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韩企业为何“东南飞”

　　根据最近一项由中日韩媒体所做的“中日韩经营者调查”显示，中日韩企业经营者明显对中国经济减速感到担忧。超过70%的日韩经营者称中国经济减速对企业业务“将产生消极影响”。关于有望取代中国的潜力市场，越来越多的经营者对东南亚的期待增强。

　　近80%的日本企业经营者将东南亚视为潜力市场，而韩国企业方面，选择东南亚的经营者也自该调查实施以来首次超过选择中国。这一调查结果似乎暗示着包括日韩企业在内的外资企业、甚至中资（特别是民营）企业有可能大规模撤离中国大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前所未有的情况？笔者认为，若要从根本上回答这一问题，必须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角度去剖析这一现象发生的国内外背景以及内在机制。

　　日韩企业“东南飞”是理性选择的结果

　　从国际背景看，目前国际分工的主要模式是价值链分工，其微观基础是企业尤其是跨国企业，其基本特征是企业生产活动和生产过程的分散化。表现为：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或非股权模式如外包等途径将其不同的生产阶段布局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从而极大限度地利用资源禀赋等方面的跨国差异而产生的商业机会。这样，一种产品的生产往往由多个经济体的多家企业协同完成，其不同生产环节及其增加值是在不同经济体实现的，由此产生的贸易被经济学家们称为增加值贸易或者任务贸易。包括日韩企业在内的很多外资企业在中国的投资与生产都是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一个环节。市场竞争中的企业是敏感的、理性的，在面对所在地的经济、政治等方面因素变化时，自然而然地会对其价值链环节做出调整并重新部署。因此，日韩企业“东南飞”是企业自身理性选择的结果。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作为外资企业价值链环节所在地的中国大陆而言，哪些方面特别是哪些经济因素的变化导致了日韩企业“东南飞”呢？对此，我们仍然需要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加以理解。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暂时抛开传统的统计方式，采用更为客观、准确的价值链测算方法来重新认识全球价值链分工下的中国经济“真面目”。

　　首先，基于价值链测算的人民币汇率升值太快、太多。在价值链分工下，产品相对价格的变化对要素相对价格或名义汇率的变化是不太敏感的，因此，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新兴市场经济体来说，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将使其获得产品竞争优势，但其国内要素价格的相对过快上升也会使其丧失竞争优势。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研究结果，2000-2009年，中国的增加值实际有效汇率升值幅度高出传统方法测算的实际有效汇率的20个百分点；中国对美国、德国的双边增加值实际有效汇率也呈现持续大幅升值的态势，从而意味着中国对美国、德国的竞争优势在逐渐丧失。这主要是由于中国国内生产成本过快的大幅上升所致。

　　其次，中国的双边贸易失衡状况没有想象的那么大。基于世界投入—产出表的研究表明，中国的总值出口包含了较高份额的外国增加值，而且差不多有一半的进口中间品是用作出口品的中间投入。比如，若以增加值贸易衡量，2009年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要比传统的总值贸易统计低大约25%，因为中国进口了较多的美国增加值。

　　第三，中国的比较优势和价值链地位提升没有想象的那么快。首先，用总值贸易出口与用增加值贸易出口衡量的巴拉萨显性比较优势是不同的。如果基于前者，则中国很多行业具有较强的显性比较优势；但如果基于后者，则这些行业的显性比较优势要么不明显、要么变为劣势。其次，无论是基于部门间同期比较，还是基于部门内跨期比较，中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的相对位置并没有出现较明显的提升。还是“月亮走，我也走”。其他经济体特别是发达经济体的价值链地位提升更快，而中国即使有所提升，也较慢。这是因为包括所有参与经济体的整个价值链提升与特定价值链中各参与经济体之间相对位置的变化是不同的。

　　第四，中国的传统“生意伙伴”——美国、日本、德国、韩国等仍然很重要。笔者采用世界投入—产出表进行分析，结果显示：相对于跟俄罗斯、印度和巴西等“金砖”国家的双边贸易，中国与美国、日本、韩国、德国和台湾等五个最重要贸易伙伴的双边贸易隐含的资本和劳动力要素流向扭曲程度较轻。这符合经济学直觉，因为一方面正是由于中国与美国、日本、韩国、德国和台湾等五个贸易伙伴的双边贸易隐含的要素流向扭曲程度相对较轻，所以才有如此大规模、持续发展的双边贸易，否则双边贸易量很难做大、很难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大规模发展的双边贸易也为要素扭曲提供了更多的纠错机会，使得要素更可能“跑对方向”。中国与“金砖”国家双边贸易中的要素流向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扭曲，这些扭曲在一定程度上与这些贸易伙伴国内的市场化程度较低有关，因此从消极的方面看，中国与它们的双边贸易可能会因为后者市场化程度较低而对中国自身的市场化进程产生负面影响。

　　从全球价值链分工角度选择政策

　　在过去10来年时间里，中国恰恰在以下两个方面犯了致命性错误：一是实行人民币升值政策；二是推行刺激房地产政策。前者导致外贸特别是一般贸易出口变得越来越困难；后者导致房价（地价）飙升，产生双重“挤出效应”即挤出一般消费、挤出实体经济投资，同时使得劳动力直接成本与劳动力再生产成本急剧上升。可以肯定的是，这些错误带来的负面影响将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消化掉。而且，这些负面因素相互作用，使得中国经济的基本面趋于恶化，对外资包括日、韩企业的相对吸引力趋于下降。中国的价值链正在并将继续发生“脱嵌”，低端环节将因外资企业“东南飞”而被别国尤其是周边国家所替代；与此同时，如前所述，中国又不能及时攀到价值链高端环节，因为禀赋结构很难在短期改变。

　　以上所有国内外基本面因素与政策因素叠加在一起，造成全球价值链分工下的中国经济跌入目前的状态。这是无奈的后果，不是什么“新常态”。中国经济如何走出目前的困境？笔者认为，我们应该基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角度去做出理性的政策选择。

　　首先，应该认识到，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已经成为全球化与国际分工的新常态；全球价值链分工正在重新塑造世界经济、政治的新格局；全球价值链分工正在催生国际经贸领域的新规则；全球价值链分工已经并将继续给包括中国在内的各相关经济体发展带来新机遇；全球价值链分工对各有关经济体经济乃至政治、外交政策的优化升级提出新要求。全球价值链分工要求参与经济体的政策设计必须更加细致入微、更加具有目标指向性。价值链分工会带来很多新机遇，但这些机遇能否转化为参与者实际得到的好处，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参与者的战略与政策。就中国而言，关键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而是如何有效地参与这一分工并在这一过程中逐步提升自身的国际分工地位。

　　其次，针对目前中国的困境，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加以解决：一是人民币汇率必须基于中国的价值链分工地位和实体经济，回归合理水平并保持相对稳定，在此基础上推进投资和贸易自由化。二是认识到塑造比较优势、攀升价值链是一项长期战略，并且取决于自身的要素禀赋结构及其优化升级。中国目前的要素禀赋结构还没有发展到大规模放弃价值链低端、接盘价值链高端的阶段。三是无需过于纠结贸易失衡，中国对外贸易的空间仍然很大。如果这一判断正确，同时，如果作为非贸易品的房价高企的双重“挤出效应”存在，那么，这将意味着目前所强调的扩大内需政策未必是正确的选择。四是对中国的传统“生意伙伴”——美国、日本、德国、韩国等仍然需要引起足够重视。与这些国家建立良好、稳定、可信的经贸关系，对中国的长远发展意义重大。

　　程大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