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贵仁：教育部长的考题

来源:小康
关键字:高考,教育
发布时间:2014-07-03 12:23

　　教育均衡化势必要做下去，这是袁贵仁及其教育部必须回答的时代课题之一。不单单是破解均衡化难题，教改领域的综合改革道路长且阻，人们依然像当初那般，希望袁贵仁能够成为中国教育的“贵人”

　　今年教育部又摊上事了。

　　6月17日，距离2014年高考过去不到十天，中央电视台就曝光了有人组织武汉大学生“枪手”到河南杞县等地高考考点替考一事。教育部立即派出工作组赶赴河南省、湖北省指导督办调查，并请公安部指导有关地方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河南省招生办情况说明称，河南省已查实违规违纪考生165人，其中替考127人。

　　从2012年的考研题外泄到2013年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就业处原处长贪腐案，再到2014年高考替考案，从异地高考到就近入学，再到各地方教育政策在幼升小、小升初阶段的接连变化，教育这块领地上，即便想安静也永远热闹。

　　高调喧嚣的教育身后，有一个人低调前行，很少抛头露面，却备受瞩目，这就是执掌教育部的袁贵仁。

　　人人有话说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直言对教育部给出的“高考改革方案”不满意，认为“高考改革要治本，不能只是治标”。

　　2014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高考改革方案轮廓大致清晰，葛剑雄的批评正是基于此。教育部长袁贵仁在会上指出，出台“总体方案”和关于高考、外语一年多考、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综合素质评价、考试招生违规处理等5个配套“实施意见”。

　　事实上，葛剑雄近年来与教育部的“交锋”也不是第一次了。2012年全国两会时，葛剑雄曾就考研题泄题一事“抢白”袁贵仁，要求教育部向全体考生道歉。

　　“我最不能容忍两件事：一是偷盗，二是作弊，这是品德的问题。今天考试作弊，将来当官也作弊、搞企业也作弊，社会风气就坏了。”袁贵仁回复称，考研题泄题一事，即便葛剑雄不提，他也会跟委员们讲。随即，袁贵仁透露了泄题事件的查处情况。

　　“散会后因记者云集，来不及再向袁部长面陈。记者问我是否满意，我答基本满意，但要看落实情况。例如复查试卷是否认真，甚至是否真查过，结果会完全不同。对部长未对道歉要求回应，表示遗憾，实际对提高考生信心，改善公众形象有益。如最终结果涉及教育部人员，仍将要求道歉。望考生自信自强，顺利复试。”当天下午，葛剑雄发出一条微博。

　　中国教育部长不好当，这是事实，在前任部长周济时期，有媒体就曾说过“周济赶上了一个公众对教育普遍不满的年代”。同样对于袁贵仁，又何尝不是如此？就像人人都有权利接受教育一样，对于教育，人人有话说。

　　2.7亿名学生，1700万名教师，55万多所学校。这样一个庞大的教育体量，对任何一任教育部长来说都是一个挑战。

　　袁贵仁上任之初，网络上就出现了“我们能为袁贵仁做什么”的新闻专题，把中国教育问题的“七大坎”和“八大关”，抛向新任部长；来自袁贵仁故乡安徽的11位高校教师联名上书教育部长，发表公开信：让我们直面“钱学森之问”。

　　在网络专题“我给新部长递个话儿”中，公众表达了对教育改革最热切的五大盼望，即给孩子们减负，整顿变态的奥数；提高教师待遇和社会地位；解决打工子弟异地上学问题，实现教育公平；整治教育乱收费；惩治教育腐败。近5年来，当初人们的期盼，在袁贵仁的工作和讲话中，几乎全部涉及。

　　与教育相向而行

　　与全民话题--教育的火爆形成巨大反差的是，教育部掌门人已低调得不能再低调。即便袁贵仁履职教育部长已近5年，但究竟袁贵仁是谁？

　　袁贵仁职业生涯从来没有一次偏离过教育的轨道，曾经他是乡村教师、大学学者、大学校长。

　　1969年，对于19岁的袁贵仁而言，算是命运的第一次转折。

　　在他1968年高中毕业时，国家取消高考已有两年。袁贵仁的家乡安徽省蚌埠市固镇县王庄镇南屯村。“文革”爆发时，袁贵仁正在固镇县一中念高二，阶级斗争取代了课堂教学，平日里备受尊重的老师们被从讲台上赶下来，并被冠以“臭老九”的“恶名”。正常的教学秩序被打破，学生们无奈返乡。

　　袁贵仁的同学曾经回忆道，在学校时，袁贵仁的功课几乎门门都是第一，作文常被当成范文。回到南屯村后，袁贵仁经常背着大书包回学校图书馆借书，几个志趣相投的同学凑在一起看，看完后由袁贵仁送还图书馆，一大包新书再被背回来。如此坚持，袁贵仁完成了高中学业。

　　但此时，高中已是终点。老实巴交的农民父母无力帮孩子扭转命运，求学之路被拦截的后果只有一个，回家务农。

　　就在毕业后一年，固镇县王庄中学校领导找到袁贵仁，希望他回校任教。在当时，当一名教师，对于酷爱读书的袁贵仁来说，无疑是又获得了与书亲密接触的机会。也由此，命运以这种特别的方式让教育成为他未来要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

　　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从此，一代人的生活又一次发生逆转。

　　1966年至1968年毕业的初高中毕业生，在新中国教育历史留下了浓重的一笔，他们甚至有一个特定的称谓--老三届。上山下乡运动中，由他们组成的“知识青年”主体，被分散插队落户农村。“老三届”是在恢复高考后，对高等院校最为渴求的群体，袁贵仁和他的同龄人们重新拿起书本，迈向紧闭了十余年的大学校门。

　　“学哲学可能更有意思，它可以融汇所有学科，更有高度。”袁贵仁带着对哲学殿堂的憧憬报考了哲学专业。1978年，袁贵仁如愿被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录取，攻读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专业。录取通知书寄到的一刻，贴在墙上的公式条、爱人烙的葱油饼、煤气炉上的煮面条都同在家乡度过的28年奋斗的青春一起成为美丽回忆。

　　1982年，袁贵仁从哲学系本科毕业后即开始攻读硕士学位。硕士研究生期间，袁贵仁师从北师大哲学系教授齐振海。1984年，袁贵仁提前一年完成硕士学业，并留校任教。齐振海教授在2009年接受北师大校报采访时，曾经夸奖袁贵仁：“他对哲学的经典著作掌握得比较熟，基础打得非常牢靠。他最大的优点在于写的每篇文章都有自己的见解，用自己的话说原理。”

　　在北师大任教期间，袁贵仁醉心于人学研究。作为哲学的重要分支，人学研究在我国发展起来还是在改革开放之后。通俗来讲，价值论的人学就是关注人的价值是什么以及如何实现。袁贵仁着重于人学的基本原理、历史回顾和现实考察等方面，著有《人的哲学》、《对人的哲学理解》、《中西人生哲学比较》以及《马克思的人学思想》等专著。人的价值及实现，或许也是中国教育亟须解决的关键问题。

　　1998年，学术声誉渐高的袁贵仁获得了我国唯一一项哲学类霍英东科研基金项目。1999年7月至2001年4月，袁贵仁担任北师大校长一职。

　　袁贵仁酷爱读书，甚至这也是他最大的爱好，即便在做副部长后，只要有机会回到北师大，就会到学校周边的书店逛逛。在与教育部前发言人王旭明的交往中，他爱赠书，就像当初在大学教书时向别人推荐书籍那样，也因此，袁贵仁成为送王旭明书最多的一位部长。

　　2008年北师大出版社出版了《辉煌的报告--北京师范大学优秀校友风采》一书。在这本80万字的书里，并没有出现袁贵仁的名字，更有趣的是，本书后记中有这样一段致谢词：在编辑过程中，(本书)得到教育部主管领导的支持。作为北师大培养出的人学第一梯队研究者，当时已官居教育部副部长的袁贵仁理应被收录书中，这肯定不是北师大的疏漏，而应该是袁贵仁的低调。

　　公平教育的“考题”

　　2001年4月，袁贵仁出任教育部副部长，至2009年10月被委以部长一职。在教育部任职长达13年的袁贵仁，其工作饱受外界关注，当然被寄予厚望的未来依然任重而道远。

　　王旭明在《为了公开》一书中，专门记录了自己与副部长们的交往。“温文尔雅、充满书卷气，甚至言谈都有些慢条斯理”，他很少出席新闻发布会，“唯一一次还是十六大期间，由有关部门指定”，这是王旭明眼中的袁贵仁。

　　袁贵仁在民众对教育的不满与不信任情绪几乎达到顶峰时走马上任。

　　当时，教育领域的矛盾最突出的两个基本问题一是义务教育，二是高等教育。义务教育不均衡发展以及高等教育日益加重的危机，加深了人们对现实的失望与对新部长的期待。

　　事实上，回头再看，袁贵仁在担任部长的5年时间里，义务教育均衡化是他最先为教育改革找到的切口，亦成为贯穿其工作的主线。履新仅一周，袁贵仁在全国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现场经验交流会闭幕时第一次表明“袁氏新政”的方向，他指出，各地要把义务教育作为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中之重，把均衡发展作为义务教育的重中之重，把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作为国家推动教育发展的奠基工程和贯彻落实《义务教育法》的重要工程。

　　袁贵仁用了两个“重中之重”剑指当时越演越烈的义务教育弊端，社会上“条子生”风行，“择校热”以及高昂“择校费”，扭曲了义务教育的本质，衍生出了各种民间开办的“坑班”，教育不均衡使得该领域成为钱权交易、肆意敛财的烂摊子。

　　重拾人们对教育的信心，必须重整义务教育，均衡化是他的首选项。2010年5月5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以下简称《纲要》）出台。《纲要》提出，要努力实现2012年义务教育区域内初步均衡、2020年区域内基本均衡的新目标。针对“择校热”，提出了率先在县（区）域内实现城乡均衡发展。

　　2011年，袁贵仁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曾指出，解决教育公平，要以发展促公平，加大教育资源扩充；要资源配置公平，采取一系列措施发展西部以及农村地区教育；以资助体系助公平，覆盖各级各类教育；以章程法规促公平。

　　也是在这一年底，全国所有县级行政单位全面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这是中华民族教育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也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奇迹。

　　而针对城市中教育不均衡的主要表现“择校”问题，教育部在2010年给出过一个时间表，承诺3-5年先让“择校”问题不成为群众集中反映的一个问题。袁贵仁认为可以兑现承诺。对此，他指出，教育部将打出一套“组合拳”，查处问题，治理乱收费。另一途径是，改造薄弱学校，提高教学水平，学校条件相应差不多，家长就不用找人花钱“择校”，这被袁贵仁看做是“治本”。

　　2011年12月30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召开联组会议，就国务院关于实施《纲要》工作情况的报告开展专题询问时，袁贵仁提出了实现教育均衡化四个途径，分别是以学校标准化假设推进均衡化，以教师资源合理配置推进均衡化，以优质资源共享推进均衡化，以强化督导评估推进均衡化。

　　作为落实《纲要》的重要举措，2012年国务院又印发了《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下文简称《意见》），对教育均衡化提出明确要求。对于《意见》的解读，袁贵仁如是说，总体目标是让每一所学校符合国家办学标准，教育资源满足学校教育教学需要，开齐国家规定课程，办学经费得到保障。要使学校班额符合国家规定标准，消除大班额现象。教师资源得到合理配置，使教师的整体素质得到提高，使每个学生都能享受有质量的义务教育。

　　但这并非易事。袁贵仁指出，均衡发展的推进需要一个过程，首先在县域内实现义务教育基本均衡，使县域内学校之间差距明显缩小。根据教育部与各省签署的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备忘录，到2015年，全国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93%，实现基本均衡的县(市、区)比例达到65%；到2020年，全国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95%，实现基本均衡的县(市、区)比例达到95%。

　　截止到2012年9月6日，教育部与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部完成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备忘录的签署，标志着中央与地方协同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机制初步形成。

　　作为半生都与教育为伍的行家，袁贵仁早在回答委员对《纲要》工作询问时就看到了教育均衡化推进的艰难。他直言“不可能有全面均衡、绝对均衡，均衡不可能一蹴而就”，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是一项很艰巨很复杂的工作，难就难在对于学校均衡不均衡，硬件指标达到不容易，但软件方面可能更难。

　　几乎每年全国两会，教育都是热词，“公平”、“均衡化”是代表委员次次必提。去年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朱永新的主题报告《县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是促进教育公平的当务之急》引起广泛共鸣，报告提出了一系列“顽固不化”的教育乱象，义务教育的不均衡，在城市，导致小学、初中择校热高烧不退，重点校“大班额”和“超大学校”随处可见；在农村，导致基层学校生源减少、教师流失，父母进城陪读成风；同时导致升学竞争恶性化、学校招生权贵化（“条子生”、“票子生”）等等。

　　同样在民间，人们对于推进教育均衡化的进程，似乎更多的是看到了文件一次次下发，但所谓“重点”依然屹立不倒，“拼爹”一词成为网络流行语，其背后饱含了家长与学生无尽的辛酸与无奈。

　　2014年，袁贵仁在全国教育会议上再次表明了实现教育均衡化的设想，“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教育质量”成为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关键词。随后，作为特大型中心城市代表北京开始在全市范围内“试水”。各个区县分别划分几大学区，保证每个学区内均有优质教育资源，以优质校带动普通校的方式实现教育资源均衡化；部分区县取消推优、共建，严格按照学籍或户籍就近入学；新增九年一贯制学校，在部分学校实现义务教育中小学阶段对接等等。

　　北京的举动往往在全国性改革中具有先行示范作用，今年该市一系列改革被解读为“史上最严”入学政策，从目前看来，是否真能遏制“择校”，实现教育均衡化设想，享受对等教育公共服务，消弭“重点”与普通校之间的差别，尚需时日。不过，北京今年对于非京籍适龄儿童需核验“五证”，似乎也向外界传达了一个信号，随迁子女就地入学的口子也许在缩小。

　　教育中均衡化的内涵为，在教育公平思想和教育平等原则的支配下，教育机构、受教育者在教育活动中，平等待遇的教育理想和确保其实际操作的教育政策和法律制度。或许北京对于随迁子女的政策变化是特大型城市严控人口的权宜之计，但这确实也给教育均衡化、教育公平提出了新的问题和挑战。

　　教育均衡化势必要做下去，这是袁贵仁及其教育部必须回答的时代课题之一。不单单是破解均衡化难题，教改领域的综合改革道路长且阻，人们依然像当初那般，希望袁贵仁能够成为中国教育的“贵人”。

　　（人物简介）

　　1969-1978年安徽省固镇县王庄中学、

　　五七大学教师

　　1978-1984年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哲学专

　　业学习，获学士、硕士学位

　　1984-1989年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教师、

　　系副主任

　　1989-1995年北京师范大学社科处处长、

　　副教务长、教科办副主任

　　1995-1996年北京师范大学常务副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