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

　　辛亥革命后，梁启超从政十几年，致力于向国人介绍西方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化情况，继续实现他的“维新梦”。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任教于清华学校（1928年由南京政府改名为国立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为“四大教授”之一。

　　1926年初，53岁的梁启超因尿血症久治不愈，求诸西医，住进了北京协和医院。一入院，他便被定性到外科，并于3月16日做了肾脏切除手术。操刀者是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的医学博士、协和医院院长刘瑞恒，副手是声名赫赫的纯种美国外科医生。然而，出人意料的悲剧发生了：梁启超被错误地切掉了那个健康的好肾——右肾，而生命之泉就只能靠另一只残存的坏肾——左肾来维持供给。手术后，梁启超的好友——著名医学家伍连德亲自验看了割下来的右肾，发现没有丝毫病态，证明手术确实是协和医院的失误。在事实面前，协和医院一方承认了错误，却早已无法补救。

　　梁启超的学生们，如陈源、徐志摩等，以“白丢腰子”等语言在报上对协和医院进行口诛笔伐、兴师问罪，坚决主张诉诸法律，为老师讨回公道。

　　这是一个一打准赢的官司，但是梁启超本人却持“三不”的态度：第一，不准诉诸法律；第二，不求任何赔偿；第三，不要任何道歉。因为他坚信，西医是中国学习西方进步科学的重要内容之一，认为正当西方医学走进中国社会步履艰难的时刻，维护西医的形象，就是维护新科学，就是维护人类文明的进步事业，他很怕人们由“丢腰子”事件引导出怀疑乃至否定西医的恶果。

　　肾丢了，科学救国的梦却依然牢牢扎根梁启超的心中，为此，他忍着日益加重的病痛，亲自撰文为协和医院开脱。他用英文写了《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送给协和医院存档，又用中文把它发表在1926年6月2日的北京《晨报副刊》上，在文章的最后，梁启超呼吁：“我盼望社会上不要借我这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进而成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这是我发表这篇文章的微意。”

　　1928年5月，55岁的梁启超评阅完手头最后一批学生论文，向学校递交了辞呈，回天津老家养病。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永别了他深爱着的国家和同胞，享年56岁。噩耗传出，“学界政坛天下同悲，清华同仁扶棺恸哭”。

　　健康的好肾冤枉地牺牲了，梁启超却用残存的病肾点燃了生命的风中之烛，为西医科学在中国的举步照明引路，直至油尽灯灭而不悔。

　　金言摘自《济南日报》

　　岳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