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之癌——宿命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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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我们曾对城市规划和产业政策问题做过集中的思考，形成了《怎样的城市化》、《挪物死，挪人活》等文章，发表在2011年第一期《休闲读品》上。当时的主要观点是城市不能搞得太大，城市太大了就会造成各种资源（如水、粮食、副食品、能源）的畸形需求结构，造成远距离输送物资的弊端，如西电东输、南水北调等。为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提出了通过产业政策的调整来缩小城市规模，如将各央企总部迁出北京，以缓解北京的人口、交通、水乃至空气等一系列资源压力的设想，具体内容还有很多，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那期杂志。

　　当时，我们思考的另一个问题是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我国有资源型城市440座，有少量城市因为资源的枯竭而萎缩，甚至濒临消失，如云南的东川市、甘肃的玉门市等，更多的城市在不久的将来也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如黑龙江的大庆市、内蒙古的包头市、四川的攀枝花市等，还有一批眼下因资源的突然性开发而快速发展的城市，如甘肃的庆阳、陕西的榆林、内蒙古的鄂尔多斯、新疆的哈密等，现在正处于快速增长的状态，表面上看起来风头正健，但实际上，终将面临资源枯竭后的衰退问题。我们当时的想法是：

　　1、对于那些资源已经枯竭，沦为“死城”的城市，如玉门等，要寻找“救活”他们的办法，即寻找到让他们在现有规模（或更小规模）可以持续、长久、稳定发展的办法。

　　2、对于那些即将面临资源衰退的城市，如大庆等，需要提前想出办法，以避免重蹈玉门的覆辙。

　　3、对于当下那些超常规崛起的新的资源型城市，应未雨而绸缪，在其经济起飞期时，利用其财政收入暴涨的大好时机，提前布局，为未来的产业转型和城市可持续发展打好基础。

　　为深入探讨上述问题，我们特别邀请著名区域经济学家胡欣老师撰写了两篇文章《资源型城市命运将向何方？》、《区域发展预判与产业转型升级——以德国鲁尔区为例》，初步讨论了我国资源型城市的转型问题，并试图以德国鲁尔地区的成功转型为我国的城市战略规划提供借鉴。胡欣老师学养深厚，对我国各个城市的由来与发展如数家珍，对一些问题的看法言简意赅、颇多深意、耐人寻味，但因年事已高，无法对世界上成功转型的资源型城市作亲身的第一手考察，所以，我们便想物色一些对德国鲁尔、美国休斯敦这些转型成功的著名城市有过亲身考察的作者，由他们来回答我们所关心的更具体的问题，比如鲁尔的转型过程中政府和企业各自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谁来决定选择什么产业作为替代产业？新产业的收入如何达到原来产业的水平？等等。但非常遗憾，一直没有找到这样的作者。胡欣老师的文章早在2011年4月就已写好，但由于缺少配套的文章，形成不了一个系统的专题，便一直拖到现在。

　　这一拖就是三年。三年来，每每看到胡欣老师工工整整用钢笔写的手稿，我们心里就觉得惭愧不已。时至2013年岁末，依然没有找到合适的作者，但觉得实在不能无限期地拖延了，遂决定于2014年第一期刊发胡欣老师的这两篇文章。同时配上笔者这篇拙文，借以表达我们对这些问题的深切关注，并希望能引起对这些问题有深入研究的学界同仁的注意，不吝赐稿。

　　三年以来，城市化带来的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日益严重，而且还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城市的雾霾问题日益严重，排水问题依旧如故，拥挤的交通和居高不下的房价，促使北京市的一位人大代表居然提出要限制从事低端产业的人进入北京这类的“馊主意”。而那些因能源经济而暴富、乱花钱的城市，如陕西榆林的神木县，2009年首搞“土跃进”，全民免费医疗。2013年却因煤炭价格下跌，县财政几近破产。再比如同样靠煤炭暴富的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曾经富得连做家政的钟点工都开丰田RAV4上班，但2013年也因煤炭价格波动，出现大面积资金链断裂，楼盘跳水的情况。

　　一方面旧病未除，另一方面新病来势更猛，要么是城市濒危，无钱自救，要么是突然暴富，挥霍浪费。这些事实让我们忧心忡忡，之所以不揣冒昧将这组未形成体系的文章刊出，实在是感到形势急迫，不得不早些发声，哪怕再不成熟，能引起些批评、讨论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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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旧病未除，新病又起？为什么别的国家已有覆辙，我们却一意孤行地重蹈？为什么对真正能未雨绸缪的方案却熟视无睹？

　　更有甚者，各地都打着“提前布局，发展替代产业”的口号，在原本就虚弱不堪的基础上再加新的负担。比如黑龙江大庆和陕西榆林，虽然声称为应对未来石油资源递减的问题，提前发展新的产业，可实际发展出的，仍是以石油和煤炭为原料的深加工产业，这种新产业不是在解决问题，而是在加剧问题。

　　为什么会如此？

　　三年多来，我们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深刻地感觉到城市和城市化问题本质上已经不是技术性的问题，即不是能不能寻找出解决方法的问题，而是有了方法去不去用的问题，似乎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宿命：人人都知道那样做是错的，可偏偏又都去做，比如人人都知道车辆多了会造成道路拥挤、空气污染等诸多问题，但自己却还要买一辆车开开。

　　所以，重要的问题不是提出解决问题的技术方案，而是要从人性和历史的深度上去理解：城市为什么会出现？它为什么会是今天这个样子？在城市化的过程中，究竟哪些是人类无法改变的宿命，哪些又是有可能通过主观选择闯出新路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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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这三年的研究，我们一个最大的收获就是意识到解决城市化的问题，靠学习西方的先进经验是不可取的，下面详细加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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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让我们看一看西方发达国家是采取何种手段治理现代“城市病”的？

　　1、转移：即将那些高污染、高能耗产业转移到其他国家去，而本国只从事这些产业的工业产品设计、投资等。再具体些分析，有“硬转移”和“软转移”两种方式。“硬转移”就是直接把工厂设备卖给别的国家，自己不再生产、控制这个工厂了。德国的鲁尔矿区转型就是例子之一，他们把钢厂卖给了中国，自己不再炼钢（不炼钢后具体干什么？原来采煤、采矿、炼钢积淀下的那些技术人员和工人如何实现新的就业？城市的财政收入主要靠哪些新行业和企业支撑？诸如此类的问题则鲜见中文报导，只是含糊其辞的说“以服务业或第三产业代替”）。最硬的转移莫过于垃圾的转移，这些年我们目睹了西方发达国家把真正的垃圾（医院用过的绷带、废旧电池等）成船地运到中国和非洲各个落后国家，由这些国家去“处理”。“软转移”的例子则是苹果公司，他们只在美国完成产品的研发与设计，生产工厂则设在中国等全球各地，以消耗这些国家的能源，使用这些国家的廉价劳动力，污染物也排放在这些国家。

　　2、倒退：一些为生态学家所津津乐道，也为一些发达国家在局部地区视为解决城市问题良方的办法，其实是“倒退”。比如，为解决汽车过多带来的交通拥堵和空气污染问题，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的某些城市采取提倡自行车运动，号召大家放弃开汽车，重骑自行车，如荷兰的阿姆斯特丹、丹麦的哥本哈根、美国的西雅图等。他们不单是简单地鼓励号召，而是采取了很多实际措施，如划出专用的自行车道、设置更多的路边停车位、要求各公司设立员工更衣室和洗浴间以便在骑车上班出汗后可以洗浴更衣等。还有的欧洲城市在设计道路时，故意把道路建的较窄，而且让人车混行，车速不能超过7公里/小时，实际上是通过这种手段，逼迫有车族放弃汽车成为步行族。

　　3、恢复：有些发达国家的城市大打恢复生态环境牌，如恢复被污染的土地，恢复已经干涸的河流等。但是，这些生态恢复工程，不仅不能真正恢复生态，反而有弄虚作假、挂羊头卖狗肉，借恢复生态而搞新的开发工程之嫌。

　　例一、瑞典南部马尔摩西港新市镇的转型改造，被视为欧洲的典范，吸引了很多城市管理者和规划设计人员前往参观。但这个改造案子中，土地污染问题并没有获得真正完善的解决，因为清运污染土壤的估算成本是个天文数字，政府和开发商只好放弃土壤治理，直接在污染的基地上覆盖了一层正常的土壤。而在调查中发现，西港的污染还不是最严重的，马尔摩城区中其它一些地方的土地污染比西港还要严重，有些地方已超过了瑞典都市土壤污染的最高容忍限度。

　　例二、美国西雅图市中心的奥林匹克雕塑公园。这里过去用来储放石油，土壤污染严重。1999年以后建成此公园，是美国一个著名的生态恢复工程。“这个案子虽然成功地活化了都市空间，受伤的土壤却没有真正获得治疗，仅输入大量干净土壤盖住原本污染的土壤，改变了基地的皮相，却没有改变土壤污染的事实。在排水系统上，公园沿用传统下水道系统将雨水直接排入海湾，是又一个令人失望的地方。目前公园已经产生排水问题，因为许多挡土墙阻碍了地下水流，再加上典型的下水道系统无法完全控制雨水，往后，只能靠投入大量的金钱和人力来维护。”

　　上述两个案例说明，“土壤一旦受到污染，就难再恢复健康。

　　例三，韩国首尔的清溪川改造工程，这条河本已干涸，韩国政府从汉江引水注入清溪川，虽然这条河里又有水了，但是建设和维持成本巨大，从本质上讲，这根本不是恢复河流生态，而仅是营造出亲水景观，改善城市形象，增大城市商住用地附加值而已。

　　上述事例说明，生态一旦污染，很难真正恢复，而所谓发达国家搞得这些所谓生态恢复工程，在生态恢复方面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其实根本的动机还是开发，通过营造景观表象增加开发项目收益而已。

　　4、说谎：为了维护现状，西方发达国家还杜撰了一系列的“先进环保概念”，通过赤裸裸的造谣手段，误导发展中国家走到永远见不到效果，只能往“无底洞”投钱的道路上。这类谎言多了，比如“绿色能源”（风电、太阳能）概念，比如电动汽车概念。从能源消耗和污染的角度看，电动汽车简直就是笑话，给汽车充电，电从哪里来？不是靠烧煤发电吗？难道不消耗能源？输送电力的过程中，至少要损失30%以上的电力，从能源消耗的角度来看，电力汽车的消耗远大于烧油和烧天然气的汽车。电动汽车是没有排放了，不污染空气了，但是，废旧电池就不污染土壤了？被污染的土壤再挥发或以浮尘的形式浮上天空，不也同样污染空气吗？至于风能、太阳能，且不说这些设备的制造同样要消耗资源、污染环境，单说其能量转化效率的低下与不稳定，就使其在欧美尚未成为能真正出力的能源供给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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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我们再看一下西方国家治理“城市病”的效果。

　　1、成功地把一些“病”转移到别的国家和地区，比如把污染物、制造污染物的企业转移到别的国家去了，从而使本国的空气质量好了，环境好了。从根本上说“病”没治好，只是转移给别人了而已。

　　2、在其本国内部，有些“病态”得到了表面上的缓解，但实质问题没有解决，比如挖渠引水制造所谓的“生态恢复河流”，用一层新土盖上已被污染的旧土，减少汽车、缓解拥堵（但人行动的速度慢下来）等，多是样子工程。

　　3、在其本国之内，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比如欧洲诸国虽然有非常发达的下水道，但是仍解决不了暴雨带来的城市雨洪问题，一下暴雨照样有淹死人的情况发生；更没有解决城市地下水的回流问题，城市说下陷照样下陷，照样成为“废城”、“死城”等等。

　　4、很多谎言也被他们自己戳穿了，曾几何时，旅游业被当成绿色产业排在我国不少城市的首选产业方案，这种观念也是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但现在的研究发现，旅游业的污染和破坏，有时不亚于传统产业，著名的意大利水城威尼斯因为环境的恶化，不少原住民选择逃离该城。

　　5、和中国一样，西方发达国家也是旧病未除、新病又起，比如德国鲁尔地区经济转型是“成功”了，可美国的底特律却破产了。在工业时代，不仅资源型城市可以因资源枯竭而寿终正寝，就是以制造业、旅游业、商业为主要产业支柱的城市，也一样会因为行业的衰退而变成死城、废城，美国那些沦为死城的小城镇，正在空壳化的意大利威尼斯、还有法国人大批甩卖的葡萄酒庄。这一切说明，工业时代的城市寿命远远地低于农业时代的城市寿命，只要稍微对比一下就会发现，那些自从古代就存在的古老城市，其寿命远远高于现代资本主义崛起后催生出的新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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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看来，对中国来讲，西方发达国家并没有提供我们可以学习、以解决城市病的先进经验。

　　1、“转移”。且不说这种以邻为壑的行径在道义上站不住脚，就算中国想把自己的污染工业转移出去，那也得办得成才行！可中国能办得成吗？有转移给别国的经济实力、政治实力、文化实力以及军事实力吗？又转给谁呢？只要稍微有点理性，便会承认：转不出去！也无处可转！而且，从逻辑上讲，这种“转移”而不“消除”的方法总有山穷水尽的时候，也许本世纪内，还有中国、非洲、东南亚等发展中地区可以承接发达国家转移来的污染企业与污染物，恐怕下个世纪，就已经无处可以承接这些东西了！

　　中国目前的现实状况，不仅不是“转移高污染企业”，而是处于千方百计地接纳高污染企业和落后企业的状态，过去是买别国的造纸厂、炼钢厂，现在是以自己宝贵的土地资源、能源资源、环境资源为代价，千方百计地接纳同样具有污染的电子工业，如各地对富士康、三星等公司那些令人咋舌的优惠政策。

　　由此看来，“转移”这招儿，中国不仅学不了也不想学。

　　2、“倒退”。其实“倒退”这条倒是根本解决问题的方法之一。但是，它的实现条件十分苛刻：必经全人类共同“倒退”才行，正如共产主义必须在全球才能实现一样。如果仅是局部地区的“倒退”，不仅于事无补，反而是强化目前这种城市化格局的因素之一。发达国家少数几个城市推广自行车，并没有改变全球汽车销量仍连年递涨的事实。而在落后国家看来，这就是富人永远奴役穷人的诡计：凭什么你们玩够了汽车，就不让我们玩儿，我们宁肯先玩到把路全堵死，再像你们一样重拾自行车。所以，这条路在眼下的中国也是不具备可行性的。且不说那成千上万做着“有车梦”的群众不答应，就是那总销售额过万亿的汽车产业，如果关掉一些，会带来多么巨大的就业和经济衰退压力，没有一个决策者敢在这事儿上玩“硬着陆”。

　　3、恢复。这招儿中国人倒是学了，而且学的很快。比如北京永定河恢复生态环境，比如太原、咸阳、宝鸡诸城市打造的亲水景观环境等。中国之所以能如此之快地学习西方国家的“恢复生态工程”，其实原因当然不是因为真想恢复生态，而是和西方国家一样，可以借“恢复生态工程”大搞新的开发。这是一招学了但不该学的“招儿”，因为会使我国的城市问题更加严重。

　　4、说谎。这招首先是难学，以中国现在的水平，还处在被人欺骗的时代，大多数人连识别人家谎言的能力都没有，别说编造自己独特的谎言了。编造谎言，统治全球，是发达国家统治能力强大的表现。平心而论，中国尚无此能力。其次，即便有此能力，以我们中国人的统治天下的政治传统，也不屑于使用此等贱招儿、恶招儿。

　　从更深层次来看，现代城市化发轫于西方，正是通过城市化，西方发达国家成为世界的统治者，他们通过残酷的国内革命和世界大战，实现的是对全世界统治的一种暂时的均衡状态，他们的全部“先进经验”都是维持自己统治地位的经验。

　　我们现在面临着太多西方发达国家编造的谎言，这些谎言不一定是某个国家或某个组织故意编造出来的，但是，其加在一起的后果是有利于维护整个西方世界统治地位的。

　　比如关于车辆拥堵，不知是什么人编造出的谎言，说是交通拥堵不是汽车太多所造成的，而是规划不善导致的。美国、日本的人均汽车拥有量都高于中国，人家就不拥堵。这当然是谎言了，因为事实上，美国、日本照样拥堵，人口高度集中的城市里面和中国一样停车困难。

　　这些谎言一定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某些人编造出来的，目的就是借口“制度性缺陷”把生态问题政治化。这类谎言多了，就能达到搞死中国，使中国永远陷于落后混乱的境地，从而达到维持他们统治地位的目的。

　　而谎言的传播自有接受谎言的基础，其共同的心理基础是统治的欲望。西方发达国家编造谎言是为了维持他们的统治地位，国内信谣、传谣的人也是被自己想享受统治者生活的欲望冲糊涂了头脑：他们想和西方人一样，人手一辆汽车，想和西方人一样享受洁净的空气，便在心理上接受了这些谎言，传播这些谎言，发泄心中的怨气。他们没看到，人家造谣是为了保持现有的统治地位，而你如果信这种谣言，恐怕连现在这种生活地位也保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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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全面客观认识西方文明及其“先进经验”。

　　本文大量引用了廖桂贤女士所著《遇见好城市》一书中的资料，廖女士是台湾人，想必不会被贴上“毛左”之类的标签，观点更倾向于全面、客观；廖女士是美国华盛顿大学建筑环境博士候选人，游学欧美多国，有足够的见识和专业知识背景。希望她的这两种背景能避免一些国内读者常见的无意义的争论。

　　廖女士书中有几段话是客观的、全面的，可以作为结论性意见来理解：

　　“欧美、日本等富裕国家的过度消费，是造成气候变迁，生态多样性消失，水资源枯竭等全球危机的根本原因”。（P169）

　　“美国是我们最喜欢模仿、最羡慕的国家，但就消费文化而言却是个极其恐怖的地方。这里是号称世界上最自由民主的地方，人民信仰个人主义，任何事情都要随心所欲，但却也是最会糟蹋地球环境的国家”。（P177）

　　“美国西北地区的学者普遍认为，都市河流复育（即恢复生态）的效益仅在于提供环境教育的资料，对于改善实际生态功能的帮助并不大”。（P110）

　　我觉得廖女士的观点对于我们国内那些过于迷信西方发达国家及其先进经验的人类来说，不啻是一剂清醒剂。我们应该明白：现代城市化的问题是西方发达国家造成的，而他们解决问题的手段不是真正地解决问题，而是想维持现有的世界统治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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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究竟想说什么？难道就是要证明“西方阴谋论”吗？行文至此，我似乎听到了有人这样问，语言中流露出幻觉破灭后的愤怒！好吧，全面总结一下我对城市化问题的认识：

　　1、城市同人类与生俱来，一开始就有问题，只是当时规模小，其危害尚没有这么严重而已。

　　2、现代城市化问题发轫于西方，在其极大地改善了城市居民生活条件的同时，也造就了严重的城市病。西方发达国家并没有解决这些问题，而是使其更广泛，更严重。

　　3、以实际后果看，城市化已成为人类文明的癌细胞，以全人类无法预料的速度和强度消费资源，污染环境。

　　4、城市化的内在动因是人类追求统治的欲望，这是一种普遍性的欲望，正是在这种欲望的催动下，产生了城市化，也产生了与之伴生的各种谎言，几乎一切关于城市化的“先进理念”都具有谎言的特征。

　　5、城市化对资源的加速消耗，对环境的加速污染，只会更加严重。

　　一切缓解手段事实上几乎没有效用。

　　面对这种宿命，人类就没有选择了吗？当然有。

　　积极性的方案是发展出新的科学，新的产业，没有污染，还能让人类享受高品质的生活，在人类实现其天然统治欲望的同时，尽量减少对资源和环境的破坏。比如创造出新的冶矿业，新的制造业，新的工业和技术不排放污染物，对能源的消耗降低在可持续发展的水平上。尽管这样做有很多困难，正如胡欣先生在他的文章中指出的那样，要求一个资源型城市在建立之初就考虑好资源枯竭后的产业升级与转型问题，是难以做到的，因为对几十年后的情况，很少能做出那么有前瞻性的判断，并且开始采取实际措施。但是，这个方向恐怕还是得坚持，只有坚持，才能找到出路。

　　消极性的措施就是“倒退”了，如同放弃汽车重拾自行车一样，人类应放弃大城市，重归小城市，消灭大企业，重归小企业等等。

　　总之，在解决城市病方面，知识上和技术上并没有多大困难，已经有很多具有操作性的方案。问题在于，人类是否能从整体上接受这些方案。

　　这非常困难，困难并不在于理解这些方案的技术合理性，而在于人类各个小族群（或国家）能否遏制住自己的统治欲，如果能遏制，则人类尚能选择一次自己的命运，如果不能，则只有沿着宿命的道路一路飞奔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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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的思想和三年前邀请胡欣老师撰写文章时相比，已经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当时还简单化地想着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可以解决我国城市化发展中的“城市病”问题。但经过这三年的深入研究，意识到，没有那么多的“西方先进经验”可学。但是，并不是要全盘否定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人家虽然以邻为壑，但毕竟把自己家的一亩三分地收拾得比我们好，这一点还是要学习的。最重要的是要有独到见解、要探索出符合我们国家，也符合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崭新道路来。

　　文/李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