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独二孩”难救低生育率危机

　　步入12月，距离“单独二孩”政策正式实施已近一年。9日，北京市披露了单独二孩的最新申请数据，月申请量连续四个月持续走低；另据媒体报道，截至今年8月，全国符合条件的1100万对夫妇仅70万对申请生二孩。与一年前“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受到的关注度类似，“单独二孩申请遇冷”再次引发舆论热议。

　　继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提上日程后，今年1月8日，国家卫计委发布了关于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意见》的通知。按照当时测算，全国有1.5亿一孩家庭，9000万对夫妇将再生，其中单独夫妇有1100万对，预计每年将增加200万对夫妇申请二孩。意料之外的是，预期与现实相去甚远。

　　“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前，不少人预测，在经历长期的以“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为主的生育政策之后，育龄夫妇一旦获得生育二孩的机会，长期积压的生育势能必然爆发，从而导致申请高潮，引发人口出生的小高潮。

　　事实上，这种预期看起来只是一厢情愿。

　　然而，延宕多年，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单独二孩”为何没人生？

　　远低于5.42万的预增量

　　纵观近期媒体报道，不难发现，对于“单独二孩”政策遇冷的原因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这是暂时现象，政策有一定的滞后性，加上“羊年不利”之说，此后两三年会是二孩生育高峰期；另一种观点认为，申请遇冷是育龄群众低生育意愿的真实反映。

　　近日，北京市委党校北京市人口研究所发布的《北京人口发展研究报告（2014）》（以下简称《报告》）认为，这一现象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一时的，即使此后两三年出现生育堆积，也会在很短时间内释放完毕；北京已与发达国家趋同，生育率会长期低于超低生育水平（总和生育率=1.5），并难以回升，出现低生育率陷阱现象。

　　北京市委党校社会学部副主任、北京市人口研究所副所长马小红作为《报告》的发布者，从2006年开始，便组织课题组对“单独二孩”政策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

　　“‘单独二孩’的生育政策，与‘双独二孩’政策有着本质不同。从这一政策调整开始，全部独生子女无一例外地都可以生育二孩。”马小红称，“‘单独二孩’生育政策是对全体独生子女的普遍覆盖。”

　　北京市于2014年2月21日出台了《北京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修正案》，宣布从2014年3月起实施“单独二孩”政策，接受至少一方为北京市户籍的单独家庭生育二孩的申请。

　　在政策实施前，北京市卫计委于2011年和2013年进行了抽样调查，结果显示，一方为本市户籍、女方年龄在20～49岁的家庭中，单独家庭数量约为55万，已经生育一个孩子的家庭约45万，其中50%～60%的家庭表示愿意生育二孩。按此计算，北京市5年内将累计新增加出生人数最高为27.07万人，平均每年将新增加出生人口5.42万人左右。

　　现实情况却出乎预料。截至11月30日，在9个月的周期内，北京市“单独二孩”申请数和办证数分别为28078例和26209例，只占“单独一孩”家庭的6.3%。政策出台后三个月内，申请数出现集中性释放，4月达到申请最高峰，为4960例，此后趋于稳定，每月申请数在2000至3000例之间。自8月份开始，申请数平稳下滑，每月递减300例左右，11月申请数降至1812例，较10月份减少500例，仅为高峰期的37%。按这样的发展趋势，到2015年2月，即在政策实施一年后，申请人数在3.3万例左右，远低于此前年均5.42万的预增量。

　　政策实施前，北京市卫计委所做的生育意愿调查显示，单独家庭二孩生育意愿为50%～60%，而实际情况却为40%，马小红认为，这一结果反映了一定的社会心理因素。

　　在课题组的访谈中，多数被访者对单独政策放开持支持态度，认为“是否拥有这一权利是一回事，自己生不生是另外一回事”。“对紧缩政策的逆反效应，使这一群体在当时表达了较高的生育意愿，反映出人们强烈的权益意识。”马小红解释。

　　去年，生育政策调整成为两会热点，也因此引发了媒体关注热潮。“这样的舆论氛围对公众心理产生潜移默化影响。”在课题组的深度访谈中，多位被访者表示，媒体对生育政策调整的讨论使他们对生育政策调整的迫切性有了认识。

　　1991年以来，我国的生育政策一直呈现多元化状态，不同地区、不同群体适用不同政策。“这是政府对1980年起实施的‘一刀切’的独生子女政策的局部调整，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但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效应，即同为中国公民拥有的生育权利却不同，这一不平等的政策多年来被人诟病。所以一旦政策有松动，出于‘搭便车’的心理，人们往往显示出较高的生育意愿。”在马小红看来，一旦政策落定，人们又会回归现实，从而理智地选择自己的生育行为。

　　生育意愿之弱超出想象

　　如何解释政策执行效果“远远低于预期”的现象，马小红表示，双独家庭生育意愿和行为的研究有助于解释“单独二孩”申请遇冷现象。

　　1984年9月，北京市政府在《关于生育第二个孩子的规定》（京政发【1984】104号）的文件中规定“夫妇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可以照顾生育第二个孩子，至今已整整30年。

　　“双独家庭在育龄人群中的比例越来越大，和单独、非独家庭相比，双独家庭有着较为宽松的二孩政策环境，对他们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考察，对‘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后的单独家庭考察，有重要的比较意义。”马小红说。

　　为此，北京市人口研究所课题组在2006、2011和2013年对北京市东城区双独家庭生育意愿进行了调查、研究和访谈。

　　三次调查显示，对于理想子女数，一孩者仍为大多数，平均理想子女数在1.5之下，这一数据低于西方发达国家和东亚国家2左右的水平，呈现比发达国家更低的生育意愿。

　　而对于被调查者的“二孩生育打算”，结果显示，明确表示打算生育二孩的2006年比例为25%，2011年为29%，2013年升至43%。

　　在2013年的调查中，课题组在北京市东城区获取了222个双独家庭样本。其中只有12个，即5.4%的家庭，实际上生育了二孩。分年龄组生育数据显示，35岁以上的49个双独被访家庭中，只有12%即6个家庭生育了二孩；有四分之一未生育孩子。40岁以上的18个双独家庭中，只有1个生育了二孩，占5%，显示了超低的实际生育率。

　　2011年课题组对12个2006年明确表示愿意生育二孩的双独家庭进行了追踪调查，发现5年后没有一个付诸行动，再次印证了比生育意愿更低的实际生育水平。

　　对于双独已育一孩又想要二孩的被访者中，30～34岁年龄组占54%，也就是说，80后是二孩生育的主体；35岁以后生育二孩的打算显著下降，不足20%。

　　2014年11月，课题组进行的单独家庭生育意愿深度访谈显示，年龄偏大、父母无法提供照料、第一个孩子的教育成本增高等因素是35岁以上育龄妇女放弃选择生育二孩的主要因素。

　　作为2001年第一批向中央建言应该开放二孩政策的学者之一，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顾宝昌说：“当我们担心政策松动带来生育反弹，在考虑如何预防因政策调整可能引起的‘出生堆积’时，社会却在表现出生育意愿的弱化。”

　　马小红认为，在政策宽松的情况下，育龄人群呈现低生育意愿和更低的实际申请行为，有助于解释单独二孩申请遇冷现象。

　　呼吁全面放开二孩

　　“单独二孩政策的放开并没有如我们预期的带来‘婴儿潮’，未来也很难带来‘婴儿潮’。”顾宝昌称，“现在最应该担忧的是低生育率下，生育水平和生育意愿都只会越来越低。”

　　马小红表示，国际上存在的低生育率现象在中国已实实在在发生。

　　复旦大学公共政策与社会发展学院“国家千人计划”特聘教授王丰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事实上，现在的人口生育率在1.4～1.5，已远低于学界和政府有关部门预想的1.8，而要完成人口更替水平，总和生育率必须达到2.2，“中国的人口生育率就像一辆下坡的车，现在即便踩刹车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其实还会继续下降”。

　　“近年来，国内外众多研究表明，在低生育水平下往往会出现实际生育水平低于生育意愿的情况，单独二孩申请遇冷不是一时现象，是必然的。”马小红坦陈。

　　她认为，要充分认识育龄群体低生育意愿、北京市现在和未来长期处于低生育水平的现实，政府部门要认识到其带来的严重后果和问题，转变长期以来对人口问题的认识，提早应对低生育率危机。

　　“人口再生产有其特定规律，单独二孩申请还不到一年，对其生育行为的研究还无法展开，需通过较长的时间才能看到实际效果，但这样等待，又会失去下一步政策调整的有利时机。”马小红说。

　　北京市人口研究所课题组调研显示，2013年东城区调查对象中，622个20～44岁已婚者中，只有30%来自非独家庭，其中85%在35岁以上，50%在40岁以上。本世纪初，独生子女逐渐进入婚育期，单独政策已覆盖育龄高峰期的绝大多数家庭，非独家庭比例相对有限。

　　“因此，全面放开生育二孩不会对未来出生人口规模带来大的冲击，还能够满足部分非独育龄人群的意愿，体现政府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马小红表示，80年代生育高峰期出生的育龄人群在10年内完成他们的生育活动，超低生育水平下出生的90后逐渐成为生育主体，中国跌入低生育率陷阱已成为毋庸置疑的趋势，现行生育政策的正向效应将会逐渐弱化，让育龄群体自主选择生育应是政策调整的方向。

　　马小红认为，低迷的单独二孩生育对改善户籍人口老龄化无疑是乏力的，政府应尽快研究制定既符合北京城市人口总量控制，又能留住年轻流动人口的政策规定，使北京的人口规模、年龄结构、人口质量达到同频共振。

　　□本刊记者 崔靖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