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日军家书里的历史真实

　　砍中国人头之类的事是家常便饭。把他们的尸体往山中一扔，便会有狼和狗来吃，令人恶心。”

　　今天看来狰狞的内容，在日本人小林明一的眼中，似乎已司空见惯。在1942年的一封书信中，他还写道，这样的情形，他本人已“见过两次”了。

　　这封信寄自中国山西大同，收信地是日本北海道。从两名收信者小林俊子和芝原势津子的名字来看，这应该是小林明一的一封家书。

　　或许是这样的内容太过直白，抹黑了日本军队的形象，该信件被日本军方审查机构标记为“抹消”处理。

　　但历史恰恰留下了这一痕迹。在吉林省档案馆最新整理的关东宪兵队档案中，当年日本军队内部印刷的林林总总的《邮政检阅月报》《通信检阅月报》，记录了日本士兵的“违禁”家书。侵略者的种种暴行由此再次显露于世人面前。

　　以杀人为乐

　　“本月十日开始继续烧杀共产军以及共产部落，所有男子都被枪杀……看见小孩子被扔弃等惨状不禁落泪，但是一想到这是敌国的孩子，他们长大了就不得了，于是一狠心将其扔到火中……在此村落杀的人数是150人。”

　　这是当时两个日本人之间的通信，写信者是日本在华北的占领军士兵□田国秋（因档案不完整，无法确定全名），收信人是日本群马县高崎市的田多井植市。

　　杀人，肆意杀人，以杀人取乐，成了侵华日军的经常性工作。

　　关东宪兵队的一份《邮政检阅月报》档案，记载了1940年一名叫太田藤太郎的人写给北海道家人的一封信，随信还寄送了残杀中国人的七张照片，寄的照片上写着“用军刀割”的字样。

　　另一份海拉尔地方检阅部的《通信检阅月报》档案，则记载了1941年在齐齐哈尔的一封信，写信者荒井芳夫在信中记录了这样的事实：某军事工程投入一万多名中国劳工，逃跑的劳工被捉回来后用土埋、灌水、殴打等方式残酷折磨。这一信件被日军予以“没收”处理。

　　日军的这种严格审查制度，从一个侧面显现了其对这些罪行日后可能败露的警惕性。吉林省档案馆研究馆员王心惠介绍说，当时侵华日军采取了邮政检查制度，对占领区的中外籍人士，包括驻伪满洲国的各国公使馆人员及所有在华日军和家属的信件、电报、电话，都要进行秘密检查。一旦发现被认为泄露军事机密、对日军不利的言论，包括反映了日军烧杀抢掠罪行的信件、电报等，便进行消除、扣押、烧毁等处理。

　　扭曲的人性

　　扭曲的人性，变态的行为，在不少“违禁”书信中都有体现。

　　1942年6月，山西省榆次城外的铃木义雄写给东京市牛区的高柳芳雄一封信，部分“违禁”内容则被日军华北派遣宪兵队《通信检阅月报（六月）》摘录刊发。

　　在信中，铃木义雄大肆标榜他的“英雄”举动：“我一个人就打得中国人头、脸、眼睛、口出血，我剥下了他的衣服，扔到井里浸泡，他全身赤裸，浑身是血回家的样子，真是好笑。”

　　铃木义雄说，他还抓过一男一女两个中国人，“晚上让他们赤身裸体，然后在屁股上插入木棍，真的特别有趣”。

　　或许是意识到这个粗俗军人的野蛮行径实在见不得光，日本宪兵队对该信件作了“扣押”处置。

　　在中国华南地区，当地的日本宪兵队本部在一份《军事邮政检阅月报（六月）》的档案中，记录了一名叫小林一郎的日军士兵1941年6月给东京家人的信函。在信中，小林一郎详细描述了自己屠杀中国人的感觉，并自诩享有治外法权。

　　信中写道：“砍下中国人脑袋的时候，说不出来是什么感觉，但是无法忘记他们临终时痛苦的表情……凄惨地喊着‘唉呀呀’。我不清楚自己已有多少次杀人的前科了，但是战场上我享有治外法权，不受当地管辖。”

　　如此渲染对中国人的虐杀，尤其是有虐杀战俘的嫌疑，自然不能为日本检查机构所允许，此信件被作“消除发送”处置。

　　对女性的暴行

　　日本侵略者军纪涣散，恶行累累，更表现在对中朝妇女的戕害上。

　　跟这些日本士兵家书同时披露的关东宪兵队司令部《军事警察要报第十三号》，记载了1944年一名16岁中国少女的不幸罹难。

　　这名少女应该来自当时被日军占领的江苏南部，一名日军少尉为讨好日军中队长，将她抓来作为“礼物”奉献。这名可怜的少女，先后被两人关于密室，遭受强奸凌辱，最后，日军中队长生怕事情败露，派两名士兵将少女勒死，将尸体抛弃在山林中。

　　还有很多中朝妇女，在日军的“慰安所”里遭受了非人的折磨。

　　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教授表示，在当时的日本军队中，整个“慰安妇”队伍估计有40万人，其中中国妇女占了一半，来自朝鲜半岛的妇女约14万人，另外还有一些东南亚妇女和白人妇女。

　　“‘慰安妇’不同于军妓，‘慰安妇’制度是日本以国家机器建立的，强征的是其他国家的妇女，这是人类文明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暴行。”苏智良教授说。

　　在这次披露的档案中，有一份北安地方检阅部的《邮检月报》档案，记载了1941年驻黑河日本军人武田武二郎的信件，比较直观详细地描述了在中国东北黑河地区开设日军“慰安所”的状况。

　　信中写道：“在一望无垠的旷野上，连个村子也没有，只有各兵科的兵舍孤零零地显示着国威。唯一能看到的是利用陆军馆舍的一角开设的东西向的‘慰安所’。所谓‘慰安所’既像一寸见方的小剧场，也像储物的小屋，很难想象出具体的规模。”

　　武田武二郎接着写道，军队的生活虽然无聊，但“慰安所”却是日本士兵“非常重要的消遣解闷的地方”，在这个小“慰安所”，“兵力”只有20名，都是“清一色的朝鲜人”。他特别提到，这些来自朝鲜半岛的“慰安妇”都受到《国家总动员法》的制约。

　　吉林省档案馆研究馆员王放女士介绍说，当时朝鲜半岛是日本的殖民地，日军就是运用《国家总动员法》强征朝鲜妇女充当“慰安妇”的。“可以说，这份档案中提到的‘国家总动员法’这几个字，正是日军在朝鲜半岛强征‘慰安妇’的有力证据”。

　　但武田武二郎这种泄露“机密”的行为，显然不能为日本检查机构所允许，这封家书被作“扣押”处理。

　　70余年过去了，这些被抠掉被扣押的信件内容，却因为当年日本宪兵队的审查记录，成了日本军国主义丑恶罪行的历史铁证。

　　（丁俊威荐自《党员文摘》）

　　文/刘洪、宗巍 责编/我不是雨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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