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牍之盾

　　明人冯梦龙的《智囊全集》里有则故事很有意思。

　　宋人王某在浙西任官，上任伊始，下属送了不少钱给他，谓“下马常例”。他一看，便勃然大怒，要惩处人家，并要把钱“申解上司”，把那些拍马屁的家伙吓得半死。他专门在大厅上置了个大柜子，“以物悉纳其中，对众封缄”，告诫道：汝等如果以后稍有小错，就要打开柜子，一起算总账。从此以后，这些行贿的人便非常“规矩”。等到任期满了，他乘船回老家。下属们提醒他，厅上还有个大柜子哩，应该搬回老家啊！他说：“寻常既有此例，须有文牍（类似于现在的文件）可证。”

　　一会儿，有下属送来了文牍，他便心安理得“载之而去”。

　　对此，古人的评价很高：有所恃而不可摇，有所立而不可挠。现代有读书人评点说：这位王姓官员不矫作，不贪财，最后人己两利。从这件事就可看出他是位有作为的人，而不是个投机耍诈的官老爷。

　　一个“目光远大”的贪官就这样在一个恰当的场合、狭小的天地里变成了“完人”，至今尚正襟危坐，接受着人们的膜拜。明明存占有之心，却活生生煎熬到了任期结束，这种心态也够“平和”的了。他的技巧比那些急吼吼的贪官要高明得多，本来是可能被行贿的下属所拿捏的，结果，下属却被他弄得服服帖帖。只要有了文牍，再多的钱再肮脏的钱也敢拿！文牍之盾，委实厉害。

　　在现代，文牍在很多时候就是官僚衙门“自产自救”的各种“红头文件”。照理，“红头文件”只能是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的派生物，万万容不得另起炉灶，搞什么背道而驰的“创意”。然而这种常识却常常被一些领导们所忽视。据披露：前几年，某省审查了110份省级“红头文件”，竟有60%存在不同程度的违法问题。最邪乎的“红头文件”是当年汉川市政府办公室给市直机关和各乡镇农场下达喝酒任务，其规定：全市各部门全年喝“小糊涂仙”系列酒价值总目标为200万元，完成任务的按照10%奖励，完不成的通报批评。在很多场合，人们绝对找不到违法“红头文件”的始作俑者。出馊点子的“高参”全无赧色，耸耸黄牛肩胛——“出手概不认账”。紧握文牍之盾的那只手是“集体研究”。

　　违法的“红头文件”，说到底，实际上就是强权经济，就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不择手段、不顾后果地对资源进行利己化的配置。这种“红头文件”在相当程度上是封建割据意识在作祟，是“‘红头文件’大于法”的观念在作怪。在有些干部的眼里，天高皇帝远，所谓法，犹如令齐天大圣头痛的紧箍咒，只要唐三藏不念，屁事儿没有！而对于猪八戒、沙和尚，甚至对小白马都无可奈何，但本地的规定就厉害多了，于是，悉心研究培植对付国家法律的新的“土特产”。文牍之盾越来越厚重，越来越坚固。

　　从根本上讲，我国是依法治国的国家，而可能会动摇法律基座的，恰恰是各地违法的“红头文件”。政令不畅，有法不依，使原本在法制体系中存在的漏洞越来越大，一旦老百姓不得不屈服于“‘红头文件’比法大”这个荒谬的现实，问题就严重了。而“红头文件”制定者可能期望，当地的群众，不识法律之矛还不要紧，但必须首先尊重父母官手里的文牍之盾！如果成真的话，这就不是单单通过民主法制教育、制度的完善和人民法制意识的提高，所能解决得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