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时代弄潮 张天一和他的作品

　　认识张天一是三十年前考学期间，1987年他毕业后到抚顺工作，我们来往更加紧密，他给我的印象是思维停不住，且着急调整。他的想法往往很新，想法说出来时，以我们常常定势的思维脑袋还不是很适应。他便匆匆的找依据。他上学时结交了不少全国各地的良师益友，那时候还没有电脑，他和他一些朋友的交往都是靠寄信，或者到北京去一趟，当你刚刚对他的第一个想法作出认可的判断的时候，他又冒出了N个想法。他听到的多，看到的多，想法也多。

　　那时候中国正值“85美术新潮”时期，美术学院刚毕业的他，对抚顺这个小地方美术生活不自禁的采取了一种批判怀疑的态度。办展览，搞讲座，成立艺术小组，忙的不亦乐乎。他的生活交织在奇特的观察、判断和流言之中。他时值22岁，年轻气盛。生活在自我臆想创造的状态中，白天得找一些人喝酒谈艺术，或调侃鲁美的一些名人醉事，晚上继续他跳跃的思维，喜欢调节朋友间的矛盾，哪怕是越调越乱。几天不见他，我们会感觉到难有的清静。

　　很少的时候他也呆在自己的小黑屋子里，一个人看看书，写写字，对现实的不信任不习惯常使得他拒绝正常的生活方式，这可能和他的设计出身有关。他的家里满地的酒瓶，饭桌上有没吃完的午餐肉罐头，墙上有蜡染、油画、书法，书架里放着他父亲留下来的中国考古杂志。后来看他写的字，往往和那些杂志里的汉简有关系。有时他在家里和自己玩游戏，将一些不知在哪儿掏弄来的国外兵俑玩具按照自己创造的规则摆来摆去，或者将什么香港游戏棋摆来摆去，全不管游戏规则。

　　他一直在设计师和艺术家的身份中游弋，有活儿的时候，凛然是个设计大家，空闲的时候，就跑到艺术的圈子里逛逛，美术学院出身的设计师大多如此。1989年，他去珠海和冷军他们画起了动画，几个月后回来，就学了一口不纯正的广东普通话，仿佛挣了大钱。那个时候，是爆发户频出的年代，一个朋友几个月不见面，有可能就变成了大款。他花钱阔绰，口气逼人，酒量大增。十多天才缓过来，回到现实。

　　翻翻《世界之窗》和《世界知识画报》走马观花的看了看，再看看旧的美术杂志，当他翻看到《美术》里发表的北京机场的壁画的页面后，目光停留很久，几天后又不知跑到哪去了。一年之后，他以壁画家的身份出现，创作了许多壁画，终于将设计和绘画结合到了一起。

　　整个九十年代，张天一在大连教书、写书、科研、获奖……

　　他组织过众多的设计项目，社会兼职渐多，似乎和绘画渐远。世纪之交，他调回母校工作，迷上了数字摄影，当上了新校区基建指挥部的总指挥助理，被称为“鲁美发烧友”。

　　2002年，他创作了用拼图工具制作的系列艺术作品《世界之窗》。批评家杨卫指出：“我更喜欢他的《世界之窗》系列，喜欢的原因在于他那批作品借鉴了抽象艺术的元素，将一扇打开的窗户赋予了色彩斑斓的联想。事实上，这正是当代中国的文化处境，开放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而如何将这种繁荣归纳成一种视觉形式？的确需要有一种抽象整合的能力。”

　　2005年春节，是张天一创作的又一个时期，在海滨城市大连创作系列作品《寒假与来访者交谈》，作品缘起又是从游戏开始：“我的朋友在春节的时候前来相互拜年，春节是我一年中最轻松的时光，我们想玩一会象棋，但是，只有棋子没有棋盘，于是决定画一个棋盘，最后大家棋并没有玩成就吃饭去了，回来后看着画好的棋盘就想继续画下去，以后每每来人的时候，我都让他们在纸上画上几笔，我来完成，就如同交谈。”

　　来访者包括：学者、教授、学生、亲属，还有艺术家。这些作品共创作了九十多张，游戏的内容开始，虚幻想象的空间结束。大都融入了水性材料和机理制造出的空灵哀伤的效果，颇具塔皮埃斯的悲剧性的抽象表现主义特征，有儒雅与悲怆的意味。这些作品颇具绘画趣味，是张天一作品里少有的绘画风格浓郁的成功作品。开始的作品好像在稚拙的近似涂鸦似的放松行走，但他并未把稚拙的风格进行到底，而是在自己的不断涂抹中感受到了诗性，任凭自己的感觉走下去，主题逐渐消失了，而绘画本身成了主题，成了有价值的东西。

　　“世界之窗”的创作初衷也许并非杨卫所说的那样严肃而深刻，完全处于对拼图的好奇，这是他二十多岁以后看到的香港新玩具。在拼的过程中游离了游戏规则。在“世界之窗”创作之际，中国正展开比较文化的探讨，中西文化的对立与比较常常是许多艺术家思考的主题，张天一运用了中外各种窗式来分割画面，将达芬奇的蒙娜丽莎与中国的“福”字拼在一起；有将梵高的“小憩”与王昭君以及老爷车拼在了一起，思考中西与古今的文化处境。我对他的米字格的窗式图案特别感兴趣，那是70年代“深挖洞，广积粮”时期，为防止苏修的飞机轰炸，每个家庭都在窗子的玻璃上用宽纸条粘贴的形象。可以想象当时只有几岁的他对米字格相当的好奇并记忆深刻。拼图用光了，他就用笔画拼图，这当然是个累活儿，没有了现成的拼图印刷图案，一切都靠一笔一笔的画上去，这时的形象无疑是经过思考的了，内容逐渐消失，绘画和游戏重新显现，变得抽象，光怪陆离。

　　“世界之窗”是在当时的文化状态下进行的文化比对，虽然作品是非个性化的，但要注意的是作者在有意识的体现“群意识”的差异。所谓文化，本身就不是个性化的，而是一段时期的“群体意识”的集化。张天一清楚的知道，对文化的比对，必须采取理性的逻辑的共性语言分析探讨。

　　2005年在“85美术运动”二十周年之际，张天一在“85美术运动”的主干将任戬的参与下以“新历史小组”的身份在北京举办名为“向后看”的展览。

　　张天一参展作品已经准备了几年。他那时就试验着将几幅世界名画作平面的处理，和主题置换。有列宾《伏尔加河上的纤夫》，纤夫变成了学生，将原来的船变成载满的轿车。在达芬奇《最后的晚餐》里，十二门徒变成了大学生，案子上的装晚餐的盘子没有了，案子上存在的是一个园林的绿化方案；背叛的主题变成了设计研讨。还有大卫的《荷斯加兄弟之誓》等名字改成了《以古典的名义》，几个大学生模样的人手举着笤苕在发誓，笤苕是清扫工具，想清除什么的意思显而易见。虽然当时看到的只能说是简化的抹平风格，更多的是替换。在画面上对原画除背景外删除的不多，主体置换成为了主题。当代人有意的组成了名画的某种姿势，然而意义却截然不同，就如同旧瓶装新酒，甚至连旧瓶都算不上。

　　在《被抹平的艺术家肖像》我们便知他们企图抹平什么，大师们的肖像的五官没有了，只留下平面的形状，然而我们仍然能感受那形象，这当然不仅仅是为了简化肖像，而是怀疑那些多出的东西，那些经过大师精雕细刻的要素在今天的语境里是否还有意义。他们将古典技术剔除，将符号保留。应该说，这在今天是个必要的尝试。

　　从“向后看”的展览主题看，关于这次展览的主题，组织者任戬曾说：“当艺术家身处在历史中时，有理由以相对节省的方式开发、利用、享受一切文化、艺术资源。新历史小组由此开始‘重新启动’的一系列艺术计划，将对各种艺术的‘原作’进行修正与再认识，借助特殊的语境显示文化、艺术图像的当代意义。

　　因为某种思维惯性或意识形态以及过度的说教，导致了人们用固定的理解方式、阅读习惯制造了各种虚假的文化、艺术的突起和耸立，并膜拜类似的‘神话’，最终这一切戏剧性地变成了新的理解方式的障碍。‘向后看’作为新历史的态度，可以提醒人们采用适当的方式对那些历史中各种突起的‘神话’进行修正。”

　　“抹平”意即有“修正”意愿；即对罗兰·巴特所谓传媒文化建立的“神话”的修正。他们怀着对看似合理的文化史经典的“怀疑”，集体参与的“抹平”似的展览事件，虽然他们的标靶还不甚清晰，但方向无疑正确。

　　在绘画手法上，张天一的另一组作品《手》的手法与前两组略有不同，它不再是影调脱离的平面效果，甚至抹平；而是借用了军用迷彩的绘画手法，手法的变化产生了主题的改变，“抹平”变成了“伪装”，文化经典变成了文化输出，迷彩就像炮弹身上包装糖纸，彻底和有效的揭示出了“文化侵略”的本质。这组作品被《艺术广角》专题介绍，并成功地在北京798举办的“赶哪算哪”群展中展出（与张谧诠等）。

　　张天一的作品一直在近三十年的时间里在中国的文化大潮中或推波助澜或随波逐流，一直在前行，艺术大潮就是一群象他一样的弄潮儿汹涌起来的。三十年来，中国的艺术已经走过了艰难的试验区，在文化的探索的道路充满了不确定性，需要更多的前行者。近年很多“不务正业”的人和作品让大家刮目相看，也愿天一在行政工作和设计教学之余，用更多的作品杀开一条属于自己的新路。

　　文 / 王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