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秀的第一场官司

　　2008年的大地震可以作为羌绣兴盛的一个起点，把李兴秀这样的高半山妇女们引入聚光灯下，但官司终究不可避免。

　　四川省简阳市人民法院三楼右手的第九审判庭，被告人樊增林没有来，他授权“特别代理”的律师至少要迟到30分钟。

　　2015年3月的这个上午，审判员来回踱着小步，对李兴秀说：“可能律师在想你这个官司哪个打嘛！”

　　李兴秀和她的律师早已端正地坐在原告席上。没穿那身颜色艳丽的羌族服装，她像一个普通农家妇女。但夸张的圈圈耳环以及黑色靴子上的穗子，还是显出了她的不同。

　　大约能坐30人的旁听席上，只有李兴秀称为“老公”的男人。

　　前一天晚上，在成简高速路旁的一个家庭旅馆里，李兴秀忐忑不安地等待着人生中的第一场官司。

　　2008年的大地震后，她和可能有4000多年历史的羌绣，已经经历了好多个“第一次”。

　　“地震让羌绣的发展加速了至少50年。”那时至今，李兴秀遭遇了她从未见过的江湖。

　　那时我们还不叫羌绣

　　6岁开始跟着母亲学“扎花”——这是茂县对羌绣的称呼。

　　田间地头、茶余饭后，甚至是行走山路时，都拿出鞋垫、鞋或者围兜绣一绣。李兴秀至今认为那是她理所当然的人生，“羌族每个女人都是这样的”。

　　当了8年代课教师之后，李兴秀配过猪药，卖给养猪的人家。走村串寨卖猪药的过程中，“我发现娃娃们都在绣，但是绣得不算好，其实可以更好”。

　　于是，李兴秀找到了人生中的另一个角色，教娃娃们怎样绣得更好，同时“将自己绣的东西推出去”。

　　这是李兴秀从读书不多的农村妇女成为羌绣名人的开始。

　　“那时教与学跟现在可不一样。”李兴秀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一个人至少要学一到三年，所以，那时叫徒弟。现在是集中培训，政府补助经费、时间短，叫学员。”

　　开始时教刺绣、卖绣品，都不能在自己的家乡做。“每个人都会，你还要教，没有颜面的。”李兴秀说。

　　于是，她离开家乡松坪沟乡到其他乡镇，最远时到了北川县。

　　而且绣品也很少能“卖钱”，“我教你，或者我给你绣个围兜，你去帮我锄地，或者送我一块布。”李兴秀说，那是羌绣发展过程中特有的“换工”时代。

　　进入上世纪90年代，一天，李兴秀绣出了“羌寨绣庄”几个字，挂在租来的小门脸里，这时，“绣出来的东西可以卖到钱了”。

　　2004年，“羌寨绣庄”从路边的小门脸成为四川羌寨绣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羌寨绣庄）。

　　与李兴秀一起完成这项创业计划的是一个叫杨军的人，当时他在成都打工，被李兴秀叫回了家乡茂县。

　　“我们2007年注册商标‘羌绣’，地震那年羌绣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后来商标局对我说，非物质遗产的名字是不能注册的。”她回忆，在那之前并没有人把“扎花”叫做“羌绣”。

　　不同地方叫法不同，有的叫挑花，有的叫刺花，后来统一都叫做羌绣。“要是没有地震，羌绣现在应该是我们的注册商标了。”

　　2008年，羌绣成为在国家扶持地震灾区的一个支点，李兴秀也被评为省级羌绣技术传承人。

　　那以后的几年里，“好几次差点打官司。”

　　投资为什么

　　李兴秀曾经几乎要起诉羌绣技术国家级传承人杨华珍。因为她对藏族人杨华珍被称作羌族刺绣传承人存在异议，“羌绣传承人应该就是羌族人”。

　　已过去近7年，说到这件事，她的眼睛里还闪着小火苗。

　　李兴秀又几乎要起诉李连杰，因为壹基金对于羌绣的帮扶计划。

　　“这几年总跟官司扯在一起。”她如此对《瞭望东方周刊》总结。

　　不过，只有这一次她将想法真正付诸行动。“前两次如果真起诉了，对我们羌族文化影响不好。这一次也一样，但实在没有办法了。”

　　“她认为法律是公正的，那就告吧！我还没当过被告人。”开庭前夜，正患痛风的樊增林也不轻松。和朋友谈起这件“恼火”的事情，从下午到凌晨。

　　“当初之所以投资，看中的就是李兴秀的技术和她的各种荣誉证书，墙角的纸箱子里放的都是荣誉证书。”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有一次李兴秀对他说，“我的名字在羌绣行业里值1000万元。”

　　投资之前，樊增林对羌绣并不了解，“羌寨绣庄当时有一个店铺就在岷江岸边。每次路过，看到模特穿得花花绿绿的。”

　　简阳人樊增林一直生活在成都，公司主营业务是“建筑、工程”。后来经时任茂县政协一位领导的引荐，他参与了羌寨绣庄的投资。

　　一个关键因素是，茂县是成都到九寨沟的必经之地。“当时一个领导跟我说，九寨环线一年游客600万，一个人就算买5元的东西，一年就是3000万元，就算30%的利润，也有1000万元。”樊增林说。

　　他始终认为自己是“正经投资”，即看中羌寨绣庄的前景，“跟其他投资羌文化的人不一样，尤其是灾后重建的投资，很多是冲着政府补贴过来的。”

　　总之，2010年樊增林以数百万元人民币投入羌寨绣庄，买地，兴建厂房、员工住房等。

　　樊增林是占有55%股份的最大股东，羌寨绣庄的法人代表身份也从李兴秀变更为樊增林。李兴秀、杨军和另一位与这次投资有关的地方人士各占15%。

　　官司起因就是李兴秀要樊增林尽快兑现承诺，将2014年10月所签署的“股权收购”协议里剩下的70余万元全部还清。

　　樊增林则认为，在这份协议签署前，李兴秀的老公、女儿分别以法定代表人的名义注册了“茂县兴绣手工艺文化农民专业合作社”和“阿坝州兴绣职业技术培训学校”，与羌寨绣庄存在同业竞争，“她名声在外，公司以前的客户都奔着她去了，我们公司将来怎么办？”

　　“收购协议暂时取消，我不买了行了吧！”樊增林对本刊记者说。

　　地震后的机会

　　2010年时，杨军劝说李兴秀同意樊增林的投资计划，“她当时有点害怕，怕再遇见的是‘一针一线’。”

　　“一针一线”起源于地震后壹基金的羌绣帮扶计划，以“保护与传承的思路帮助农村妇女在家完成就业”。

　　李兴秀与“一针一线”和李连杰的纠葛，也源于此。

　　2008年6月，李兴秀接到一个电话，说有名人要帮助羌绣发展，“那是政府里的一个领导，他知道我一直做羌绣。我当时激动得差点哭了。”

　　强震带来的恐惧过后，李兴秀曾想：“一切都没有了，将来羌绣卖给谁啊？我们怎么生活啊？”

　　从茂县到成都近180公里，正常情况下3个小时车程，李兴秀带着羌寨绣庄的8名员工和自己的3名徒弟走了3天，“那几天下雨，我们坐的是拉救灾物资的车。”

　　“那是一个大名人，还有成都的一家文化公司，他们让我培训灾区的绣娘。”李兴秀带着绣娘们每天蹲在雨棚下进行图案、针法的培训。

　　“大名人”就是李连杰。当时由壹基金提供资金支持，启动了壹基金、成都高屯子文化机构联合发起的“羌绣帮扶计划”，后来“升级”为“一针一线计划”。

　　李兴秀还参加了一场新闻发布会，“发言稿整整3张纸，我边培训绣娘、边背诵，背了很多天，很熟练。”

　　上台时，“那么多人面前，一个人送来一幅字，上面写着‘坚强’两个字，我一下就哭了。”接着，“几个以前我教过的、打过交道的羌族人过来，喊了声‘李姐’，抱着我哭。”李兴秀说，“我的脑子一片空白，镇定了一下，我把她们扯开说，哭什么，我们羌族儿女要重新站起来。”

　　背了好多天的发言稿，一个字都没用上。而掌声经久不息。

　　2008年地震后那些场合的每个细节，李兴秀都记忆犹新，比如每一位领导的职位，他们在什么情景下说过什么样的话。

　　“她总是太天真，容易受骗。”杨军说，“那么多来路不明的机构举办的活动，她都会去。尤其是2008年以前，很多都要自己花钱买展位、自己出路费。她没什么钱，公司也亏了，但是名声有了。”

　　也正因为这样，李兴秀“快60岁了，没有一处房子，什么都没有”。

　　但是，地震后的那通电话，改变了一切。

　　羌绣可以这样做

　　就是在那次背了稿子又没用上的新闻发布会上，李兴秀看到了漂亮的模特穿着有她设计的羌绣图案的衣服。惊讶、兴奋之余，她把信息传递给杨军，“我从来都不知道羌绣可以这样做。”

　　杨军从中看到了“难得的机会”，于是制订了“将来羌寨绣庄负责生产，成都那家文化公司负责宣传、推广和销售”的方案，并与对方接洽。

　　最后，“不知道什么原因，培训3个月后，李兴秀带着员工回来了，‘一针一线’项目诞生了，名字还是李兴秀给取的，但产品跟李兴秀和羌寨绣庄却没有任何关系。”杨军说。

　　“一针一线”项目负责人颜凤辉对《瞭望东方周刊》谈起李兴秀：“农村妇女没有多少文化，总认为事情是国家交给她的。”

　　类似的言语，樊增林也说过：“她很多想法不真实，但总认为要把羌绣发展好。”

　　杨军认为李兴秀被利用了，但也承认“一针一线”确实把羌绣从羌族传统的日常生活领进了现代生活，“李连杰用他的资源帮羌绣打开了一条路。”

　　当时，在阿坝州政府的支持下，“羌绣帮扶计划”和“一针一线”发动了各村寨的妇女主任，组织绣娘进行规模化的手工生产。

　　壹基金和成都高屯子文化机构负责设计、销售，由绣娘们按照订单制作。联想、蒙牛等多家企业都有订制。

　　“一针一线”2009年结束了与壹基金的合作。时年7月，由成都高屯子文化机构负责人高屯子的妻子颜俊辉担任董事长的成都盛世文锦公司成立，并注册拥有了“一针一线”商标。2013年6月，“一针一线”获得风投资金2000万美元。

　　“壹基金退出了帮扶计划，它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我们要自己学会生存。”颜凤辉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不过，从刚开始关注羌绣产品，现在的“一针一线”已进入其他绣品领域。目前位于成都宽窄巷子的专卖店里，蜀绣元素的产品居多。

　　“当时壹基金投入了170多万元，如果这个机会李兴秀能把握住，羌寨绣庄也不会这么难。”杨军为此不止一次表达对李兴秀的不满，认为她“就是一个技术性人才，没有一点点经商才能，而与她合作的每个人都比她聪明多了”。

　　从那以后，李兴秀提到“投资”就害怕，“社会太复杂了，都想不明白。”

　　变与不变

　　那个“名字值1000万元”的对话后半段，其实是樊增林对李兴秀说：“你能找到500万元来，我立刻给你另外500万元。”

　　樊增林认为，李兴秀根本没意识到羌绣的机会没有那么多了，地震时引起关注，营业额也就震后三年有增长，这两年还有吗？

　　李兴秀却对自己的经商才能很自信，“我从20多岁就开始做经营，是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

　　她对于樊增林的抨击是：不懂羌族文化，不是真心想发展羌绣，除了房子，他没给羌寨绣庄带来什么。“他有一次说，实在不行我不做羌绣了，有房子，我们可以做茶楼、酒店，都比羌绣挣钱。”

　　的确，震后的第一个3年，羌寨绣庄保持了400万元左右的年营业收入，2013年降为100万元，2014年降为50万元。

　　“虽然羌绣一度引起关注，但产业化发展还没走上轨道。整个茂县共有3个省级羌绣技术传承人，实际上只有李兴秀一个人在做跟羌绣经营有关的事。”杨军告诉本刊记者，“汶川的银杏乡现在主要给‘一针一线’做生产。茂县有一个羌绣公司，前后投资了2000多万元，倒闭了。”

　　多年来一直做羌绣产品推广，杨军认为，刺绣针法没有太大区别，多是原材料、图案的区别，羌绣作为区域性产品，市场份额本来就很少，“如果作了变通，就失了味道；如果不作变通，看的人多买的人少。”

　　他曾托关系将羌绣产品送进上海、北京的博览会，但效果也不是很好。

　　而且，“整个羌绣行业从业者素质普遍低下，都是农村妇女，市场混乱，已经在打价格战，出现恶性竞争。”作为率先开发羌绣旅游产品的公司，“羌寨绣庄投资了很多钱开发新产品，但第二天小作坊就模仿出来了。”

　　税收也是羌寨绣庄的一大压力，“这么多年一直是17%。”杨军说。

　　颜凤辉同样有关于税收的困惑，她认为以“社会企业”角色自我定义的“一针一线”，“主要解决山区妇女的就业问题，但税收没有优惠，一直都是17%。”

　　“一针一线”在北京等中国最主要的旅游城市已开了16家店，“网店也有，但是可能因为手工艺品的体验很重要，网店的生意没有实体店好。”否认曾有投资进入的颜凤辉说，“可能手工艺品不是暴利行业，没有投资机构来找过我们。”而她也担心这句话可能扫了投资人的兴趣。

　　李兴秀告诉本刊记者：“2013年我就想从羌寨绣庄出来了。”

　　引起樊增林不满的两个机构中，阿坝州兴绣职业技术培训学校主要培训绣娘，每年可以通过招投标获得政府购买补助。国家对于羌绣的支持，也是现在羌绣培训学校数量激增的主要原因之一。

　　茂县兴绣手工艺文化农民专业合作社，则把农村里经过培训绣娘的绣片收上来，“我们有机器，再做加工，卖出去。”

　　这种“农户+基地+公司”的模式并不新鲜，李兴秀认为，最重要的是“我知道茂县最贫困的村庄在哪里。我知道最需要帮扶的绣娘在哪里”。

　　贷款20多万元、借款130多万元的重新创业计划已经启动。李兴秀有些感慨：“我已经55岁了。”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陈莉莉/四川成都 阿坝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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