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的外滩踩踏事件

　　惨剧发生当天，聚集在外滩的民众在7万人以上，甚至突破10万人——全市近三十分之一的成年人口都挤在这片弹丸之地

　　1948年12月23日，上海外滩。

　　远远望去，人山人海，道路不通。为了争取每人可认购一两黄金的机会，男女老少冒着凄风苦雨，不顾冬寒袭人，死死守在银行门口。

　　更严酷的考验是在人群中被挤得死去活来，毫无章法的人群几度让秩序濒于崩溃。

　　“轧金子”

　　当时内战正酣，面对贬值近千倍、业已宣告“破产”的金圆券，黄金自然是乱世里真正靠得住的硬通货，无论是公司职员还是贩夫走卒，都想尽办法兑换黄金，这类行为在彼时的上海滩也被称为“轧金子”。

　　那时正在上海游历的著名法国摄影家亨利·卡蒂尔-布列松特地跑去外滩银行，拍了一张流传至今的摄影作品《轧金子》，照片里的民众，不分男女老幼全部如“贴大饼”般紧紧挤在队列中，眼神一律定格于远处的银行。

　　用时任上海市长吴国祯的话来说，当时的情形是：“当通货不稳定时，人民总会试图抓住一些价值稳定的东西，所以中国在那些日子里，人们都争先去弄外汇和金条。”

　　尽管有此预期，但吴市长面对躁动不安的市民，同样陷入无奈，只能坐视一场又一场悲剧的发生。或亦如1947年7月美国《生活》杂志所形容的那样：“当上海市长是世界上最艰难的一份工作。”

　　1949年新年前夕，这位干着“最艰难工作”的上海市长，迎来了任期内异常糟糕的一天。1948年12月24日，摆在吴国祯办公桌上的报纸头版标题是——“一两黄金七条性命，上海外滩演出巨大惨剧”。

　　戒严失灵

　　惨剧发生在12月23日。这一天是上海市民存兑黄金的第二次申请期。当时，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邮汇局、合作金库分库共6处分别发放黄金存兑申请书。在黄金即将全部撤出上海的传闻笼罩下，560万市民几乎都骚动起来，原本就摩肩接踵的外滩各大银行门外，又迎来一波波人潮。

　　早在前一天（22日）下午5点，外滩各家银行门口便已开始聚集大批市民。至当晚8点，虽然天上飘起阴冷的冬雨，外滩一带仍然人头攒动。

　　全市警察如临大敌，曾几次试图驱散聚集的人群，但人们异常顽固地扎在各大银行前，即便一度被驱离，马上又会在之前的“阵地”重新集结。无计可施的军警当局只能宣布南京路、外滩、四川路及四马路（今福州路）临时戒严，然而仍不能阻止市民涌来。

　　当晚外滩及附近地区交通已陷入瘫痪，附近银行、公司的职员无法正常下班，甚至一度被堵在办公楼内无法出入。

　　午夜时分，在全副武装的保安警察的监视下，在风雨飘零中，将近7万人在外滩度过了不眠之夜。

　　7人死亡，50多人重伤

　　12月23日凌晨四五点，听闻外滩挤兑人潮蜂拥的信息后，市民愈加恐慌。担心手中的金圆卷沦为废纸，更多人涌向外滩。

　　上午银行即将开门时，苦苦等待一夜的人群瞬间爆发。现场负责维护治安的500余名警察，渐渐无法招架失序的人潮。

　　时任上海警察局长俞叔平紧急赶往现场，但无法阻遏形势急转直下。

　　银行开门后，为了向前多进一步，排队者之间大打出手，甚至向执勤的警察挥出老拳。民众冲进银行大门，以至于砸破门窗，银行里的铁栏顷刻间被推倒在地。糟糕的是，同时被推倒的，还有裹挟其中排队兑金的普通民众。

　　“挤死人”的哀嚎不再只是抱怨，变成了真切的求救。越来越多的市民被澎湃的人潮推倒、淹没，警察们则自顾不暇，完全丧失维持秩序的能力。

　　俞叔平已知大事不好，下令出动“飞行堡垒”弹压。

　　所谓“飞行堡垒”，即当时被叫做“特别警察”的骑警部队。骑着高头大马的骑警们挥舞着警棍，才勉力从人海中开出一条通路，以便让救护车靠近。人潮暂时退去后，一片狼藉。这场外滩踩踏事件，有7人丧命，重伤者50余人。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市长吴国祯紧急与中央银行联系商讨措施。当天下午5点，中央银行奉令宣布：即日起停止黄金兑存业务，以平息外滩的混乱局势。

　　事后检讨这桩惨案，曾有媒体这样估算：1948年时上海人口约560万人，指定可兑存黄金的只有8家银行，拥有身份证而可兑换黄金的成年人便有约300万人，依照每人3个月存兑1次的规定，平均每个银行每天须办理4200件黄金兑换业务，8家银行共计须办理30600件。

　　这显然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在12月23日当天，根据警方事后估计，聚集在外滩的民众在7万人以上，甚至突破10万人——全市近三十分之一的成年人口都挤在这片弹丸之地。

　　更要命的是，这8家可以运作黄金兑换业务的银行全部集中于一处，彼此相距甚至不到200米。

　　当年刚14岁的作家李敖目睹了外滩这一幕，曾如此回忆：“清早5点一过，黑压压的人山人海，就从四面八方蜂拥中央银行，争取优先兑换。顿时万头攒动，水泄不通……每天被挤死踩死挤伤踩伤的，随处可见。我去买书，经过黄浦滩，已无法在马路上通过，只有踩着舢板，绕水而行。”

　　惨剧为何发生于上海的“脸面”

　　惨剧发生后，对上海市政府管制无力的批评自然不少。然而，如此大规模的群众聚集，在外滩历史上也是头一遭。自开埠后，外滩就是近代上海发展的起点、中心乃至象征。在这桩惨剧前，外滩一带尚未发生过如此严重的踩踏伤亡事故。

　　究其原因大致有二：

　　一来，在抗战爆发前，尚在公共租界治下的外滩是银行洋行集中之地，金融商业机构快速成长，外滩地区也进化为整个上海近代化的“示范区”，也是以旅沪外侨为主的高档社区。

　　换而言之，外滩并非大批华人市民聚集活动的区域，虽然车水马龙，但人流量反倒不大。收回租界后，外滩人流量虽然增多，但一般而言仍在可控范围之内。

　　二来，无论是工部局还是后来的国民政府，对外滩地区的维安工作异常重视。以1937年5月为例，工部居巡捕房一个月内出勤警察达157人，期间拘捕的各色嫌疑人共计2177人，对于治安维护可谓不遗余力。

　　1945年后，接管租界的国民政府同样不允许作为上海“脸面”的外滩一带出现大的混乱与动荡。然而，随着各方面局势尤其是经济形势的急剧恶化，传统管制效率迅速崩坏。有限的警力不得不应付全市各地此起彼伏的罢工抗议，反而对外滩这类重点区域的安保有所疏漏。

　　挤兑黄金惨剧发生前不久，上海市政府刚成功地化解了由于通货膨胀而引发的“米荒”。1948年入冬后，全市警察都重点布防在各大米店周遭，随时准备应付抢米的人潮。

　　随着外购粮食运入上海，“米荒”渐告平息，黄金抢购风潮却又意外来袭，而且规模与激烈程度，相较“米荒”有过之而无不及。疲于奔命的市政及警察当局，在当时根本来不及、也顾不上考虑合适的应对之法。

　　文/沙青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