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用生命影响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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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14-06-06 08:09
我曾对钱穆不以为然,尤其是他身上那种老派的不现实。
这种不以为然也许能追溯到上小学时,在杨绛的散文中,我第一次读到了钱穆,他看起来是个一肚子典故的固执老头,贫困,自尊心强。
与杨绛同车上北京的他,始终不愿吃一口她给的饼干。为维系困窘中的尊严,宁愿趁人不注意时去站台上胡乱买些食物。一个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商品经济浪潮中成长起来的小孩,怎么能理解钱穆这种书呆子气的自尊心呢?
那年头,经济迅速发展,万事都有新景象,老规矩彻彻底底地过时了,不懂变通的人成了被嘲笑的对象。那篇平淡的散文,也很快被我置诸脑后。
再听闻钱穆,就是上大学之后了。我无比惊讶地发现,在港台教授的世界里,“钱穆”是一个崇高的名字,代表着某种我们并不熟悉的信念。
譬如我在学校的方柱子上磕破了皮,有人建议我向校长反映此处设计的不合理,并相信一定会得到解决,因为,“你们的校长,那是钱穆的学生啊!”
再譬如来自香港的郭校长,每逢学校里有大小事,他总爱在演讲里回忆在新亚书院讲课的钱穆:当年,在一座破房子里,先生和学生都穷得没饭吃,但即便这样困窘,为了传统文化的使命和尊严,钱穆先生还是穿长袍来授课。
所以校长深有感触:“知识是有生命的,钱穆的《国史大纲》是在战乱中写的,每一字每一句都有血有泪。书院的重建也是用生命去影响生命,用生命去支援生命。这样学生在毕业的时候,带走的就不只是学位,而是一生要走的方向……”
他讲得动情,教学楼外的建筑工地也正一片热闹,学院的教学楼只建造了一半,无人知晓它能否坚持下去。报考的学生,多是奔着这里国际化的“全英文教学”与一纸港校文凭而来。学校最热门的专业是商科,大家最大的目标,无非练好英文,顺便从严苛的教授那里争取好一些的成绩,以便日后在外企找份光鲜的工作。
这时候,竟然有人来跟我们讲,学位不重要,重要的是文化,是从钱穆那里传承来的书院教学的理念!一个大一新生从人群中站出来,带着老成的姿态对郭校长说:“您现实一点好不好?”
说到现实,我们这些十八九岁的学生,看起来可比年过六旬的校长更现实。入校第一年,能让大家联合起来嚷嚷的事,是让学校引进英语四、六级考试——因为有四、六级证书,求职才保险。后来学校增设了党支部,尽管只在五楼的一溜教师办公室里占了一间,计划去体制内的同学便安心了,能体验港式大学教育而又不耽误入党,体制内外两周全,于是皆大欢喜。
我也不例外,上大学是为了有个好出路。我喜欢的是中国的文史,喜欢中文的写作,但那又怎样呢?学好英文,准备出国,这才是正经路途。梦想,又不能当饭吃。
很长一段时间,我在犹豫是否应该遵从自己的心意追求未来的道路:要不要出国?是不是从此走在英文的世界里?
这份固执,让我想起在火车上婉拒杨绛的钱穆。合上书本,我只能深深叹一口气,相信自己绝没有这么彻底而孤高的心。
本科毕业时,尽管一位教国文的老教授建议我“试着去写点值得成为铅字的文字”,我还是选择了一条更实用、更保险的道路,出了国,继续读国际新闻专业。
可是,即便身处伦敦的课堂上,我也常常想起钱穆。这里的师生会激辩资本家掌握媒体对言论自由的损害,痛斥“默多克与卡梅伦要好得共进晚餐”的传媒现状,那情状,竟像极了老辈人笔下的“东林风韵”:一党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曾以为钱穆对主流的不妥协是一种偏执,原来,英国的知识分子也一样。
在英伦三岛的雨雾中浸淫,看着这里高校中知识分子对自由与真理不懈的追求,我明白了20世纪50年代的钱穆,在饭都吃不饱的境况下,还穿着长袍去上课的意义所在。那是在花朵凋零的绝境中,依然要守护知识尊严的努力,是到困窘之际,也依然心怀天下的属于知识分子的“傻气”。
终于有一天,处理完课业后,我打开文档,决定学学钱穆的“傻气”,开始写一些自己内心真正想说的话,把对现实的顾虑都扔一边去。“不论未来如何,我都想在符合自己信念的道路上走下去,”我对自己说,“只要饿不死就好。”
现在回头看,就从那一刻起,我已经踏上了回国的道路。还好,够不切实际的我,还没饿死。
(杨安摘自《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