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小吏的“部费”寻租

　　清代给书吏开的工资极低，每年只给一份“工食银”。中央各部门的书吏收入主要靠“部费”。

　　清代社会和今天不一样的地方是过去有官和吏的区别。

　　一般来讲，官员是皇帝任命的，在地方上代表皇帝的权力。而吏则是官员任命的，是政府里的具体工作人员。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官员相当于今天政府里的中层以上领导，吏员则相当于今天的科员，顶多是主任科员。清代一般称他们为“书吏”——因为他们抄写文件、拟定文稿、处理文书，处处离不开与毛笔打交道。

　　别看吏员的地位比较低，但是在一定条件下，吏员的权力甚至比官员还要大。因为他们负责的范围很广。清代政府公文繁杂，科举出身的官员只会背几句四书五经，很难弄清这些条文，只有长年在各部工作的书吏们才熟悉各种条例，所以部院之中，实际主持部务的往往都是积年老吏，官员办公一天也离不开他们。

　　但是清代给书吏开的工资极低，每年只给一份“工食银”。工食银是多少呢？国家标准每年只有六两，也就是说，每个月才半两银子，只够花三天的。那么，这些书吏的生活来源怎么解决呢？中央各部门的书吏收入主要靠“部费”。

　　部费源起

　　所谓“部费”，大致来讲，即是各地来部里办事时，付给中央各部的活动经费。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权力寻租。

　　清代中央很多部门有很大权力，比如吏部主管官员的任免，刑部主管案件，工部主管建筑、工程，兵部主管军需物品的采购，都有很大的营私空间，各地衙门找这些部门的书吏办事，不得不给他们很多贿赂。时间长了，这些贿赂形成惯例，有了默契，被称为“部费”。

　　按时人记载，这些贿赂多由经手的书吏贪占。因为他们“手眼绝大，竟可颠倒是非”。同样一个事，在官长要求参照以前的案例时，他们可以随手拿出完全不同的案例。因为缺乏专业知识，六部官员很容易被书吏把持，他们经手处理的公文很少被那些弄不清“成例”的主管官员否定，所以他们往往自拟定批文，直接呈送堂官，堂官在大多数情况下也只好就稿画行，所以老吏们掌握了巨大的权力。

　　这种情况，朝廷知道不知道呢？当然一清二楚。朝廷很清楚，书吏之所以如此贪婪，起因是他们工资低微，还需自备办公用具。但是朝廷为了省费省心，不愿意从制度上承担起庞大的书吏队伍的薪俸开支，因此就不得不默许他们通过创收实现“自给自足”。

　　创收的秘诀当然是千方百计“设租”，再千方百计“寻租”。 给了“部费”，即使不符规定，户部也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给“部费”，很难通过户部的审核。

　　在这种情况下，许多部门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就是书吏们居然比官员们收入还要高。“称阔书办者，必首户部”、“户部书吏之富，可埒王侯”。那些没权的司员，收入远不如书吏，“未得掌印，则不名一钱也。当日部员如此清苦，安分从公，并未尝呼枵腹也”。李慈铭虽官户部，而有时甚至吃不上饭，户部内部收入差距之大可见。

　　曾国藩与部费

　　曾国藩做官时，也遇到与各部书吏打交道的问题。第一次是京官时期，做了礼部侍郎的曾国藩为家中长辈申请到朝廷的封诰，这是很大的荣耀，但是封诰文书要吏部书吏加盖大印才能生效。

　　曾国藩在家书中说，他想早点盖上印，但没想到他这个堂堂礼部副部长居然遇到书吏的勒索：诰封已于八月用宝，我家各轴竟尚未用。吾意思急急寄回，以博父母大人，叔父母大人之一欢。由礼部行文吏部，以为六部毕竟声势相通，办事较易。岂知不另托人不另给钱，则书办置之不议不论，遂将第一次用宝之期已误过矣。现在己另托夏阶平妥办。

　　从这封信可以看出，曾国藩自以为身为礼部侍郎，与吏部堂官同官六部，诰封用宝之类小事打个招呼就应该能办。没想到书办们居然不见好处顶着不办，让他这个堂堂二品大员也毫无办法，只好重新花钱托人。

　　另一次，是他做地方官时，遇到“部费”问题。

　　同治七年，捻军被消灭，天下大致平定，太平天国战争军费报销提上了议事日程。报销就要不可避免地遇到“部费”问题。

　　按照清代财务制度，曾国藩需要先将这些年来的军费开支逐项进行统计，编成清册，送交户部。户部要对报销清册进行审查，检查有无“以少作多、以贱作贵、数目不符、核估不实”等等“虚开浮估”的情况，如发现此类情况，则要退回重报。审查合格，才呈报皇帝予以报销。

　　因此，报销过程中，最关键的是户部的态度。如果户部高抬贵手，什么不合规定的费用都能报销；如果他们鸡蛋里找骨头，再光明正大的支出也过不了他们的审计关。那么，户部的态度是由什么决定的呢？视“部费”多少而定。

　　曾国藩托李鸿章打听一下户部打算要多少部费，李鸿章回信说：

　　报销一节……托人探询，则部吏所欲甚奢。虽一厘三毫无可再减……皖苏两局前后数年用饷约三千万，则须银近四十万。如何筹措，亦殊不值细绎……若辈欲壑，真难厌也。

　　也就是说，李鸿章托人去找户部的书吏，探探他们的口风。反馈回来的消息说，书吏们要一厘三毫的回扣，也就是报销一百两给一两三钱。曾国藩需要报销的军费总额是三千多万两银子，按一厘三毫算“部费”需要四十万两。

　　曾国藩一听，也吓了一跳。四十万之巨，无论如何是不能答应的。怎么办呢？只有继续公关。曾国藩命江宁(南京)布政使李宗羲托人，李又托了一个叫许缘仲的人出面和户部书吏接洽，做了大量工作，讨价还价的结果是给八万两，显然书吏做了极大让步。

　　恰好在这时，中枢的批复到了。出于对他们平定太平天国、捻军的卓越功勋，皇帝（实际是太后）同意他们免于报销。

　　曾国藩对此感激涕零，同治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在给儿子曾纪泽的信中说：折弁刘高山归，报销折奉批旨：“着照所请，该部知道。”竟不复部核议，殊属旷典。前雨亭方伯托许缘仲关说部中书吏，余与李相前后军饷三千馀万，拟花部费银八万两。今虽得此恩旨，不复部议，而许缘仲所托部吏拟姑听之，不遽翻异前说。但八万已嫌太多，不可再加丝毫。

　　他对此“感激次骨，较之得高爵穹官，其感百倍过之”。按理说，皇帝发了话，这八万两就可以省下了。不过，曾国藩却说，这说好的八万两银子“部费”还是照给。因为阎王好见小鬼难搪，毕竟以后他还需要和户部打交道。

　　文|张宏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