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没有成为江洋大盗

　　我是一个让老妈绝望到抓狂的孩子。

　　幼儿园上到中班，还不会擤鼻涕。每次，妈妈大喝一声：“擤！”我就希溜一声，使尽吃奶力气往里吸。这么一个简单的呼吸吐纳，就是学不会。

　　妈妈给了五块钱，让我出门买一斤盐。我听成买冰棒，狂喜之中狂奔上街。小贩子更觉喜从天降，把阔口保温瓶中的存货一下子清空。我用报纸抱着一堆冰棒，一颠一颠进门时，身上衣服与家门口，都黏成一片——冰棒几乎全化了。

　　不记得那时多大了，只记得老妈揍了我一身汗，然后又把我扔进木盆里洗澡。想想，还生气，在木盆里又揍了我一顿。五块钱，那个年代里，是一笔很大的开支。

　　碰到这样不吃打又没记性的破孩子，老妈很快就成了精细记录我劣迹的历史学家。

　　我老妈扬着手，学着我小时笨拙骗人模样，每一回都让我深刻地认识到，我是个撒谎成性的家伙。也奇怪，我老妈家族里的人，似乎都有表演天赋，说话表情夸张，嘴里象声词也多。所以，我的劣迹，就这样在时间之河里生动地漂着，怎么泡也不褪色。

　　我从来认为，大人与孩子之间，完全是两个国家，有两套迥然不同的表达系统，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都要讲尊严。而且，孩子的自尊可能比大人更敏感。

　　不知道为什么，我老爸老妈那一代人，几乎都是打击孩子自尊心的高手。我老妈似乎更有创意，算是打冷枪的神射手。

　　一个冬天，快上一年级的我，跟一帮小朋友在大院里窜来窜去，玩得正疯。我老妈洗着被单，忽然勃然大怒：“还玩！看看，你又尿床！大冬天的，洗被子容易啊！”

　　全体小朋友都愣住了。那一刻的安静，无比漫长。

　　洗好的雪白床单，很快晾在院子里。其实，私下里，小朋友们都知道对方尿床的事迹。问题是，有一面标志着我尿床的巨大白旗，在院子里飘着呢。

　　相当一段时间，在小朋友中，我就像被批判的坏分子，颜面扫地。

　　那个年代，护犊子的家长不多。小朋友要是打了架，大人都是各自把孩子揪回家，暴打一顿。然后，再把孩子叉出家门口，向对方家长亮出孩子的青紫伤痕，以示尽了教育之责。记得这种时候，相邻的两家，都会传出孩子的鬼哭狼嚎，杂以“跪下跪下”的呵斥声。不知道其他伙伴跪下没有，反正我每次只肯跪一条腿。我认为，跪一条腿不算跪。现在想来，那也算维持了一点畸形的尊严吧。

　　美国有一个叫弗罗姆的精神分析学家说：“如果不了解对方，那么想尊重就是不可能的；如果不是以了解为指导，那么关心与责任就是盲目的。”我与小朋友们碰到的悲剧是，几乎每一个父母，都以为最了解自己的孩子；而且又认为，只要出自于关心与责任，什么手段都可以用。

　　大概是小学二年级时，我偷了妈妈包里的钱，用途基本上是买了小人书。东窗事发后，我被勒令一星期不许上学。妈妈说，一个小偷，上学有什么用！一星期后，她想出了一个妙招，兼具惩罚与防范的双重功用：我的所有衣服裤子的口袋，一律用针线严严实实地缝上。

　　一个小偷怎么能有口袋呢？也就是说，我从此不配使用口袋。这个无口袋阶段，足有一年。大概妈妈也隐约觉得，缝口袋的创意有点出格，所以，这个耻辱的秘密，我得以小心维护了一年。后来，读美国小说《红字》，看到那个通奸的女人，被教会规定，胸前终生佩带着鲜红的A字。我心里说，幸亏老妈没读过这书。

　　弗罗姆说，爱首先不是同一个特定的人的关系，它是一种态度，一种性格倾向。这种态度、性格倾向决定了一个人同整个世界的关系。我想，每个人都是通过爱上几个人，来爱整个世界的。我老爸老妈的年代，世界实在太不可爱，大人国里的仇恨与鄙薄，远多于爱与尊严，怎么可能顾得上我们小人国呢？相反，他们潜意识里也许还有这样一种倾向：通过对付小人国的问题，来解决大人国里的麻烦。

　　我老妈是一个很固执的人，也是一个严格执行计划的人。在物质匮乏的年代，一切礼尚往来，都被她纳入不可更改的家庭计划中。

　　一天，她让我给街坊老刘叔叔送几个肉包子去。我又一次犯了极端粗心的错误，把包子错送到隔壁的尔辉叔叔家。路上，我还在想，是啊，上回，尔辉叔叔送了我们家大南瓜，所以妈妈这次就还他肉包子了。

　　近40年后，小学同学的名字，我一个也想不起来，却能清楚地记得邓尔辉这名字。原因就是，我陷入了一场可怕的外交危机。

　　本来，几个肉包子送错了，就将错就错吧。可是我妈偏不，她让我去把包子再讨回来。因为，尔辉叔叔的南瓜，已经用水饺还过礼啦。老刘叔叔的人情还欠着，你拿什么来还？老妈声色俱厉：“自己犯的错，必须自己挽救！”

　　天哪！这怎么可能？

　　我至今认为，这是自己一辈子遇上的最大难题。两家的关系不能搞坏，东西又必须索回。成年后，一看到陷入危机的国际关系，我就想起小时候碰到的外交窘境，总结了一个道理：在弱国与强国之间，尊严永远是拿来换取实惠的。

　　可是，小孩子家对自己的面子，总有一种本能的保护意识。我在门口磨蹭了一会儿，但很快就想到，时间紧迫，万一肉包子被吃掉，我就完蛋啦！

　　硬着头皮进了尔辉叔叔家，万幸的是，肉包子还放在屋梁上挂着的篮子里。尔辉叔叔本想等全家人都到齐了，再来享用肉包子的。

　　当然，包子最后是拿回来了。按照心理学“遮蔽性记忆”的原理，我已基本忘了这场交涉的细节。我只记得，自己像一条小狗似的，在屋梁下转来转去，直到尔辉叔叔自己开口问我。所以，上初中时，第一次学会“斡旋”这个生词，我就立刻想到，不管怎么斡旋，其中一方，肯定像一条转来转去的狗。

　　每一个妈妈，都爱自己的孩子，但每一个妈妈，又经常不自觉地折磨自己的孩子。更糟的是，她会以为，那种折磨，就是一种深沉而准确的爱。

　　现在，我的妈妈，已经是慈眉善目的老太太了，她不许我对她孙女动一下手指头，连大声说话也不行。可是，她仍然认为，如果不是她的严格要求，我现在也许就是一个小偷、骗子。

　　其实，我也在想，一个自尊心被戳得千疮百孔的孩子，后来为什么没有变成懦弱内向的小偷？为什么没有成为厚颜无耻的骗子，或者干脆成为名震一方的江洋大盗？

　　如果哪个儿童心理专家，愿意研究一下我这个活标本，也许还能获奖呢。

　　（孟新蕊摘自上海三联书店《我为什么没有成为江洋大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