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一介：参加“梁效”错了，做《儒藏》战战兢兢

　　汤一介说：“一个学者到了晚年的时候，要出非常多新的思想是有点困难。因此我考虑做一些带有资料性又有用的东西，就选择了《儒藏》工作。同时，我有机会更多地接触儒家的著作。”

　　2007年3月，汤一介先生刚过了八十岁。我到了北京后和他通电话，深为他的儒雅气息所感染，脱口而出：“汤先生，我们做个采访吧！”汤先生爽快地答应了，并约好几天后见面的时间。当我到北京大学朗润园汤家的楼下，按了门铃，竟没回应，再打电话，也没人接。我随即给汤先生的至友庞朴先生打了电话，庞先生说，如果汤家没人，汤先生夫妇可能是到郊外的另一个地方去小住了。于是，我写了一张字条并留下手机号码，放在汤家的信箱，信步从北大到圆明园去逛了一个下午。

　　这一代出不了大师

　　几天后，我接到汤先生的电话，彼此互相道歉，都说自己记错了时间。我提到3月15日刚在陈乐民和资中筠夫妇家谈得很畅快，建议汤先生和乐黛云老师一起接受我的访问。汤先生说：“我们和陈乐民、资中筠夫妇是好朋友，好久没有见面了。”电话里听到他跟乐黛云老师商量了几句，马上就听到乐老师爽朗的笑声。3月17日，我如约来到他们家。汤一介理性，乐黛云感性，张弛之间形成有趣的组合。两人的谈话风格迥然不同，乐黛云健谈，但在访谈中主动让丈夫多讲一点，只在适当的时候补充。

　　汤一介提到自己刚刚度过八十岁生日：“我一生走过来也不大容易，很多运动。八十岁时我讲了三点：第一点，我做一个哲学家的基础不够，中外基础都不够。我虽然考虑一些问题，但所有这些问题我都没有做完。第二点，做中国哲学一定要对西方哲学有非常好的了解，才能做好，因为这样才有一个很好的参照系，特别是现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第三点，现在做《儒藏》，对我也是一个考验，因为我原来是做哲学的，不是做古籍整理的，所以我现在是非常小心，战战兢兢地来做。”

　　回忆北京大学当年的学风，胡适、汤用彤、冯友兰、金岳霖、沈从文一代的风采恍如隔世。再结合当下的学风，汤一介有感而发：“他们的基础比我们后来的好得多。像我父亲这一代小时候读私塾，背了四书五经的，然后又到国外去待了五六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对西方当时的学术思想都非常清楚，所以这两方面基础比我们好得多。我们没有原来背四书五经的国学基础，因为我们是新式学堂出来的，又没有机会到国外待五六年。他们这两个基础都比我们好，所以做出成绩来。我们这一代包括下一代再下一代都没有机会，现在出去留学的人可以在国外待五六年甚至更长时间，但是他们国学基础并不好。研究外国的东西研究得再好，也不会比外国人自己研究的更好，可是研究中国的东西，基础又不够，大师还是出不来。”

　　他们夫妇视野很开阔，曾多次到海外学术交流，也十分关注海外学者。汤一介说起从杨联陞到余英时、林毓生、张灏、杜维明等学者，交往的故事中，依稀有老北大的做派。

　　乐黛云介绍夫妇的生活习惯：上午做工作，然后一起散步，下午接待各种各样的人。当时她还在北外招了几个研究生。汤一介则致力《儒藏》的工作。

　　2011年4月，得知汤一介先生主持的《儒藏》出版后，我打了一个电话到汤先生家道贺，电话竟不通。我随即打电话到北大哲学系，哲学系老师说，汤家最近怕电话干扰，为了汤先生身体考虑，把电话停了。我便给乐黛云老师写了一个电邮，希望就《儒藏》一事给汤先生做个电话采访。乐老师即回信：“老汤说很愿意和你谈，但他最近有病，希望你15日后再联系。”随后告诉了他们家的新电话。不久又来一信：“老汤说，他最近先将一些材料寄给你，请你先看一下，5月8日我们从乡下回来再约谈好吗？他最近心肾都不大好，医嘱静养，还望见谅。”并托学生给我快递了厚厚一批关于《儒藏》的材料。

　　2011年5月12日，我和汤一介先生通电话，感觉他的思路清晰，对《儒藏》的问题胸有成竹，颇有出口成章之妙。一个小时的通话，整理出来便是洋洋洒洒六七千字。以后再也没有机会跟汤先生电话长谈，一般都和乐黛云老师通电邮，她的签名常是简洁的“汤、乐”。2014年9月9日，汤一介先生逝世。

　　让父亲汤用彤伤心的革命婚礼

　　汤一介的父亲汤用彤是著名学者，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1947年，汤一介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48年，乐黛云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汤一介1946年进入北大先修班，1947年才进哲学系，在学习的同时也参加学生运动。1946年底，沈崇事件发生。他说：“先修班有个国文课，两个班合并上课，沈崇是跟我一个班上课。但是我不认识她，她也不会认识我。”

　　我问：“沈崇事件在当时是怎么回事？”汤一介说：“她是北大的学生，‘沈崇事件’应该说是大规模的学生运动的导火线。她被美国兵强奸了，因为她是我们北大四院的学生，我们就非常气愤，动员起来向美国抗议，当然是地下党组织的，没有问题。我们开始游行，慢慢地各个学校都参加了。那些美国兵是驻扎在东单广场那一带，我们就集中在东单广场，要求美国兵撤出中国。就是从那开始大规模运动了。我们四院的学生就把美国的国歌变成了反对美国的歌曲了。1947年元旦，胡适给我父亲写了一封信，他要到南京去，说沈崇事件已经决定由法律来解决。这封信正好是我看到了，因为我父亲当然不会给我看这封信，我偷看以后，赶紧找了一个会拍照的同学拍下来，所以这封信就保存下来。”

　　1948年，乐黛云在贵州考取了好几个大学，可是她只想读北大。她父亲不愿意她北上，以为将来的局面是以长江为界，南北分治，如果她在南京的中央大学读书，回家方便一点。而乐黛云向往革命，搭上运盐的“黄鱼”车，从贵阳到柳州，再从柳州坐火车一路北上，唱着《解放区的天》一类歌曲到了北大。

　　在如火如荼的运动中，汤一介和乐黛云都积极参与，从相识而相爱。

　　汤一介回忆：“我觉得关系更密切的时候可能跟抗美援朝有关系。当时朝鲜那边打起来，因为我们都是团干部了，团中央号召团员干部参军，我们就带头组织了好几个同学给团中央书记写了一封信，说我们要参军打美国佬。我们是爱国主义观念非常强的青年。这时候关系就更接近了。她是做北大抗美援朝的小报编辑，每天要出小报，我是组织学生队伍到街头去宣传。她可能不记得了，我的办公室离她的办公室并不远，我常常跑到编小报的办公室去看她。她是很忙很忙，没多少时间理我。”

　　乐黛云马上接话：“你这说得不太准确。我觉得更早一点，就是1950年的五六月间，派我代表北京市的学生到捷克去开世界学生大会。当然我们原来相处就比较好的，去之前就促进了我们关系的发展。我过两天要走了，有一天晚上他带了他家里的很多唱片，就在我们总支办公室放了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我很喜欢，他也很喜欢。听了一夜，听到天亮的时候，我们当时在红楼靠街的一面，就听见手推车卖东西的声音，才知道天亮了。我们什么都没说，反正是听了一夜的音乐，也没有别的什么，我不知道他怎么样，我已经有以心相许的感觉。后来到了捷克，团的领导要我们留下，去上莫斯科大学，我的俄文还可以，可是他们怎么说，我也不愿意留，当然一方面我是怕在那个地方老是搞政治，另外觉得有那么一个人在那儿等我，我怎么能不回去呢？”汤一介说：“我也怕你不回来！”

　　1952年9月13日，乐黛云一毕业就和汤一介结婚，请了还没有离校的同班学生参加他们的新式婚礼。乐黛云说：“当时的想法就是所有的同学都来参加我的婚礼，大家毕业后还没走散。”汤一介则说：“她希望她班上的同学都能参加她的婚礼。我们是9月13日结婚的，这个日子并不好，因为林彪是9月13日掉下去的。”

　　婚礼就在汤家的院子里，大家吃点糖和水果。婚礼上，乐黛云发表了一番充满革命豪情的讲话。汤一介说：“她在会上发表的讲话，应该说是非常糟糕的。”乐黛云说：“那时候很革命嘛，我的左倾幼稚病特别严重。什么都以革命为上，我说：我最重要的是要和你们这个资产阶级家庭划清界限，我到了你们家，一定不会被资产阶级腐蚀的。他父亲脾气挺好的，什么话也没说，他妈妈也是什么话没说，他们脾气好得不得了，而且是特别仁厚的人。一般人都觉得这个媳妇怎么这么野？他们没有，他妈妈一直对我都很好。”

　　第二天，汤用彤觉得长子结婚应该宴请亲朋，就在一个比较高级的餐馆请了两桌客。可是，汤一介和乐黛云并没有参加，他们觉得这是和资产阶级划清界限的第一步。乐黛云回忆：“当时我们觉得不去，就是划清界限的第一步，如果去了就是投降。后来对这件事情我一直非常后悔，很不应该，很伤老人的心。他们很看重这些东西，可是我们一点不体会他们的感情。这是很不对的。太傻了！”

　　“对于‘梁效’，我是认账的”

　　汤一介1951年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市委党校做教员，乐黛云1952年毕业后留校。1956年，汤一介调回北京大学哲学系。1957年反右运动中，乐黛云被划为右派，“双开”：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汤一介坚信乐黛云不是右派，受到严重警告。乐黛云说：“划不清界限。他打电话给中文系党总支说：‘乐黛云绝对不是右派！’他就是搞不通，我原来挺左，怎么会变成右派了呢？后来我下放了，他多次写信，称我是‘乐黛云同志’，让人家看见了，就告上来了，他还是那么写，后来说他又划不清界限，又受到批判。”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汤一介被打成“黑帮分子”，关在哲学楼，乐黛云每天晚上坐在哲学楼楼梯上等他回家。1973年，著名的“梁效”写作班子成立，汤一介受邀加入，在其中搞资料工作，后来也写了一些文章。

　　我问：“‘梁效’是怎么回事？”汤一介说：“1973年，‘梁效’就是‘两校’：北大和清华。其中有冯友兰、周一良、林庚、魏建功、吴小如和我……”乐黛云说：“反正有点名气，有点才气的都给弄进去了。”汤一介说：“都是学问不错的人，才找去的。怎么起来的呢？就是清华先编了一个‘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送给毛主席，毛主席说：这个不行，他们不懂孔孟之道，你们去找北京大学的人来做吧。党委书记就奉命找我们，说：毛主席要你们去编‘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从我个人讲，我当然很高兴，是毛主席的命令。再加上我有些个人考虑，‘文化大革命’开始我就是‘黑帮’，挨了一两年批判。

　　1973年正好在反右倾回潮，从学校讲，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招了一批工农兵学员，当时我在学校管工农兵学员的学习，我就觉得过去我们只让工农兵学员学毛选是不行的，可以学点逻辑，又和一些教员编了一个《认识论》提纲。反右倾回潮就说我是右倾回潮：你怎么要离开毛泽东思想来写一些东西？大字报就出来，正好那时候毛主席说你们去编那个东西，我就正好躲过反右倾回潮这个关了，否则肯定又是挨批判了。我就很高兴地参加了‘梁效’。”乐黛云说：“那时候还有一些人想参加呢，想向里挤。”

　　汤一介说，在“梁效”，一开始编“林彪与孔孟之道”，1974年中央一号文件就是“林彪与孔孟之道”。汤一介在资料上多出些力，还有一些人主要是写批判文章的。后来汤一介也参与写文章。“林彪与孔孟之道”作为文件发了之后，全国掀起批判林彪与孔孟的高潮。周一良和汤一介都负责编，上面常常要他们去讲解材料。“当时我觉得听毛主席的话还是好。我们这一批知识分子觉得毛总是对的，我们一定是错的。编完之后就要我们编‘林彪与孔孟之道’之二，但是这材料编好了之后没有公开。而且让我们到林彪住的地方去，林彪的藏书很多，有7万多册，让我们去看他的藏书里面有什么问题。我做了比较多资料。”

　　对于“梁效”，汤一介说：“我觉得我错了，我是认账的。我今天还是认账的，并不是说我没有错。但是这里头的问题非常复杂，因为跟毛主席有直接的关系。当然我自己觉悟不高，没有看清楚这里头的问题。而且又长期受党的教育，觉得毛主席一定是正确的。所以毛主席一死，我头一个想到的问题就是：今后我听谁的？得了一个结论：今后只能听自己的。不能听别人的，听别人的，你犯了错误还不知道怎么办呢？说也说不清楚。”

　　当汤一介在“梁效”的时候，乐黛云在中文系不能教书，就在资料室替那些讲诗、讲古文的老师做注释。“他们有些人古典文学的基础不是太好，我的古典文学的基础也不是太好，倒是有两年的时间重新打下古文的基础，要翻各种书，不能注解错了。后来‘四清’又下乡去了一段。他在‘梁效’的时候，我带着工农兵学员到处走，到《河北日报》、《北京日报》去实习，到草棚大学，都是胡搞，也没有图书馆，也没有实验室，还带学生到井冈山去写革命故事。从1971年起，我一共带了三届工农兵学员。”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汤一介经过一年多的检查，恢复了教学和研究。汤一介说：“‘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我们‘梁效’受过一段批判，把我们集中起来做检查，搞了一年多。到1978年才把我们解放了。”

　　400学者的浩大工程

　　1981年，乐黛云到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致力于比较文学的研究。1983年，汤一介第一次出国到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与海外学者交流中国哲学研究。回国后，汤一介写了《论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真善美问题》和《再论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真善美问题》。“我把中西作了比较，把孔子和康德作比较，老子和黑格尔作比较，庄子和谢林作比较，说中西哲学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就是西方哲学家都想建立一个知识的体系，而中国哲学家的思考是要追求一种人生境界，找到一个安身立命的境界。”汤一介说，“后来我考虑的问题就是受余英时启发，余英时提出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有一个不同，西方哲学是外在超越，我们是内在超越。我觉得他这个想法不错，西方的外在超越是容易建立政治法律制度的，中国哲学讲心性之学，是靠个人的修养。我就想，西方的外在超越有一个好处，可以建立一个外在的标准。我就设想建立一套把外在超越和内在超越放在一起的哲学体系。我把问题提出来，但是我没有完成它，我没法做，因为有很多限制，因为对外国哲学了解得还很差。所以我就没有再继续做下去了。”

　　1980年代末，汤一介思考中国哲学中“和谐”的观念，到1990年代则提出建立中国诠释学的体系。1990年，汤一介六十三岁，想做《儒藏》工程。在他看来，中国已经有《佛藏》、《道藏》，可一直没有《儒藏》，但是明清两代有些学者就提出要做《儒藏》，最终没有实行。中国传统“儒、释、道”三家并称，儒家作为主流思想反而没有集大成的著作，似乎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地位不相称。汤一介说：“一个学者到了晚年的时候，要出非常多新的思想是有点困难。因此我考虑做一些带有资料性又有用的东西，就选择了《儒藏》工作。同时，我有机会更多地接触儒家的著作。”《儒藏》编篡与研究工程2003年12月31日立项，汤一介任首席专家。

　　早在1970年代末，日本大学者岛田虔次就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批儒批孔”提出批评：“你们要知道，孔子的儒家思想不仅仅是中国的精神文明，也是东亚的精神文明。”这句话给汤一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006年，汤一介到日本访问，特别地去找著名的儒学家户川芳郎交流，他非常同意岛田虔次的这句话。因此，汤一介带领中国、日本、韩国、越南近四百名学者参加《儒藏》工程，用繁体竖排的排印并有简明校勘记的形式出版。

　　文/李怀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