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我那个妈真行。她活着的时候,我曾经问过她:
“妈,你今年多大了?”
“跟润之同年。”她说。
“你见过他?”我问。
“嗯!”她答。
我那时多蠢!“文革”过了不少日子了,该乘机多问她一些事。什么时候入的党?怎么入法?谁介绍的?“文革”两次关进班房,审问你些什么?……还可以再找些有意思的事问她。现在想起来,一切都来不及了。
她的牙齿一颗没掉,胃口特别好,精神特别足。那时候大家都穷,如果多寄点钱给她,肚子油水足一点,起码能活到九十多或一百多岁。
她的思想十分开通:
“我喜欢火葬,干干净净,省地方、省心。”
她逝世之后,遗憾的是在家的弟弟孝心太重,没按她的想法办,并且千辛万苦从清浪滩盘回父亲的遗骨,把两老口合葬在屋背后的山上。
世界至今对于火葬还不习惯。
我对于葬仪的知识,除日本的“木酋山节考”之外,几乎跟大家一样,或者多一点。比如“崖葬”、“水葬”、“天葬”、东北小兴安岭森林地带亲眼碰见死了的小孩挂在树枝上之类……
我从小至今,不太把死亡放在心上,只是有过一次伤心。
大概是1941年、1942年前后,我在福建福清县一个剧团呆过。一天跟同龄的团员好友颜渊生到四十里外一个名叫“东张”的乡下去探望一位戏剧界资深的朋友陈津汉,(长话短说)回城的时候,我建议不绕回还的山路而直接从东西方向山岭上走回去。据说这一道起起落落的山脉两年前跟日本军队有个惨烈的战斗。“去看一看!”颜渊生同意了。
我们一直从东西向的山脊小路上下走着,忽然一颗雪白的骷髅头横在眼前,我们惊呆了。
绕了两圈,我跪下来捧起他。
“救护队怎么把他漏了?”
让他一个人留在山峰顶上,让风吹,让雨淋,太阳晒,每天晚上月亮和星星陪着。他姓甚名谁?哪里人氏?……
右前方有座大石头。我们把他安放在可以挡风雨的缝隙里。
该讲点什么呢?面对着他,一句话也讲不出。想到我们这一分别,世上就永远留他一个人在这里了……
回来之后我写了一封长信给妈妈。妈妈回信说几天都睡不着……
这际遇,眼泪,不济事的。
“文革”后期,我随中央美术学院下放石家庄部队劳动三年,曾经到火葬场搬过一次骨灰。
是一布袋一布袋的东西。运回场地,堆起来有两层楼高,像一座小金字塔。我们种了很多水稻,这东西很肥田,种出的稻谷颗粒又大又油,大家吃过自己种出的稻米两年。
我们这个世界是个很实际的世界。人死了之后愿意送火葬场的,家人取回来的骨灰只是一小包圣洁珍重的纪念品,不是全部。你要那么多干什么?都运回来你往哪里放?
所以我自己有个打算,遗嘱上一定要写得明明白白,死了之后给我换上最不值钱的衣服,记得剥下左手腕上的手表,家人和亲戚朋友送我到火葬场,办完手续交了费上车回家,一齐到家里喝杯咖啡或茶。一点骨灰纪念品都不要,更谈不上艺术骨灰瓷罐和黄花梨骨灰盒。
试问,你把我骨灰带回家干什么?好好一间客厅、一间卧室放这么一个骨灰盒煞不煞风景?阴风惨惨。儿女说不煞;孙子孙女说不煞;重孙子孙女呢?他们知不知道这盒子里头装的什么鬼玩意儿?分家呢?怎么分?有心的说,找个地方挖个洞埋了罢!到时候那地方搞旅游,修飞机场,弄公共厕所……
所以,全尾全须交给火葬场什么都不带回来最是妥当。
当然,我最大的后顾之忧是有人舍不得把我送火葬场而偏要把我装进棺材深埋泥坑里,地面上再弄些神乎其神的手脚,花岗岩、大理石、刻上言不由衷的表扬文章。正如菲尔汀先生在《汤姆琼斯》第八章描写碧姬小姐所说的:
“一个女性脸红若没人看见,她就等于根本不曾脸红。”
我从来脸皮厚,对我来说,不是脸红问题,我困守泥坑,动弹不得,破口骂娘他们也听不到。直到百年、千年以后,渊博的考古学家把我挖出来,经过多种仪器测验作出的结论是:
“这个人虽然脸皮厚,由于地面多角度的强烈刺激,百千年至今脸上还常常透出蚩尤之色。”
一个人,死了就死了,本是很自然的事,物质还原嘛!却喜欢鼓捣灵魂有无的问题。要是真有灵魂,那可能比活在世上自在多了!遨游太空,见到好多老熟人,爱说什么就说什么,爱到什么地方就到什么地方,连汽车飞机钱都省了。顺这个道理说,全尾全须送火葬场的应该比埋进土里的自由得多吧?比死了之后还要过集体生活的当然更不用说了!
讲一个解放前的老笑话。
老华侨夫妇回国过海关,检验行李。
“这是什么?”检查员问。
“玻璃丝袜。”华侨答。
“玻璃还能做丝袜?瞎扯!”
“这是什么?”检查员问。
“巧克力。”华侨答。
“干什么的?”检查员问。
“吃的。是一种糖。”华侨答。
“毒品吧?”检查员问。
“甜的,我吃给你看!”华侨答。
打开一个木盒子,很多粉末,检查员抓了一把放进嘴里:“这是什么?”
“我爹的骨灰。”华侨答。
(李夏摘自《散文选刊》)
黄永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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