风，加上河西走廊的狭管效应，遂成为最理想的风电场址。再加上西部近邻的瓜州县或再向西至新疆，均已成为风电基地。

　　因此，如今的玉门，在众多的抽油机从东南部悄然消失之后，陆续地出现了更多的风机在全市耸立起来。在干冷、荒凉的大漠中，呈现出人文地理新貌。

　　当然，玉门市的兴衰，一个知名工矿业城市的迁徙，搬家的大军和车流，在戈壁大漠持续数年之久，人力、物力、财力巨大损耗之后，人们应反思资源型城市命运多桀的内因，有自然因素，也有人为因素，从中找出规律性。其中，科学选址与高水准规划头等重要。这些钱省下了，以后就有数十倍的钱“打水漂”。

　　在今后的城市（或镇）发展和地域布局中，尤其是在西部，包括新城的选址、建设与老城改造、扩张，都必须先行考察、论证，不要再在那些地质地理条件不佳、载体不良，或海拔太高、生态脆弱的地方选址和建设城镇。

　　不妨看看柴达木，此处是资源丰度大、生态最恶劣的双典型，但也能找出两不误的开发与布局方案。目前这里正在开发建设成为世界最大钾肥生产基地，但只能布置集约化的工业区，为其服务的生活区必须放在远方，相应城镇设施更不能就近建设和布局，淡水消耗也要降至最低。

　　上述柴达木工业布局准入原则，对所有生态脆弱地区的发展均有借鉴意义。但如果放在玉门市发展早期显然是难以做到，这大约是时代的局限。

　　由很多玉门人参与建设而发展起来的大庆，也是石油城，也是处于资源枯竭状态，但却没有走到这一步。其主要原因，除了对转型早有准备之外，还因为多方面的自然地理、生态环境条件以及经济实力等均远远超出玉门，而且非油产业早已成长起来。近年还增加了国际合作，将中俄原油管道直接引入大庆。这样，在大庆原油大幅减产后，俄油接替，大庆炼化等下游产业未受影响。

　　就全球视野来看，资源型城市的命运，在世界各地有很大不同，在人口和劳动资源缺乏而又有迁徙习惯的国家和地区，单一资源型城市的最终结局通常是土崩瓦解，居民甚至于走得一个不剩，只剩下空城、鬼城；在人口较稠密、迁徙又不是很容易做到的地方，则通常是早发预警、早作谋划，促使城市发展转型，改换主导产业。这样做主要是顾及城市建设的成本，并考虑到多数居民“故土难离”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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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资源型城镇众多的经验教训，在此尝试提出以下的看法：资源型城镇的发展与布局，往往受制于资源的赋存，被牵着鼻子走。这一点如果成了惯性，影响面就大。故此，一定要搞好资源开发战略的论证；一定要舍得在规划及规划管理上投入；在资源开发近半或过半时，如果不准备放弃的话，一定要培育好接续产业；与此同时，资源开发一定要精细化，早日形成产业链，以节约资源，多出效益，并维护环境。切忌“有水快流”、粗放式开发。

　　文/胡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