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我想回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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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10-07-01 10:24
然而他哭闹着不愿离开。没有人接他回家,准确地说,他无家可归。在孙来有的卷宗里,惟一能找到的亲属笔录来自他的堂妹:“你们枪毙他算了,其他的也没啥要说的了。”
“最好”的时光
没人能完整叙述孙来有的过去,他自己讲话也已是含糊不清。
直到出狱前三个月,监狱方须例行联系孙来有的家人,翻阅卷宗,这位86岁老人的过往才被零碎地拼凑出来。
1923年,孙来有生于河南省漯河市,解放前参加过国民党青年军,官至排长。解放后,在漯河铁路局做行李房工人,1954年因偷了三十块大洋被判入狱一年。档案显示,在押期间,孙来有因抗拒改造,被加刑两年。之后的三次犯罪,间隔都不超过三年,都是因为盗窃。
孙来有说,自己这辈子,一是被国民党害了,二是被三十块大洋害了。第一次刑满释放,他还有家可回,第二次就找不到妻女了。他一度被堂妹收留,帮着卖猪肉,后来不知因何争吵被赶了出来,那是他最后一次见到家人。
1957年,第一次出狱时,孙来有已经快40岁了,没技术,没土地,没户籍,没“单位”。之后的每一次出狱,他都面对着一个剧变之后他无法适应的新时代。
孙来有曾经想找事做,理论上,他也应该获得帮助。犯人刑满释放时,如与家人联系不上,监狱必须将其送到原户籍所在地民政局帮教办。但每一次,孙来有都被告知自寻出路。而每一次,孙来有又会和号子里认识的朋友走到一起,他们教他怎么分工合作偷东西。但他在这方面的天分显然不高,被抓的缘由要么是偷油烟机,要么是偷百货用品。
1988年,“严打”期间,孙来有偷了一包百货用品,被判入狱八年。1996年,第四次刑满释放的孙来有在漯河农村找到一份看瓜棚的活儿,对方不付工钱,只管吃住。在那个瓜棚里他强奸了一位未成年少女,愤怒的村民将他扭送到派出所。法院以奸淫幼女罪判其有期徒刑17年,那一年,他已经73岁。
孙来有在河南省第三监狱的档案显示,在这里的13年里,他从来没犯过错,打扫厕所、照顾病号,小心谨慎得像个小学生。
监房里住16人,年老者统一安排睡下铺,每间房配备有独立的卫生间。这是孙来有住过的最好的地方,狱外不多的自由时光,他睡过天桥、进过收容所,还住过瓜棚。
孙来有和他的狱友们不必出操、上教育课和到厂房做工。平时,他们就坐在宿舍里,听识字的狱友逐字逐句念狱报,内容都是些改造心得与歌颂党和国家的诗文。孙来有听着听着会经常睡着。惟一让他提神的活动是电视戏曲节目和监区组织的戏迷乐园,每逢有节目,他都会搬上小板凳,坐在前排,带头叫好。
记诵监狱规章也是老年犯每天的例行“作业”,记忆力不错的孙来有对此十分投入,并乐于在狱友面前展示“才艺”。这也是他最受尊重的时刻。
初中毕业的他已经对外部世界失去了感知,他不知道什么是“奥运”。他是监区里惟一一个把“警官”喊成“政府”的犯人。有狱警批评他:“几十年前的老叫法,还总改不过来,以后出去了你怎么适应?”孙来有立刻回答:“是,政府!”
“政府,我想回监狱”
时光在流逝,出狱的日期越来越近。监区副区长赵海伟每次将联系家人的最新进展告诉孙来有,都会引起他长时间的哭嚎。
此时,86岁的孙来有因年老体衰已瘫痪在床近三年。为了他的生活起居,监区给他配备了两名护理人员,负责他的服药、洗澡、洗衣和吃饭。饭食为监狱特供,包括一盒牛奶、一只鸡蛋或一碗蛋花汤。孙来有也越来越不愿离开“家”,出狱前半年,他收到减刑裁定书时,甚至发了通脾气。
对河南三监而言,这么多年,超过80岁且无住所、无亲人、无户籍、送不出去的人迄今只有孙来有一例。所有被监狱找上门的单位都拒绝接受孙来有,他们有他们的道理:在福利资源尚稀缺的情况下,为什么要将昂贵的医疗费和低保名额用在一个刑满释放人员身上?
最终,在一位直接能拍板的领导的支持下,漯河市敬老院答应接收孙来有,但希望低调进行,因为街头还有其他无家可归的老人,“如果他们上门质问凭什么能收留他,不收留我,我们无言以对”。
被强行送到敬老院后最初的几天,孙来有脾气很大,常常抱怨护工没有全天24小时伺候他,要求换人,否则向“政府”告状。过了一星期,他才逐渐意识到,这儿的护工照顾他,并不是为了加分减刑,有时被惹恼了,他们会训斥他这个“不知感恩的老混蛋”。
一个月后,赵海伟到漯河市敬老院回访。蜷缩在床的一角,像一团揉皱了的纸的孙来有,立即展开双手伸向赵:“政府,我想回监狱!”
赵海伟也感到困惑,监狱需要执行一项特殊的工作——将不愿出狱的人劝出监狱。这些天,他们又在忙着为一个73岁不愿离开的刑满释放者张罗出狱后的安身之地。赵海伟说,路过第三监狱因乌鲁木齐越狱事件而加固的围墙时,这个老囚犯嘴里不住喃喃,为什么会有人越狱……
2009年12月底,孙来有出狱两个月后,病逝于漯河市敬老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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