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岂是刑场

　　明太祖朱元璋定鼎南京，开基立业，首先面临的问题是人才缺乏：曾在元朝做官的人不愿服侍新朝，隐逸在山林的读书人又对这位暴发户皇帝没有好感，至于那一群开国功臣，不但武多文少，而且不易驾驭，都不是治国安邦的理想人选。

　　朱元璋网罗人才的手段以恐吓为主。避居上海的秦裕伯不愿出仕，皇帝亲笔写一道手谕给他：“坚守不出，恐有后悔。”秦裕伯只好从命。高启曾参与修撰《元史》，后辞官不做，朱元璋十分不满，寻了个由头把他杀了；贵溪夏伯启叔侄断指不仕，苏州姚润、王谟被征不至，都被砍头抄家。从此立下了“寰中士夫不为君用”律——不合作，就杀头。

　　可是明初人才凋零，尤其是朱元璋屡次大批屠戮官僚，使得洪武朝的官员更加短缺。为了培养治国之才，朱元璋先是建了国子学，洪武十五年又改为国子监，作为培养政治人才的最高学府。

　　明初的国子监规矩很多，光是伙食管理方面的就远超后人想象。国子监设掌馔二人，统领膳夫若干，膳夫由死囚充任，负责给监生们做饭。洪武十六年，朱元璋专门下诏说：膳夫不听使令，不按时起床，误了生员饮食的，“一两遍不听，打五十竹篦；三遍不听，处斩”。不过这并不是对生员的优待，因为针对生员的规矩更严。《监规》说得明白，禁止学生拿食堂饭菜说事儿，不许聚众议论，煽动不满。凡有此种言论，一律戴上枷锁，打入厨房做苦工，禁锢终身，不许释放。如果有谁敢擅入厨房，褒贬饮食，乃至殴打膳夫，笞五十，发回原籍当差。

　　对伙食不满，就要受到如此严重的惩罚，那么凡有对师长不恭敬的，或生员之间告讦生事的，就要“杖一百，发云南地面充军”，也就不足为奇了。

　　最恐怖的是，洪武三十年七月，已经是朱元璋生命的最后一年，他亲临奉天门，召集国子监所有师生训话说，谁再敢贴出没头帖子诽谤师长，就要被凌迟处死，把人头用长杆挑了，挂在国子监前示众，还要抄没全家，人丁全部迁往烟瘴地面。国子监前的长杆是现成的，因为就在三年前，监生赵麟因不满苛酷的学规，写了大字报贴出来表示抗议，就被捉去杀了，监门前竖起长杆，人头被高高挂起。

　　最能体现朱元璋对学校管制的，还得数洪武十五年颁布的禁例十二条。这些禁例不仅施行于国子监，也适用于全国各级官学，镌立卧碑，立于明伦堂之左，违者等同抗旨。禁例的精神，主要是禁止生员干政，第一条就说：“若非大事，含情忍性，毋轻至于公门。”生员最好不要跟政府产生联系，否则双方不便。

　　最奇怪的是这一条：“军民一切利病，并不许生员建言。”仿佛是怕强调得不够，下面还说，无论是在朝的官吏，还是在野的贤才，乃至“有志壮士、质朴农夫、商贾技艺”，都可以上书议论朝政得失，各级官府不得阻拦，“惟生员不许”。说朱元璋害怕知识分子，固然有此可能，不过以他雄猜之主的性格，未必真把文人看得那么重。

　　国子学初设时，本为教育官员子弟，“国子”二字即是公卿之子的意思。国子学中的官员子弟最初限额是100名，民间俊秀的名额则只有50个，国子学主要是培养官二代的地方。朱元璋对生员的禁锢政策，与其说是对知识阶层的不信任，还不如说是对功臣之家的防备。比如禁例十二条中的第二条说：“生员之家，父母贤智者少，愚痴者多，其父母欲行非为，则当再三恳告。”这句话怎么看都像是对那些蠢蠢欲动的功臣之子说的。

　　后来，开国功臣被朱元璋屠戮殆尽，官一代多已不存，官二代自然消亡，因此国子监里的民生比例才大大提高。到了洪武三十年，国子监民生1826名，官生只剩三名，其中还包括一名琉球来的学生。不过贵族子弟的身份虽然没有了，那时的监生却可以不经过科举，直接出来做官，堪称准官僚。朱元璋的理念是护惜小民而苛待官僚，明初曾诛杀官员数万，考虑到这一点，他对监生的不近人情也就不难理解了。

　　南京国子监前挂人头的长杆一直立着，它对生员们心理上的震慑可想而知。直到一百多年后，那位出了名的荒唐皇帝明武宗微服私访，看见了这件奇物，开金口道：“学校岂是刑场！”这才撤去。而朱元璋所担心的两件事，读书人制造舆论影响政治与生员干预地方政事，这时都已渐现端倪。

　　（李相勋摘自《财经》）

　　段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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