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街头艺术上牌照了吗？

　　2014年10月底一个下午，上海静安嘉里中心写字楼出来买咖啡的上班族，和晒太阳遛弯至此的阿姨爷叔们，都被广场中心一种奇异的景观吸引住了。与其说是奇特的表演吸引目光，不如说是街头艺人从容不张惶的神情和流畅的表演流露出一种新鲜的刺激感。新加入围观人群的观众们，除了给表演者鼓掌叫好外，也是看了好一会儿才忽然从身边人群的交头接耳中恍然悟到：这两天静安区出现的街头艺人们，他们已经有了官方的牌照，不用再像往常一样左顾右盼一边自我放哨一边街头表演了。

　　首次仅有八张席位的街头表演牌照发放，使上海在短短几天内受到了热烈的关注。上一次街头艺人们于上海滩这么正大光明热闹的光景，估计得追溯到十里洋场的时候了。作为最洋盘的上海，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实际上直到解放前，南京路淮南路复兴路的街头艺人都是街市景观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无论他们如何名不见经传，在被忽视的同时又被人赏玩。

　　当你在欧美旅行，经常会驻足在精彩甚至是全然陌生奇特的街头表演前被磁铁般吸引。就好像这么多年来，街头艺人表演只在欧美的街市中从容地存在。实际上在中国专门的剧院普及于城市之前，街头艺人将街头茶馆作为他们的舞台，他们鲜艳的服饰和奇特的表演也经常在外国旅行者的回忆录里被提到。1735年一位叫Braudel的传教士描述了北京街头的情形：“街上挤满了人，各种各样的人，动辄一两百号人，聚在一起听算命先生、杂耍者、唱戏者的表演，或听引人发笑的故事，甚至津津有味地听卖药人对其疗效的吹嘘（哪怕他们知道这真假掺水）。”在那些旧中国记录街景的文字中，你可以发现那些来自底层的，走上街头即可观赏的唾手可得和通常不被重视的街头表演，却始终享有相当的优势，传统城市里的街头艺人比他们当代的同行拥有一个更大的演出空间。

　　旧街市的江湖艺人街头杂耍客们都是英雄不问出处的人。阿炳是在失明后无法在道观做乐师，沦落街头拉二胡，《二泉映月》便是在那时候谱成的。佛山人一说到黄飞鸿一脸的自豪，本地人也都知道一百多年前，他不过是佛山一个默默无闻的街头卖艺仔，在佛山的酒肆茶馆或寻常小巷可能遇到他。当年的人，在雕龙走凤的高级茶肆听得到丝竹，走到世俗的尘土里来，也有扎扎实实的表演可以瞧。那时候，无形的“牌照”是围观者们的品鉴，赚得到吆喝的，才赚得到银子。

　　在欧美生活或游历过的人，往往都会记得几个印象深刻的街头表演场景，那些记忆也构成了人们对这个城市印象的一个重要部分。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广场，阴雨天的黑云下，歌手和手风琴手依然在雨里表演，你会看见那些行人有时驻足聆听，在停留的那几分钟，有两个年轻人走过去撑伞微笑着致谢。在德累斯顿皇宫广场，你会见到有穿天鹅绒燕尾服拖三角钢琴来表演的人。伦敦的皮卡迪利广场地下专门为地铁表演者划出的圆圈里，时常有一个弹奏竖琴的老人。爱丁堡和约克街头为了贴合城市气质有“鬼影”扮演者在飘，利物浦超市门口的四人流行乐队……那些时刻，你会觉得城市是美好的，应该这样具有感染力。

　　在中国台湾地区，官方对街头艺人有着明确的界定：在公共空间从事文艺活动的自然人或十人以下组成的团体。台湾的街头艺人都是通过了考核才出现在街头，一般考试通过率在20%左右，标准相当高。在台北，每年街头艺人就需要通过两次考核。台北市文化局公布了68个公共空间作为街头艺人表演场地，其中包括捷运站、公园、广场、商圈徒步区和部分景点。在表演场地的项目上并没有特别限定，街头艺人可以自由登记申请，每天在服务窗口安排抽签来决定当天的场地。表演时间也是根据场地安排而定的。除街头画家可自订标准公开收费之外，其他表演者都由观众自主“打赏”，不准订立收费标准。周华健就曾经在节目中爆料自己是台湾第一个拿到街头艺人执照的001号。

　　美国对于街头艺人，甚至是含有半乞讨性质的表演都表现出极大的包容。自由的氛围非常浓厚，所以不少成功艺术家都是从街头艺人白手起家最终一举成名的，他们也往往能在街头表演时获得丰厚的报酬。街头艺人是纽约的街头文化的重要资产，纽约街头也变得更有色彩更加活泼。当然纽约的街头艺人管理也经历了一个过程。街头艺人必须取得合法执照在规定的场所卖艺，但如果含有半乞讨性质的表演则不需要特殊许可。对于不收取捐赠、纯爱好型的街头艺人，纽约采取完全开放的态度欢迎他们的才艺展示。人人都爱纽约，从街头艺人的管理宽容度上，你大概可以窥见个中缘由。

　　（郑晓辉摘自《经济观察报》，本刊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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