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写史的权力

　　它试图打散舞台之后过于简单僵硬的操纵机械，把权力释放到亲历者手中，让他们从纯粹的个人性出发，书写自己的历史

　　前不久，笔者参加了崔永元发起的“家春秋”大学生口述历史影像记录计划启动仪式，这个项目旨在发动在校大学生回家探访亲属，拍摄纪录片，成为更大规模的口述史资料的一部分。

　　当大学生走上展台放映自己拍摄的纪录片，当他们的父母以“口述史”的名义讲述家族记忆，当口述史从社会进入高校，成为历史科目的一部分，很显然在一贯庄严或专业的历史学舞台背后，导演的权力机制正在松动。

　　中国的专制时期，历史以官修为正统，私家著述经常有杀头之忧。少数秉笔直书的良史，也只能在“邦国大事”层面保存一份真实，历史书写的视野问题一直未能解决。进入现代，历史学成为有门槛的专业学科，但它和普通人记忆之间的关系问题还需要解决。

　　有段时间，在史学界，因为相信“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甚至要人人与陈寅恪比赛，试图集合众人之力在“资料占有”和理论思想上全面超越。然而这个“人民群众”，和个人相去甚远，历史证明，由“人民群众”写下的历史，不仅无法比肩或超越陈寅恪，甚至也无法和古代的“良史”相比，因为像董狐、司马迁这样的“良史”毕竟还有一份个人性。

　　谁有权力写史？历史是一块双面镜，正面庄严宏大，甚至光滑完整，背面却是无数的碎玻璃片拼嵌而成。如果有一架足够大的显微镜，任何一个组成历史背面的个体故事，都会显出自己的质地和分量。没有这些细到极致的碎片，正面光滑的玻璃随时会崩塌、粉碎，正像在一场车祸中那样。“文革”结束之后，中国人的历史观就遭遇过这样的“车祸”。

　　至今这块玻璃仍然脆弱。在重建历史的过程中，缺乏真实可靠的材料，在档案保密、当事人失言的局限下，历史学家们的努力显得软弱单薄，无从承载民族记忆的重量。种种现象表明，如此深重的历史负担，不仅是“正史”或者历史教科书无从传达的，也是专业历史学难以承担的，它们可以拼出几条线路、几块镜片，却无法提供背后坚实的支撑。

　　如何让历史镜子的背面变得可靠？口述史乃至更宽泛意义上的个人写史，就是这样一种努力。它试图打散舞台之后过于简单僵硬的操纵机械，把权力释放到亲历者手中，让他们从纯粹的个人性出发，书写自己的历史。

　　这样的写史，毋宁说是夯实历史的地基。在地基上，还需要更精密复杂的加工，包括国家层面和专业学者的努力。但地基本身，也需要严谨认真地构筑，引入国际通行的口述史规范，正是眼下的现实问题。

　　文/袁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