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在惊涛骇浪中掌舵

　　“邓小平喜欢大海，有着海一般的气魄与胸怀。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涛涛波澜中，在世界发展的滚滚浪潮中，他引领中华民族复兴之轮，扬起浩浩风帆，乘风破浪，奋勇前行。最后，回归大海，在大海中永生……”

　　从渠江走来

　　1920年，刚刚度过16岁生日的邓小平登上远赴法国的邮轮，离开家乡，开始了他的留学生涯。这一程，他过渠江，入长江，最后驶向辽阔的大海，也开启了他波澜壮阔的一生。

　　自古以来，中国人都醉心于舒适且自给自足的小农生活，这种自我安逸的追求恰恰造成了民族性格中开放意识的缺失。在这种环境下，邓绍昌与邓小平父子迈出的这一步就需要有更大的勇气与决心了。

　　好在父亲支持，儿子有心。

　　邓绍昌在广安是一个有地位的人，他有抱负，关心时事，早年曾在成都高等政法学堂就读，后来又长时间居于重庆，接收到很多新文化，认识不少有见识的人。毫无疑问，送邓小平留学一定是他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的决定。

　　而邓小平在读小学期间，就恰巧赶上当时教育总长蔡元培提出注重道德、实利、军国民以及美感的教育方式，摒弃了清末忠君尊孔的旧式教育。入读广安县立中学堂后，当时一些有过留学经历的老师也给邓小平带来了新思想的冲击，比如首任校长王宜彝曾经留学日本，他们的言行举止无疑会给邓小平带来新的感受，促使他对外面的世界产生憧憬。

　　于是，一个稚气未脱的孩子毅然踏上远行的征程，他要去看世界，他要让世界接纳自己。如果一个人没有长远的眼光与开阔的胸襟，是无法在人生关键时刻做出重要决定的，更何况迈出这一步时，邓小平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年，更值得称道。

　　从这一年离开故乡广安，他就再也没有回来过。此后，他的一生都在大海的风浪中搏击前行。

　　“打不倒的东方小个子”

　　在邓小平的政治生涯中，最跌宕起伏的一轮搏击莫过于他“三落三起”的传奇经历。

　　邓小平第一次跌入政治低谷是因为对毛泽东的支持。30年代初期，在反对左倾冒险主义中，邓小平等人支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为此，邓小平一度被关进监狱、撤销职务，并被冠以毛派头子的称号。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在他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对此有一个传神的细节描写：“邓小平在第一次被打倒以后连写两三份检查，指控者仍不满意，邓小平坚称说的都是实话，没有别的可说了。说罢，邓小平把腰杆一挺，直直地站在那里，不愿为此再费口舌。”

　　与第一次跌入低谷相反，他的后两次被打倒恰恰是因为对毛泽东政见的反对。1968年10月，邓小平被打成党内第二号走资派，被撤销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下放到江西，直到1973年才回到北京。毛泽东第一次召见邓小平时开口就问“你在江西这么多年做什么”，邓小平只回答了两个字“等待”。

　　1976年，第三次被打倒。这一次，当中央警卫局来人接邓小平时，全家近十口人一起给他送行，连家人都认为这也许就是诀别了！可是1977年，73岁的邓小平第三次复出，这一次，他把中国推上了通往繁荣富强的快车道。

　　历史上，几乎没有哪个政治人物像邓小平一样三次被打倒，又三次站起来，所以西方媒体把他称为“打不倒的东方小个子”。他就像是大海中最优秀的游泳运动员，只有不断地劈波斩浪才能打开一条通往岸边的生路，纵然风急浪大，即便行者文弱，却从未放弃与绝望，正如他自己所说“在大海中游泳自由度大，有股气势”。

　　“像芥末一样辛辣”

　　1938年，美国驻中国大使馆武官埃文斯·卡尔迅在他的著作《中国的双星》中，评价邓小平的头脑“像芥末一样辛辣”。这是邓小平第一次被国外出版物介绍到西方。

　　许多年以后，以强硬著称的撒切尔夫人就被“辛辣的芥末”呛得喘不过气来。

　　就在中英双方就香港回归问题进行激烈谈判、英国首相坚持继续管理香港时，邓小平却严正驳斥了撒切尔夫人的“三个条约有效论”，毫不含糊地说：“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就是李鸿章！”

　　“主权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邓小平用自己卓越的政治智慧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为解决港澳台问题奠定了基础。

　　说起“一国两制”的起源，恰好就在邓小平的家乡广安--巴国故地。

　　公元前316年，秦国大将司马错说服秦惠王发兵攻打正在内乱的巴国和蜀国。巴蜀是位于秦西的两个偏远国家，其富足的物资、人力资源与重要的战略地位，不仅可以充当秦国的粮仓，也可以做从长江攻打楚国的桥梁，正所谓“得巴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定”。秦惠王命司马错带兵，先后灭了巴蜀两国。

　　巴国地处偏远，秦王见巴人尚武，为集巴国之力攻楚，秦王就在巴国对其实施“巴人治巴、高度自治”的制度，由巴人担任最高君长，治理地方。为规范和约束双方的承诺，秦和巴还勒石以记协议，以示遵守。

　　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广安这片历史悠久、文化积淀丰厚的土地不仅用她的厚德载物养育了邓小平这样的伟人，更用自己的历史给予了伟人对民族的思考，让邓小平用“一国两制”的方式和平解决中国的历史遗留问题。

　　“他总是第一个发现春天的人”

　　邓小平热爱大自然，喜欢祖国的名山大川，也喜欢院子里的一草一木，家人说：“他总是第一个发现春天的人。”

　　大自然的春天他不肯错过，祖国的春天就更不愿错过了。

　　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国家的发展开始走上正确的轨道，邓小平倡导对内改革、对外打开国门，从这个时候起，中国才算迎来了真正的春天，因为我们看到了希望。

　　当农村的包产到户争论激烈时，邓小平的态度是不争论、允许试，这是很了不起的。先不下结论，实践出真知，什么样的方式能让老百姓吃饱饭，什么样的方式能让老百姓富起来，就采用这种方式。

　　1979年邓小平南方巡视，创立了深圳特区，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从清朝以来，闭关锁国的政策让中国隔绝于世界的舞台，造成了落后的局面，才有了充满挨打与屈辱的中国近代史。

　　邓小平深谙一个道理，中国只有开放，才能包容，如同大海容纳百川一样，既然这艘巨轮已经航行在世界的海洋之中，就免不了要搏击风浪，与其被动地推向前台，不如我们自己大大方方地敞开大门，接受检阅。

　　“对中国的责任，我已经交卷了”

　　1993年年初，邓小平在给孙辈写的信中说：“对中国的责任，我已经交卷了。”

　　是的，战争岁月中，他指挥千军万马驱逐日寇、打赢解放战争，是新中国缔造者的一份子；新中国的建设过程中，他更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当他以73岁的高龄再次复出时，以更睿智的思维、更长远的眼光为国家确定了道路、擘画了蓝图。如果真的将人生看做一场考试的话，邓小平的成绩无疑是优秀的。

　　毛主席去世时，整个国家陷入难以自拔的悲痛中，人民手足无措。如果把一个国家的发展只系于一两个领导人的身上，那么这个国家无疑是悲哀的。邓小平去世时，悲恸依然存在，可老百姓不再那样手足无措，这也正是他所希望的，他把这个国家带上正轨，即便在他离开以后，依然可以沿着轨道正确运行。

　　在我看来，这是邓小平对中国做出的最大贡献，就像《人民日报》原总编辑范敬宜所说：“他的功绩具有一种强大的生命力，那就是：既经得起回头看，又经得起向前看。”

　　后记

　　自从年少离开广安之后，邓小平再也没有回过家乡，不是不想，而是怕兴师动众。但他浓浓的乡情却蕴含在始终未改的乡音中，蕴含在钟爱的川菜里，更蕴含在对广安发展的殷殷关切中。邓小平少小离家，通过长江走向大海，最后又把“大海”带了回来，事实上，他带回的是一种开放的意识与变革的思想，在改革之初，他就说过有两个省是改革的试点，一个是安徽，一个就是四川。当初一句“一定要把广安建设好”，如今成了广安人努力建设家园的不竭动力，因为小平同志就坐在家门前，时刻看着家乡的变化。

　　邓小平一生迷恋大海，这里是他革命生涯的起点，也是他人生旅途的归宿。九十三年，如同一朵生命的浪花，从故乡渠江流入嘉陵江、长江，穿云雾过三峡，奔腾而下，在无垠的大海中，他获得了永生。

　　撰稿/刘艺喆 图片/吴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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