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特·格林开了一整夜车，要去邪教组织“同一教”解救妹妹凯瑟琳。那时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要对抗的不仅仅是一个邪教组织，还有控制“教徒”的一整套“洗脑术”。
那是1974年，刚刚高中毕业的凯瑟琳失踪了。她去参观一个“通过哲学、社区生活和精神引导创建美好生活的非营利组织”，随后和家人失去联系。一个多星期后，母亲接到凯瑟琳的电话，她说自己已经找到生命的意义，不打算再回来。
上世纪70年代，类似的失踪案在美国的火车站、公交车站、海滩等公共场所发生过多起，这些年轻人被父母找到时，已经变得眼神古怪、笑容虚伪、语言单调，“像去了核的苹果”。把他们从父母手中夺走的，就是一个个邪教组织，以及背后共通的洗脑术。
“同一教”就是其中之一。它的“教主”生活奢华，自称“宇宙真父”。他为信徒配婚，强迫信徒献身、募款、推销货品，称这样可以消除“原罪”，实际是为“组织”筹款。
凯瑟琳见到福特后表现得很疏离，倒是组织里的同伴热情地接待了哥哥。起初，福特这个大学生并没有太当回事，却一步步踏入了洗脑术的控制范围。
首先是认识新人，十个人围成一圈，互相拉着手。轮到福特自我介绍时，他直接说自己是来解救妹妹的，组长听了马上高喊起来：“我们爱你，福特！”其他的人也跟着呐喊。被抑郁症困扰了18个月的福特在“爱的轰炸”下感觉挺不错。
接着在哲学课上，老师讲到，每个人都有瑕疵，只有通过不断努力才能变得纯净；爱不止是一个目标，更意味着承担真正的责任；科学和宗教一直以来争论不休，是时候统一它们了。
空闲的时间里，大家被组织起来一起唱歌、运动。不管去哪里，都有一个精神指导跟着你。每天都过得很“充实”，当然也意味着几乎没有思考的时间。周末结束了，福特决定留下来。
看上去，这只是个普通的夏令营，但每个环节都经过了精心设计。隔离、催眠、睡眠剥夺、饮食操纵和灌输恐惧是大多数邪教组织惯用的洗脑术。他们首先会让新成员与世隔绝，造成心理和情感上的失衡，使他们卸下防备；然后是“爱的轰炸”，让他们一点点被说动。如果男性成员感到不自在，组织就派漂亮姑娘去说服他们留下。
美国心理学家史蒂夫·哈桑把这种精神控制总结为“BITE模型”，即行为控制、资讯控制、思想控制和情绪控制。比如在“同一教”，衣食住行、睡眠和闲暇时间都是被统一安排的，休息时总是没完没了地唱歌或者表演节目，根本没时间交流和思考。
那些刚进入“同一教”的新成员，邮件会被审查，给家人打电话时，组织的人还要站在旁边监督。多疑的新成员则会被带出去散步，避免疑虑传染给其他人。
不仅如此，教徒们白天要在外面工作，为组织募款，劳累被归咎为邪恶思想在作祟，承担起自己的责任被视为“意义非凡”，罪恶感和特殊使命感被放大，组织不仅要控制一个人身的身体，还有他的情绪。
尽管福特接受过高等教育，但在洗脑术的控制下，他没有把妹妹解救出来，自己的思想却被改造了。直到七个月后，他终于意识到，农场、吉他、歌唱都只是掩盖洗脑术的手段。
1976年，凯瑟琳的母亲打电话给女儿，假装说“同一教”的首领降临到她的梦中了，她觉得自己以前的看法完全错了。凯瑟琳高兴地回到家里，却被哥哥雇来的私家侦探摁倒在地，囚禁在亲戚的庄园里。她绝食抗议，拒绝对话，砸碎葡萄酒瓶割断左手大拇指的肌健和神经，房间里的血用一整包卫生纸才擦干净。
福特站在旁边，看到了妹妹脸上的表情，“那是你在魔鬼脸上才能看到的表情——冷酷无情的微笑”。后来，凯瑟琳用医院的公共电话打给“同一教”，逃出了医院。她改了名字，搬到另一个州，摆脱家人的寻找。
三十多年过去了，凯瑟琳依然是“同一教”成员。《洗脑术》一书的作者曾在哈佛大学的一间咖啡厅里见到她，那时凯瑟琳已经成家，并且生了两个女儿。
但她们的父亲，是“教主”在一个弥撒仪式上为凯瑟琳选定的，两人之前从未见过面，那是个一句英文都不会说的日本人。
（梁玉华摘自中国青年出版社《洗脑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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