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陈方案”60年 被忽略与被遗忘的陈占祥
- 来源:小康
- 关键字:梁陈方案,被忽略,被遗忘,陈占祥
- 发布时间:2010-07-13 15:41
提起“梁陈方案”，人们总会为梁思成保护北京旧城的种种努力感慨唏嘘。而因一纸方案，政治生命与古都同葬于废墟的规划师陈占祥，此后几十年悲喜人生，却很少为人所知
文｜《小康》记者 谈乐炎
在中国建设部中国建筑文化中心大厅里，有4尊石刻雕像，他们都是中国建筑领域的大家：詹天佑、梁思成、杨廷宝，还有陈占祥。
1989年那个多雪的冬天，73岁的陈占祥有天坐在摇椅上，平静地和女儿聊起过往，他说发生在40年前的那些事儿，不过是个“历史的误会”。
父亲的波澜不惊，让女儿陈愉庆感慨不已。毕竟，陈占祥淡然聊起的“误会”，在外人看来，几乎瞬时改变了他和好友梁思成的人生轨迹--1950年2月，梁思成、陈占祥联合上书《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史称“梁陈方案”。两人关于新中国首都北京城建规划率性直言，导致了梁、陈二人日后坎坷的命运。1971年，梁思成抑郁而终，留下终身遗憾；陈占祥有幸活至2001年3月，却一生壮志未酬。
2001年父亲的葬礼后，新华社记者王军来采访陈愉庆，期望还原陈占祥的人生以及那个因“梁陈方案”而起的“误会”。
又过了2年，王军的书写好了，取名《城记》，陈愉庆读罢，失眠了，“一个没有责任心的人，是不会发出那种振聋发聩的拷问，作为一名记者，能让青春岁月中的十年来为保护北京城奔走，作为陈占祥的女儿，我感到羞愧。”
于是，陈愉庆也想写本书，她不但想从女儿的角度回顾父亲的“历史误会”，更想让世人了解一个更丰满的陈占祥，而不是“梁陈方案”中的一个符号，一个空洞洞的名字。“父亲一生所经历的悲喜，是一个高潮迭起的传奇，但那又不仅仅是属于他一个人的命运。”
命运，在一夜之间转折
年初，陈愉庆完成作品《多少往事烟雨中》。很多人评价，她用平实、细腻的文字，讲述了私人记忆中“梁陈方案”的规划始末，种种细节不为外人知。然而，坐在《小康》记者对面的她却说，自己写的更像是一部父辈们的传记，其间有他们的悲苦与忠贞，他们的奋斗、彷徨与坚韧。
据陈愉庆回忆，作为“梁陈方案”的主人公，父亲陈占祥与梁思成的“缘分”要追溯至1938年。那一年8月，陈占祥乘船离开上海，赴英国利物浦大学建筑学院留学。“他随行的书箱里，就装着一本梁思成的著作《清式营造则例》。”
旅英8年，陈占祥有幸师从建筑大师阿伯科隆贝爵士及贺而福勋爵。当时，阿伯科隆贝爵士的名望如日中天，作为“大伦敦规划”主持人，他实践了在世界规划界酝酿已久的“有机疏散论”。
这时，在大洋彼岸，梁思成也正在关注着这个规划，梁、陈二人虽从未谋面，却心有戚戚，彼此对于“有机疏散论”的高度认同，为日后成为知己打下了伏笔。
时间转至1942年，那年的整个夏天，陈占祥几乎都在剑桥大学的图书馆度过。一段努力研读、不知晨昏饥饱的日子过后，陈占祥深感自己已着迷于中国古典建筑美学。在他看来， “中国的传统建筑，小到民居，庭园、回廊、牌楼，大到宫殿、宝塔、寺庙、陵墓，无不体现‘天人合一’。”
陈占祥时常和友人谈起中国建筑之美，他说：“四合院居室坐北朝南，庭前植树，冬夜树叶散尽，阳光无遮无挡地洒进房间，夏季浓荫如冠，又遮阴避暑，而在西方建筑，很少顾及建筑物与阳光、风向和水流的关系。”
他还说，当年外国使者来京见乾隆皇帝，穿过天安门、午门，登上如天梯般的石阶，之所以会渐觉自己渺小如蚁，最后在大殿中身不由己地跪倒在地，是因为“建筑群对心理的压迫，而当今世界，北京城是唯一拥有如此建筑群的都城。”
正因对中国古典建筑之美的由衷自豪，所以，在1946年，当北平国民政府邀请陈占祥回国编制北平规划时，他喜不自禁。
阿伯科隆贝得知这个消息时，同样欣喜难抑，“天哪，查理！（陈占祥英文名），你要成为北平的规划师？我都要以此为荣！机不可失，快回去吧，大北平规划将是你最后的博士论文，我等候你凯旋！”
1946年，陈占祥回到了阔别8年的上海，但此时内战爆发。看到满目疮痍的场景，陈占祥知道，此时谈北平规划显得奢侈无力，北上之路只能暂时搁浅。
滞留南方的陈占祥在南京主持完成了国民党政府“行政中心”规划方案。随后，他又被借调到上海市建设局参与编制上海都市计划，提出了开发浦东新区的建议。尽管一直在从事都市规划工作，也做出了一些不错的方案，但是内战打乱了城市的建设，陈占祥的理想成了一张张被束之高阁的图纸。
父亲经历那段人生灰暗岁月时，陈愉庆尚还年幼。多年后，她试着分析父亲当年的心境--“一方面，面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国统区经济的凋敝，他感到无比的绝望和痛苦；另一方面，他不了解中国共产党，不知道共产党是否能接受他这个受过英帝国主义教育的读书人。”
转眼间到了1949年，陈占祥变得越发忧虑。素来远离政治的他，搞不清新政权是什么模样？他甚至想到要离开。
然而，陈占祥的命运却在一夜之间发生转折。1949年5月26日的那个雨夜，陈占祥给冒雨露宿街头的解放军送牛肉汤时，被一一婉拒，回到寓所的他忍不住掩面抽泣。他相信，新政权值得托付。随即，陈占祥将第二天飞往香港的飞机票撕成了碎片。
当阿伯科隆贝得知陈占祥决定留在大陆时，电话那头沉默好久，半晌问了一句：“你觉得他们会把北平规划交给你吗？”
陈占祥自信地回答：“会”。
“愿幸运之星照耀你，查理！”阿伯科隆贝接着说。
“也许父亲当时没有听出，导师祝福的背后是深深的忧虑。”陈愉庆若有所思地对《小康》记者回忆。
一起做梦的日子
1949年10月，陈占祥得知梁思成正在领导北平都市规划工作，他主动写信给梁思成，介绍了自己的情况，并表示愿意参加。让他有些意外的是，梁思成立即回复，不仅邀请他参与北平规划，还希望他能推荐更多的专业人士北上。陈愉庆记得那段日子父亲整天忙着打包装箱，“喜悦而忙碌”。
不久后，陈占祥一家踏上了北京的土地。这一年他33岁。
至今，陈愉庆仍清楚记得和梁思成第一次见面的情景：清华新林院8号，并不豪华，却雅致有加，那天的下午茶只约见了陈占祥一家人，尽管陈占祥和梁思成相差十几岁，但谈及城市建设规划，两人却颇有共同语言。
陈愉庆记得，当父亲说到“全世界再也没有第二个北京城，这块瑰宝规划时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不然愧对先人”时，“梁先生的眼睛一下子亮了，把茶杯举起来碰了碰说，‘为志同道合，一见如故’。”
打造“梁陈方案”的那段日子，是陈愉庆儿时记忆的浓重一笔，“那段时间我们家经常灯火通明，父亲和梁先生几乎整天在一起”，至于童年时的她则“兴奋地围着家中一张明式花梨木大餐桌团团转，目睹他们把一件件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模型排在大桌子上，热烈讨论每种设计的利弊得失。多少次争得面红耳赤，转瞬又笑逐颜开，云淡风清。有时半夜醒来，仍可看到客厅里灯火通明，不知父亲躬身在绘图板上赶制什么鸟瞰图、立面处理示意图之类。母亲默默陪坐在一旁织毛线，不时起身为父亲的茶杯里添着开水，递去一小碟他喜欢的核桃姜汁饼干。”
陈愉庆还记得，每次动笔写方案前，梁、陈二人都会带着年幼的她在北京的大街小巷考察，“梁思成很幽默，自己开车，还自嘲‘老夫是车夫’。”
“车夫”那时正是盛年。1950年，他49岁，而陈占祥34岁，前者时任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后者则是北京建设局企划处处长。
为了规划调查的方便，北京市政府给陈占祥配了一部银灰色的华沙车，一位专职司机，但是车里坐不下那么多一同出行的同事，陈占祥就索性和大家一道骑自行车，他说这样穿胡同进小巷更方便。
在年轻的陈占祥眼里，北京城的每一样物件都满含历史文化，绝不止建筑，那些贩夫走卒的生活形态，甚至他们的穿戴、吆喝，都作为一种独特的城市景观进入他的视野。
陈占祥当年还时常感慨：“在派对上，人们会为撞衫而尴尬，在城市建设上，泱泱古都北京为什么要去和西方的大城小镇‘撞衫’呢？”陈占祥那时每次从胡同街巷溜达回家，都会琢磨，“如何同原来的环境相融合，把保护古城有机地组织进新城建设的总体中去。”
17至18世纪，北京曾是世界上规模最大、布局最完整、规划最科学、建筑成就最高的封建帝国首都。至今西方大学建筑系的教科书中，北京古城规划仍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梁思成、陈占祥眼里，刚刚回到人民手中的北京城，就是他们两人的一张试卷，作为专业人士，他们不想留给后人一个不及格的成绩单。意气风发的两人坚信，他们有能力让这座中国人引为自豪的古都重展芳华，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伟大都市。
对照日后的经历，很明显，此时的梁、陈，把事情想简单了。
“梁陈方案”之前，梁思成已经对北京未来的规划有了初步的设想，他的观点是，设计一个新的市中心，这样可以保护北京古城风貌，这与陈占祥的观点不谋而合。然而两人的分歧却在选址上，梁思成认为应以早年西郊五棵松一带日本“居民留地”为基础，建设新中心。
“父亲认为不能把新城建得那么远，老城区和新城区隔离开来，应该有一个衔接，他建议放在三里河那一带，这一带离老城比较近，过渡比较自然，而且有水系，这样的话还可以跟南边莲花池呼应，又可以建第二条中轴线。”陈愉庆说。
令陈占祥意外的是，梁思成很快接受了他的建议，多年后，陈占祥如此感慨：“并不是每个人都有从善如流的美德，只有胸襟坦荡、虚怀若谷的人才能做到这一点。”
未得公布的“补充方案”
“梁陈方案”完成后，梁思成和陈占祥都有一种如释重负的喜悦。
“我们用十几张图纸和两万多字的建议完成了一份使命，后来才知道这是要用一生去承担的责任。”父亲晚年时说的这句话，让陈愉庆感到一丝沉重。
“梁陈方案”一出，围绕它的争论四起，它甚至被戴上“企图否定天安门作为全国人民向往的中心”的帽子，这让陈占祥始料不及。
“无论水多深，我们只能向前走。”相对陈占祥的万般不解，梁思成显然明白得多、也清醒得多。陈愉庆记得父亲曾说，“别看梁先生要穿钢背心，但先生患灰质脊髓炎的脊梁，比健康人的脊梁还坚韧挺拔。”
但梁思成还是病倒了。病中的他对陈占祥说，或许他们只注重了新行政中心的规划，却忽略了旧城中心改造的可能性，这成了挨棒子的口实。于是，两人决定对“梁陈方案”进行补充--从天安门皇城周边的规划做起。
多年后，当父亲向陈愉庆提起这个“补充方案”时，她有些奇怪，为何世人并不知道“梁陈方案”有这之后的一笔？“父亲觉得，是因为当时已经四面楚歌，所以始终没机会公布。加上这么多年的动荡，他手边的图纸和文字早已不知去向。” 未得公布的“补充方案”或许就是陈占祥在1989年那个多雪的冬天，对女儿重申的，种种批判与不公，“不过是个‘历史的误会’。”
多年后，陈愉庆在父亲文章《忆梁思成教授》中读到了如下文字：“补充方案”设想是以城内“三海”为重点，其南面与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的中轴线相连接，使历代帝王的离宫与城市环境更紧密地结合起来……
1957年，陈占祥被打为右派。从被打为右派到1971年间，他再也没和梁思成接触过，“父亲知道梁先生的难处，不愿意自己的身份给他带来麻烦。”陈愉庆说。
直到1971年年底，陈占祥才又和病重的梁思成相见，此时，他们已分别14年。
在陈愉庆看来，父亲心里始终都有一个未圆的“北平规划梦”。这也正是为何他在晚年时，本可以有很多留在美国继续工作的机会，却仍头也不回地登上了国航赴北京的飞机。“许多人劝父亲留在国外，他只答说‘老马识途，我想家了。’”
如今，谈及对“梁陈方案”的看法，陈愉庆沉思良久：“前年我带了一帮美国学生来北大学汉语，带他们逛王府井，到处逛，他们说你们北京和曼哈顿、香港都差不多。”说到此，陈愉庆深深叹了口气。
一如一位看过北京旧城改造后的德国历史学家所说：“我们现在有的，你们将来都会有，而你们曾经拥有的，我们永远不会有，你们也不再会有。”当年梁思成、陈占祥在“一起做梦的日子里”做出的老北京规划方案，如今看来如同前尘旧梦。然而，就像新华社记者王军所说，该在复建的永定门前，为梁思成、陈占祥立一块纪念碑，纪念“梁陈方案”的失败。或许，之所以要纪念“失败”，更多的不是让人捶足顿胸、扼腕叹息，而是让“失败”成为现世的启示与警醒。
（文中部分相关史实援引自陈愉庆《多少往事烟雨中》）
“梁陈方案”
梁思成陈占祥曾主张全面保护北京旧城，提出在北起圆明园，南至丰台、公主坟至月坛之间的北京西郊，开辟新的行政中心，并为此奔走呼号。最终，他们没能使北京旧城摆脱被大肆拆除的命运，但在许多人心里，他们成了守护北京旧城的象征。当时梁思成痛心地说：“拆掉北京的一座城楼，就像割掉我的一块肉；扒掉北京的一段城墙，就像剥掉我的一层皮！” 而就在去年，梁思成故居也差一点沦落到被拆的命运。值得庆幸的是，在舆论压力之下，梁思成故居迄今为止仍留存在北京的土地上。
……
文｜《小康》记者 谈乐炎
在中国建设部中国建筑文化中心大厅里，有4尊石刻雕像，他们都是中国建筑领域的大家：詹天佑、梁思成、杨廷宝，还有陈占祥。
1989年那个多雪的冬天，73岁的陈占祥有天坐在摇椅上，平静地和女儿聊起过往，他说发生在40年前的那些事儿，不过是个“历史的误会”。
父亲的波澜不惊，让女儿陈愉庆感慨不已。毕竟，陈占祥淡然聊起的“误会”，在外人看来，几乎瞬时改变了他和好友梁思成的人生轨迹--1950年2月，梁思成、陈占祥联合上书《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史称“梁陈方案”。两人关于新中国首都北京城建规划率性直言，导致了梁、陈二人日后坎坷的命运。1971年，梁思成抑郁而终，留下终身遗憾；陈占祥有幸活至2001年3月，却一生壮志未酬。
2001年父亲的葬礼后，新华社记者王军来采访陈愉庆，期望还原陈占祥的人生以及那个因“梁陈方案”而起的“误会”。
又过了2年，王军的书写好了，取名《城记》，陈愉庆读罢，失眠了，“一个没有责任心的人，是不会发出那种振聋发聩的拷问，作为一名记者，能让青春岁月中的十年来为保护北京城奔走，作为陈占祥的女儿，我感到羞愧。”
于是，陈愉庆也想写本书，她不但想从女儿的角度回顾父亲的“历史误会”，更想让世人了解一个更丰满的陈占祥，而不是“梁陈方案”中的一个符号，一个空洞洞的名字。“父亲一生所经历的悲喜，是一个高潮迭起的传奇，但那又不仅仅是属于他一个人的命运。”
命运，在一夜之间转折
年初，陈愉庆完成作品《多少往事烟雨中》。很多人评价，她用平实、细腻的文字，讲述了私人记忆中“梁陈方案”的规划始末，种种细节不为外人知。然而，坐在《小康》记者对面的她却说，自己写的更像是一部父辈们的传记，其间有他们的悲苦与忠贞，他们的奋斗、彷徨与坚韧。
据陈愉庆回忆，作为“梁陈方案”的主人公，父亲陈占祥与梁思成的“缘分”要追溯至1938年。那一年8月，陈占祥乘船离开上海，赴英国利物浦大学建筑学院留学。“他随行的书箱里，就装着一本梁思成的著作《清式营造则例》。”
旅英8年，陈占祥有幸师从建筑大师阿伯科隆贝爵士及贺而福勋爵。当时，阿伯科隆贝爵士的名望如日中天，作为“大伦敦规划”主持人，他实践了在世界规划界酝酿已久的“有机疏散论”。
这时，在大洋彼岸，梁思成也正在关注着这个规划，梁、陈二人虽从未谋面，却心有戚戚，彼此对于“有机疏散论”的高度认同，为日后成为知己打下了伏笔。
时间转至1942年，那年的整个夏天，陈占祥几乎都在剑桥大学的图书馆度过。一段努力研读、不知晨昏饥饱的日子过后，陈占祥深感自己已着迷于中国古典建筑美学。在他看来， “中国的传统建筑，小到民居，庭园、回廊、牌楼，大到宫殿、宝塔、寺庙、陵墓，无不体现‘天人合一’。”
陈占祥时常和友人谈起中国建筑之美，他说：“四合院居室坐北朝南，庭前植树，冬夜树叶散尽，阳光无遮无挡地洒进房间，夏季浓荫如冠，又遮阴避暑，而在西方建筑，很少顾及建筑物与阳光、风向和水流的关系。”
他还说，当年外国使者来京见乾隆皇帝，穿过天安门、午门，登上如天梯般的石阶，之所以会渐觉自己渺小如蚁，最后在大殿中身不由己地跪倒在地，是因为“建筑群对心理的压迫，而当今世界，北京城是唯一拥有如此建筑群的都城。”
正因对中国古典建筑之美的由衷自豪，所以，在1946年，当北平国民政府邀请陈占祥回国编制北平规划时，他喜不自禁。
阿伯科隆贝得知这个消息时，同样欣喜难抑，“天哪，查理！（陈占祥英文名），你要成为北平的规划师？我都要以此为荣！机不可失，快回去吧，大北平规划将是你最后的博士论文，我等候你凯旋！”
1946年，陈占祥回到了阔别8年的上海，但此时内战爆发。看到满目疮痍的场景，陈占祥知道，此时谈北平规划显得奢侈无力，北上之路只能暂时搁浅。
滞留南方的陈占祥在南京主持完成了国民党政府“行政中心”规划方案。随后，他又被借调到上海市建设局参与编制上海都市计划，提出了开发浦东新区的建议。尽管一直在从事都市规划工作，也做出了一些不错的方案，但是内战打乱了城市的建设，陈占祥的理想成了一张张被束之高阁的图纸。
父亲经历那段人生灰暗岁月时，陈愉庆尚还年幼。多年后，她试着分析父亲当年的心境--“一方面，面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国统区经济的凋敝，他感到无比的绝望和痛苦；另一方面，他不了解中国共产党，不知道共产党是否能接受他这个受过英帝国主义教育的读书人。”
转眼间到了1949年，陈占祥变得越发忧虑。素来远离政治的他，搞不清新政权是什么模样？他甚至想到要离开。
然而，陈占祥的命运却在一夜之间发生转折。1949年5月26日的那个雨夜，陈占祥给冒雨露宿街头的解放军送牛肉汤时，被一一婉拒，回到寓所的他忍不住掩面抽泣。他相信，新政权值得托付。随即，陈占祥将第二天飞往香港的飞机票撕成了碎片。
当阿伯科隆贝得知陈占祥决定留在大陆时，电话那头沉默好久，半晌问了一句：“你觉得他们会把北平规划交给你吗？”
陈占祥自信地回答：“会”。
“愿幸运之星照耀你，查理！”阿伯科隆贝接着说。
“也许父亲当时没有听出，导师祝福的背后是深深的忧虑。”陈愉庆若有所思地对《小康》记者回忆。
一起做梦的日子
1949年10月，陈占祥得知梁思成正在领导北平都市规划工作，他主动写信给梁思成，介绍了自己的情况，并表示愿意参加。让他有些意外的是，梁思成立即回复，不仅邀请他参与北平规划，还希望他能推荐更多的专业人士北上。陈愉庆记得那段日子父亲整天忙着打包装箱，“喜悦而忙碌”。
不久后，陈占祥一家踏上了北京的土地。这一年他33岁。
至今，陈愉庆仍清楚记得和梁思成第一次见面的情景：清华新林院8号，并不豪华，却雅致有加，那天的下午茶只约见了陈占祥一家人，尽管陈占祥和梁思成相差十几岁，但谈及城市建设规划，两人却颇有共同语言。
陈愉庆记得，当父亲说到“全世界再也没有第二个北京城，这块瑰宝规划时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不然愧对先人”时，“梁先生的眼睛一下子亮了，把茶杯举起来碰了碰说，‘为志同道合，一见如故’。”
打造“梁陈方案”的那段日子，是陈愉庆儿时记忆的浓重一笔，“那段时间我们家经常灯火通明，父亲和梁先生几乎整天在一起”，至于童年时的她则“兴奋地围着家中一张明式花梨木大餐桌团团转，目睹他们把一件件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模型排在大桌子上，热烈讨论每种设计的利弊得失。多少次争得面红耳赤，转瞬又笑逐颜开，云淡风清。有时半夜醒来，仍可看到客厅里灯火通明，不知父亲躬身在绘图板上赶制什么鸟瞰图、立面处理示意图之类。母亲默默陪坐在一旁织毛线，不时起身为父亲的茶杯里添着开水，递去一小碟他喜欢的核桃姜汁饼干。”
陈愉庆还记得，每次动笔写方案前，梁、陈二人都会带着年幼的她在北京的大街小巷考察，“梁思成很幽默，自己开车，还自嘲‘老夫是车夫’。”
“车夫”那时正是盛年。1950年，他49岁，而陈占祥34岁，前者时任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后者则是北京建设局企划处处长。
为了规划调查的方便，北京市政府给陈占祥配了一部银灰色的华沙车，一位专职司机，但是车里坐不下那么多一同出行的同事，陈占祥就索性和大家一道骑自行车，他说这样穿胡同进小巷更方便。
在年轻的陈占祥眼里，北京城的每一样物件都满含历史文化，绝不止建筑，那些贩夫走卒的生活形态，甚至他们的穿戴、吆喝，都作为一种独特的城市景观进入他的视野。
陈占祥当年还时常感慨：“在派对上，人们会为撞衫而尴尬，在城市建设上，泱泱古都北京为什么要去和西方的大城小镇‘撞衫’呢？”陈占祥那时每次从胡同街巷溜达回家，都会琢磨，“如何同原来的环境相融合，把保护古城有机地组织进新城建设的总体中去。”
17至18世纪，北京曾是世界上规模最大、布局最完整、规划最科学、建筑成就最高的封建帝国首都。至今西方大学建筑系的教科书中，北京古城规划仍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梁思成、陈占祥眼里，刚刚回到人民手中的北京城，就是他们两人的一张试卷，作为专业人士，他们不想留给后人一个不及格的成绩单。意气风发的两人坚信，他们有能力让这座中国人引为自豪的古都重展芳华，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伟大都市。
对照日后的经历，很明显，此时的梁、陈，把事情想简单了。
“梁陈方案”之前，梁思成已经对北京未来的规划有了初步的设想，他的观点是，设计一个新的市中心，这样可以保护北京古城风貌，这与陈占祥的观点不谋而合。然而两人的分歧却在选址上，梁思成认为应以早年西郊五棵松一带日本“居民留地”为基础，建设新中心。
“父亲认为不能把新城建得那么远，老城区和新城区隔离开来，应该有一个衔接，他建议放在三里河那一带，这一带离老城比较近，过渡比较自然，而且有水系，这样的话还可以跟南边莲花池呼应，又可以建第二条中轴线。”陈愉庆说。
令陈占祥意外的是，梁思成很快接受了他的建议，多年后，陈占祥如此感慨：“并不是每个人都有从善如流的美德，只有胸襟坦荡、虚怀若谷的人才能做到这一点。”
未得公布的“补充方案”
“梁陈方案”完成后，梁思成和陈占祥都有一种如释重负的喜悦。
“我们用十几张图纸和两万多字的建议完成了一份使命，后来才知道这是要用一生去承担的责任。”父亲晚年时说的这句话，让陈愉庆感到一丝沉重。
“梁陈方案”一出，围绕它的争论四起，它甚至被戴上“企图否定天安门作为全国人民向往的中心”的帽子，这让陈占祥始料不及。
“无论水多深，我们只能向前走。”相对陈占祥的万般不解，梁思成显然明白得多、也清醒得多。陈愉庆记得父亲曾说，“别看梁先生要穿钢背心，但先生患灰质脊髓炎的脊梁，比健康人的脊梁还坚韧挺拔。”
但梁思成还是病倒了。病中的他对陈占祥说，或许他们只注重了新行政中心的规划，却忽略了旧城中心改造的可能性，这成了挨棒子的口实。于是，两人决定对“梁陈方案”进行补充--从天安门皇城周边的规划做起。
多年后，当父亲向陈愉庆提起这个“补充方案”时，她有些奇怪，为何世人并不知道“梁陈方案”有这之后的一笔？“父亲觉得，是因为当时已经四面楚歌，所以始终没机会公布。加上这么多年的动荡，他手边的图纸和文字早已不知去向。” 未得公布的“补充方案”或许就是陈占祥在1989年那个多雪的冬天，对女儿重申的，种种批判与不公，“不过是个‘历史的误会’。”
多年后，陈愉庆在父亲文章《忆梁思成教授》中读到了如下文字：“补充方案”设想是以城内“三海”为重点，其南面与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的中轴线相连接，使历代帝王的离宫与城市环境更紧密地结合起来……
1957年，陈占祥被打为右派。从被打为右派到1971年间，他再也没和梁思成接触过，“父亲知道梁先生的难处，不愿意自己的身份给他带来麻烦。”陈愉庆说。
直到1971年年底，陈占祥才又和病重的梁思成相见，此时，他们已分别14年。
在陈愉庆看来，父亲心里始终都有一个未圆的“北平规划梦”。这也正是为何他在晚年时，本可以有很多留在美国继续工作的机会，却仍头也不回地登上了国航赴北京的飞机。“许多人劝父亲留在国外，他只答说‘老马识途，我想家了。’”
如今，谈及对“梁陈方案”的看法，陈愉庆沉思良久：“前年我带了一帮美国学生来北大学汉语，带他们逛王府井，到处逛，他们说你们北京和曼哈顿、香港都差不多。”说到此，陈愉庆深深叹了口气。
一如一位看过北京旧城改造后的德国历史学家所说：“我们现在有的，你们将来都会有，而你们曾经拥有的，我们永远不会有，你们也不再会有。”当年梁思成、陈占祥在“一起做梦的日子里”做出的老北京规划方案，如今看来如同前尘旧梦。然而，就像新华社记者王军所说，该在复建的永定门前，为梁思成、陈占祥立一块纪念碑，纪念“梁陈方案”的失败。或许，之所以要纪念“失败”，更多的不是让人捶足顿胸、扼腕叹息，而是让“失败”成为现世的启示与警醒。
（文中部分相关史实援引自陈愉庆《多少往事烟雨中》）
“梁陈方案”
梁思成陈占祥曾主张全面保护北京旧城，提出在北起圆明园，南至丰台、公主坟至月坛之间的北京西郊，开辟新的行政中心，并为此奔走呼号。最终，他们没能使北京旧城摆脱被大肆拆除的命运，但在许多人心里，他们成了守护北京旧城的象征。当时梁思成痛心地说：“拆掉北京的一座城楼，就像割掉我的一块肉；扒掉北京的一段城墙，就像剥掉我的一层皮！” 而就在去年，梁思成故居也差一点沦落到被拆的命运。值得庆幸的是，在舆论压力之下，梁思成故居迄今为止仍留存在北京的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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