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二监区

  • 来源:方圆
  • 关键字:监狱,艾滋病,肝炎
  • 发布时间:2015-03-03 07:55

  对这群高墙内的艾滋病人来说,除了失去人身自由,还要遭受着各种无法预测的病痛,他们最大的精神支柱是家人的支持

  在北依茅山、南临濑水的江苏省常州市溧阳市竹箦镇西,有一片建在荒芜之地的高墙大院,被称为常州监狱三十二监区,这里关押着江苏全省所有艾滋病服刑人员。

  常州监狱地处溧阳、金坛、句容三市交界的丘陵山区,原来是竹箦农场,1970年因扩建煤矿改称竹箦煤矿,1984年在这里成立了江苏省第七劳动改造管教支队,1994年才更名为江苏省常州监狱,目前是江苏省规模最大的监狱,常年关押罪犯在8500人左右。较之有些历史沉淀的常州监狱,三十二监区建立的时间则较短,于2007年11月12日成立,累计收押艾滋病服刑人员390余人,现在仍关押着146名艾滋病服刑人员。

  常州监狱下辖丫髻山、薛埠、竹箦和女子四分监狱以及医院监区,三十二监区距离它们较远,从主监区驱车出发,途经丫髻山下,大约半个小时后到达这所特殊监区。

  办手续、交手机,听着最后一道铁门“咔嚓”一声关闭,访客便进入艾滋病服刑人员的活动区。整体外观看去,艾滋病监区主建筑像是南北分布的两个大车间,南面的“大车间”被分离成两部分,一小部分是民警办公室,其余的则是服刑人员的宿舍以及劳动车间,北面的“大车间”格局大致相同。

  2014年12月8日下午两点半左右,《方圆》记者第一次走进三十二监区时,正好是服刑人员车间劳动时间。进入北区车间前,记者一行碰到了十几名正在接受列队训练的服刑人员,听民警介绍,这是新来的人员,在进行例行培训。他们用好奇或冷淡的眼神,盯着来客。记者走上前去,想与他们打个招呼,顿时被同行的民警拉住。“他们刚来,还不清楚他们每个人的脾气,万一出现突发情况就糟了……”一年轻当值民警紧张地说。

  54名服刑人员曾试图自杀

  今年41岁的刘强是第一个接受记者采访的服刑人员,他是江苏丹阳县人,2008年因贩卖毒品被捕。2011年4月,刘强被送入江苏省常州监狱,在三十二监区服刑。

  当刘强还被关在看守所的时候,看守所民警告诉他,例行体检报告出来了,发现他有肝炎。当时他还想,当年父亲都是肝脏有毛病,如今自己也得了,倒也不奇怪。

  入监后,三十二区教导员唐金彪找刘强谈话,直到这时,才第一次有人告诉他,他的病不是肝炎,而是艾滋病。唐金彪与刘强的那场谈话持续了两个小时,但除了艾滋病那句话,其他的刘强全没听进去。最后他怔怔地问唐金彪:你说我还能活多久?

  刚开始,刘强觉得自己或许要数着天数过日子了,一时间破罐子破摔,脾气坏的不行,几乎放弃了自己。更糟糕的是,被送来三十二监区不久,他脖子上的淋巴结肿大,开始天天发烧。后来又恶化成像鸡蛋大小的黑瘤。

  “每天发烧到四十多度,持续了大半年,我都以为自己活不了了。”刘强如今提起那段日子,却是释怀,像是在讲述别人的经历。

  唐金彪告诉《方圆》记者,当时刘强的状态很不好,没有求生欲,给艾滋病人做手术的风险又特别大,在本人不配合的情况下,很难进行任何手术治疗。

  有一天,一个身穿防护服的医生来给刘强检查,跟他闲聊。就在刘强“放松警惕”的时候,医生手从他的脖子下撩过。没有疼痛,他只感到一股黑色的脓液从脖子下面喷出来。原来,医生两手指头之间放了一个手术刀片,趁他不注意,将其黑瘤割破做放脓处理。

  “现在还记得当时那种场面,黑色的脓液喷出来,带着发臭的味道,恶心极了。”唐金彪说,医生之前给刘强检查身体,判断如果能让黑瘤里的毒素流出来,有助于病情恢复。这之后,刘强的持续高烧慢慢退下来。他开始觉得自己还有救,开始配合治疗,再加上连续几个月的思想谈话,原本就性格挺豁达的刘强,开始变得活跃起来。

  刘强笑称自己是从鬼门关里走过多次的人。在三十二监区的服刑人员,或多或少都曾没了求生欲,先后有54个人曾选择撞墙、绝食等方式自杀,“刑期比寿命长”成了他们心里的魔咒。

  鸡尾酒疗法是个坎

  对一些服刑人员来说,进入三十二监区前,艾滋病只是听说过,知道那是一种不治之症。但不知道,绝症病毒已经存在于自己体内。

  “我是赌博进来后,才检查出艾滋病。肯定是那次嫖娼传染的,就那一次,就传染上了。后悔都来不及,幸好进来检测出来,要不还不知道呢,还得传染给老婆呢。”正在劳动的孙大磊一边种着小白菜,一边向记者发牢骚。在三十二监区,种菜也是一部分服刑人员的工作。

  “种菜是给我们自己吃的,省出的菜钱给我们买肉吃。”1985年出生的王亮也是这里的一名“菜农”,曾经,他不谙农活,现在已能很娴熟地除草种菜。他因抢夺了一部手机和电脑被判三年有期徒刑,目前服刑已快满两年。进来之前,他也不知道自己得了艾滋病,被捕后在体检中发现了。他后来想,一定也是嫖娼被感染了。“因为被感染的时间短,各项指标不算太坏,还没开始服药。”王亮说。

  在这里,也有人对艾滋病并不陌生,入狱前就知道早已被感染,就像方浩。他是彝族人,私自娶了两个老婆,有俩女儿,因为贩毒判刑进来的。提起自己感染艾滋病一事,他显得不把这当回事,“是吸毒感染上艾滋的,在我们那儿,吸毒不算事”。像方浩这样的彝族人,在三十二监区占了相当比例。

  对这里所有感染艾滋病毒的人来说,当CD4细胞指标低于350时,就可以开始抗病毒治疗。

  一旦开始抗病毒治疗,就意味着要接受“鸡尾酒疗法”的考验。“鸡尾酒疗法”学名是高效联合抗逆转录病毒疗法(HAART),是指像西方调鸡尾酒一样,根据一定的规律性把三种抗病毒药联合使用以治疗艾滋病的疗法。

  一些公开医学资料显示,绝大多数艾滋病人通过鸡尾酒疗法的治疗,基本可以重建其免疫功能,继续坚持用药控制,就能像健康人一样长期生存。

  “这种疗法的效果很好,但服药的头十五天是艰难期,服药后,白细胞、红细胞下降很快。”唐金彪告诉《方圆》记者,这时候,服刑人员需要立即补充营养特别是蛋白质,三十二监区的伙食标准也因此比其他监区高20%。

  唐金彪说,“鸡尾酒疗法”背后有一个残酷的现实是,每个人的身体素质不一样,有的服刑人员,服药前看上去似乎好好的,但十五天服药期却没能挺过去,身体机能迅速恶化,人很快就会死去。也正因此,对于这里的服刑人员来说,大都要经历这样“鸡尾酒疗法”的一种考验。

  吹牛抽烟是最大的乐趣

  除了接受艾滋病治疗,起床、吃饭、早操,出工,放风,睡觉……监狱生活,周而复始的轮转着。但这里,比起普通的监区也有一些不同。

  吃药是一件大事。有的服刑人员一天只需服药一次,有的病情严重的,需要服药三次。每次餐后,监区长负责给他们发药,药品包括治疗常见病、慢性病以及抗艾滋病病毒药物。

  接药、仰头、送药入口,直接下咽或是喝水冲服,服刑人员在吃药这件事情上如条件反射般迅速。但有时候,让服刑人员服药,却先得做一番思想工作。值班民警告诉记者,有些没了求生欲望的服刑人员会拒绝服药,甚至会做出一些极端行为。

  记者看到,为了不让服刑人员伤害自己,监区的宿舍里的日用品都抹去了棱角,连牙刷都是短柄。三十二监区的服刑人员的作息时间相当有规律,7点起床。上午9点20分左右会有十五分钟到二十分钟的放风时间,下午也有将近半小时的放风。服刑人员王乐说,这是他最喜欢的时间。这段时间里,他们经常几个人凑一起,尽情地吹牛抽烟,这也成了他们最大的乐趣。

  他们其实也还有别的放松方式。一间多功能室里,黑板上的汉字、拼音尚未擦去,是为服刑人员学习语文而用。监区内还设置有宣泄室,室内沙袋、墙壁里全是柔软填充物,避免击打时皮肤破损造成病毒传播。晚饭之后,晚上十点以前,还可以看看电视。电视就悬挂在每个宿舍进门口的顶上,每天晚上十点准时关闭电视睡觉。

  不服管教的,也会被送进禁闭室反省。与电视剧里光秃秃的一间小黑屋子的监狱禁闭室有所不同,这里的禁闭室空间也不大,但有个坑厕,还有一张榻榻米式的木板简易床,墙体也都是柔软填充物。

  “他们除了是服刑人员,还是病人,不能像其他监区的服刑人员一样进行劳动改造,对他们来说,出工是非强制性的,只不过是让他们有事情干。人太闲了,容易胡思乱想。”唐金彪介绍说。

  根据病情发作程度不同,服刑人员大致被分成发作期病人和潜伏期病人两类,也被分配不同工种。一部分人在一个简陋车间里折纸盒子,成品大都是用于焚香祭祀的东西,还有一部分人的工作看上去更简单--“装袋”,就是将新衣服上装线和纽扣的小袋子放在一起,每五十个装一个大袋。

  这里实行打分制,出工表现也是其中一项衡量标准。根据政策规定,服刑人员每满120分,就有可能获得减刑机会。根据日常综合表现,服刑人员被分为宽管、普管、严管等几类,不同类别,享有的待遇和权利不一样。大伟是一个二级宽管,他享受的待遇是每个月可以从生活超市买600块钱的零食,7包烟和两个打电话机会。“一级宽管可以买800块钱的东西,18包烟……”服刑人员大伟介绍说。

  坚持下去是因为怀揣希望

  一样的穿着,几乎一样的每日生活轨迹,不一样的是,每个服刑人员背后,都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

  刘强有一个15岁的女儿,老婆是忠厚老实的农村妇女。一回忆当年,他向旁人描述的自己更像是一个混迹江湖多年的大哥。在他生活的县城,道上的人都知道“流氓”(他的外号)的名号。他当过兵,复员回家后从事电工行业,自己开店。提起这个,他脸上浮现一丝傲气,因为当地马路两侧的路灯都是他的工程。“我当年也风光过,那时候开着豪车横着马路走,现在连个自行车也混不上。”他说,只恨后来染上了赌瘾,整天浸淫在云雾缭绕的赌桌上,最后负债累累。为了还债,他认识了带他走上贩毒道路的朋友。他也知道毒品害人,所以他坚持只贩毒不吸毒。

  刘强是146个艾滋病服刑人员中的改造积极分子。每个月评分时,刘强都能拿到最高分。由于表现好,他现在的刑期已经从无期减到了19年半。

  “在这里有点盼头是好事。早出去一天,少做一天的犯人。”刘强说,为了不伤害女儿,他跟家人说告诉女儿自己去了国外打工。他希望自己能活着出去看着女儿出嫁。或许,这便是他的盼头。

  美国经典影片《肖申克的救赎》讲的是冤犯成功越狱的故事,其中有句台词,“希望是最好的东西”也是支撑男主角最后成功的一句话。对这些特殊服刑人员来说,这句话是一剂良药。

  另一位服刑人员王亮的盼头是,等出去了,能在工厂找个工作,踏踏实实给母亲养老。他是东北人,从小跟母亲长大。他母亲在老家县里当医生,知道他“进去了”,但不知道儿子得了艾滋病。“不敢告诉母亲,说了怕她扛不住。”王亮告诉记者,他担忧的是,出去后,带着坐过牢和艾滋病的标签,还会不会有人雇他。

  打眼看上去,1985年出生的王亮身上并无流里流气的样子,反而有些内敛,显得比同龄人稳重。或许已经适应了监区的生活,对于目前的境况,他表现的很淡定,没什么焦躁,也没有太多的抱怨。

  对这群高墙内的人来说,除了失去人身自由,还遭受着身体各种无法预测的病痛。他们的精神支柱,更多的还是来自家人的支持。

  刘强是幸运的。得知自己艾滋病情后,他一度不敢告诉老婆。他先是告诉了弟弟,在第二次老婆探监后才说了自己病情。让他没想到的是,妻子对他说“没事,你只不过血液上有点毛病”。为了不拖累妻子女儿,他提出离婚。妻子没有同意,带着父亲一同来到监狱看望刘强,希望他好好改造。

  “老婆没有被感染。她有一次跟我说‘这是你这些年给家里做的最大贡献’。”刘强带着一丝愧疚和幸福的神情说。

  被抛弃的艾滋病人

  有的人却远没有刘强幸福,比如说34岁的贾阳。在见到他之前,记者曾从多位艾滋病监区民警那里听到他的故事。2014年12月9日,当《方圆》记者在翻阅贾阳的判决书时发现,再过两天便是他的生日。但提起马上到来的生日,贾阳却并不怎么关心。

  “从来没过过,我也不记得我的生日,在家的时候,(父母)年年给弟弟过生日,摆一桌酒菜,给他买新衣礼物,我从来没有。我一直怀疑自己不是父母亲生的。”贾阳告诉记者,他曾经的生活就是每天天不亮就出门到工地干活,天黑才到家,晚上看个电视爸妈还不许,“催我睡,怕我明天干活没劲”。

  贾阳的记忆里只有父母对自己的不好,“我爸经常在众人面前数落我:要个子没个子,要长相没长相,要你这儿子干吗呀!要考初中前,家里请了算命的来,说你家大儿子虽然全班前三名,但是没用,最多是个学手艺的,你家小儿子才是状元命。我当时在场,就没去参加考试”。

  这一切的原因都在于贾阳的“尾巴”。“小时候屁股上长了个尾巴,越长越大,小学的时候割了,之后就闷掉了,跟小伙伴一起跑不动,个子也不长了。”贾阳告诉记者,“弟弟身高一米八,我现在只有一米五”。

  再后来,贾阳遇上了老婆小敏。小敏是亲戚介绍给贾阳的,云南人,家里做烤烟生意,挺有钱。小敏个头也跟贾阳差不多,两人互相不嫌弃,感情很好。

  第一次到云南小敏家,贾阳看到有人吸海洛因也就是那时候,他发现小敏也吸毒。小敏从小玩到大的小姐妹暗地里问他,小敏有没有艾滋病,因为自己和其他几个要好的姐妹都有艾滋病了。

  “我很气愤,但她爸说这有什么稀奇呀,这边多的是。一气之下,我跑出去十几天没回去。”贾阳说,他回家后跟爸妈说不要小敏了,爸妈不同意,让他把小敏带回家。贾阳心里清楚,父母是为了银行卡里几十万元的嫁妆。

  贾阳带小敏回家后不久,小敏就被查出有艾滋病。“医生说,多少钱都治不好这种病,让我离她远点,我就哭了。但我还是一直陪着她,看她人瘦得变形了,真难受。”贾阳告诉《方圆》记者,后来小敏还是走了。小敏的父母要他一起回云南,说把他当儿子看待,但就在小敏治疗期间,他发现自己也被传染了艾滋病毒,怕传染小敏的家人,就拒绝了。

  小敏死后,贾阳求父母把小敏葬在村里,希望以后回家的时候能够看看她,但遭到父母拒绝。这之后,除了多次追问贾阳那张几十万的银行卡在哪之外,父母像瘟神一样嫌弃着他。

  有一次,他的爷爷不小心把贾阳得艾滋病的事情说给了村里人听,结果,不断有人堵着窗户骂他瘟神,怪他把病毒带入村子。贾阳的父母或是受不了旁人的指指点点,离开了村子。

  待在这里才感到不被歧视

  在这种备受歧视的环境下,贾阳心里产生了仇恨。“你们说我传染病毒,那我就传染给你们。我想我是被女人传染的,那就让女人都有艾滋,去强奸她们。但是我个子小,大人我搞不过,就想搞小学生,乘放学时间,躲在大路边,看见有小学五六年级女学生过来就冲上去,拖到田里强奸。那会小敏刚去世十几天。”贾阳道出了自己犯罪的原因。

  开庭当天,法官让贾阳说话,他就一句话;快判死刑。庆幸的是,鉴定下来,被强奸的小女孩都没被感染艾滋病毒,贾阳也因此被判了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贾阳服刑后,更感觉被父母彻底遗弃了。看着别人的家属来探望,贾阳一次次的绝望。他选择了自杀,撞墙、绝食轮番上演。教导员唐金彪不记得与贾阳进行过多少次思想对话,单是每一次的例行吃药,他都是耗费无数唇舌,才让贾阳安静下来。

  监区民警24小时的轮流陪伴,破坏了贾阳一次又一次的自杀计划。有一次,贾阳又要撞墙时,唐金彪一下子冲上去抱住了他,把他搂在怀里。

  他说,就在那一刻,他的心开始松动。“那刻我真的被感动了,在他怀里哭了,有记忆到现在,没谁这么抱过我。”贾阳说,这之后,他竹筒倒豆一股脑子将自己的种种遭遇及不满向唐金彪倾诉,开始接受监区民警的帮助,接受治疗和参与劳动。“贾阳的表现在越来越好,已经从死缓改为无期,在最近的一次减刑中,他又被改为有期徒刑18年。”唐金彪说。

  这个曾经让全员民警头疼的服刑人员,如今开始安分地接受改造。他开始喜欢这里,他说,在这里,第一次有了被尊重的感觉,“待在这里才感到不被歧视”。

  从这个意义上说,贾阳又或是幸运的。他没有被世界遗弃,他选择了继续活着。(文中服刑人员皆为化名)

  文|方圆记者 冯建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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