谣言、理性与智者

　　“谣言”，在互联网时代，几乎是与“色情（暴力）”同等令人头疼的事儿。在中国大陆，它似乎更甚。举凡正义之师对网络进行道德讨伐、管制力量祭出打击的利器，仔细分辨的话，出师的旗子上都写着“谣言误国、色情害人”八个大字。

　　历史地看，最著名的“谣言”大概要算是周幽王的烽火戏诸侯了，落得个误国误身误爱妾，也属活该。不过，能够造成如此有气势、大场面大格局的谣言，在那个时代似非国君无以为之。但今天，一个小小的平头百姓也拥有了这般能量。与之最像的，莫过于我们都已经见识过的，有人挟一己之私谎称飞机上有炸弹，造成的恐慌绝不仅限于乘坐飞机者。

　　在一个交往如此密集又如此脆弱的时代，信息所引发的惶恐，是一个跨越国界的普遍难题。早在一百年前，美国人刚刚具有了紧密的全国交往的时候，美国联邦大法官霍尔姆斯（Oliver Holmes）就在1919年的一份判决书中写道，“如果某人在剧场中诈称发生火灾造成巨大混乱，这种言论就不应保障。”为此他提出了一个“明显而即刻的危险”管制原则，即是说，某个言论（包括谣言）只有在引发了当下的、清晰的、“一触即发”的非法行动之际，才应当受到管制。

　　暂且不说这一原则所引发的巨大争论，其背后的理念就值得我们细细思量。它说的是人的理性在某些特定情境下是有限的、脆弱的。比如黑暗的剧场中听到失火的呼喊、飞行在万米高空听到有炸弹的恐吓，再比如埃博拉病毒泛滥时听到非洲来客发烧，即使在聪慧的智者面前，谣言也很容易钻破理性的堤防，因为急促之下人们没有运用理性细加审辨的时间和可能，“宁可信其有”就成为保护自己的本能反应。

　　然而，这样的时刻毕竟是特定时刻，不常有也不可能无处不在。那么，在日常和缓的节奏中，我们是否需要时时对所有谣言都如临大敌？换言之，我们是否还应对人的理性保持一份信任？“色情”不是在所有国家都非法，但所有国家都赞同的是对儿童的保护，都同意必须对儿童色情进行严厉打击，背后的原则如出一辙：在我们的孩子成为一个具有理性分辨能力的成年人之前，是需要保护的；而成年之后，最好的保护，是自我的分辨。

　　谣言其实并不完全止于智者。一来有些“智者”会利用谣言，二来，智者本身也是在识别谣言过程中才变得智慧起来。从这个角度看，在不那么面对“明显而即刻的危险”的时候，让普通人都有运用理性识别谣言的机会，可能是更有智慧的应对之道。事实上，只要有透明公开的环境，绝大多数谣言，命都不太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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