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中国商业最具创意人物100（八）

　　64.管牧

　　KickerClub创始人

　　滑板创业家

　　2014年，管牧为好友袁飞的品牌Lady Skateboards设计了一块滑板，板上5个硕大的毛笔字——猛快高飘远。“这是上世纪90年代（滑板进入中国初期）的流行说法，是那个年代滑板人心目中，滑板的最高水准。因为袁飞就是从那时开始滑板的老滑手，所以想用这个口号铭记那段光辉灿烂的岁月。”管牧这样解释。

　　他现居上海，品味不俗，小到钱包，大到住所。滑板长在街头，天生叛逆。而他是因小时候在中央三台的《运动旋律》节目中见识到滑板，喜欢，再没放下。

　　他的个人成长，叛逆度不高，但也不走寻常路。出生于青岛工程师家庭的管牧，波澜不惊地考取信息工程专业。他清楚记得第一次去上海见到玩具滑板时的激动——1986年，56元，奢侈品，妈妈没有买给他。作为一个非名校毕业生，计算机世界的好工作不属于他。他一边在小公司上班，一边捣鼓自己的Kicker.com，将爱好变成了网络据点。一个记录和分享他所知，所见的滑板世界。

　　一年后，受朋友之约，辞职去北京方庄合作滑板场，同时开始拍摄和滑板有关的视频，“那时候买不起摄像机，就买了一个佳能200万像素的数码照像机拍视频，一段视频不能超过14秒。”

　　2005年，滑板场关门，他南下深圳，在深圳的滑板工厂上班。这得益于他的Kicker.com网站已经在业内小有名气。负责开拓新的滑板品牌，又开了新的滑板场，但发展速度达不到投资人的预期，“滑板不是一个大众市场，你要慢慢培养、慢慢增长。不可能一下就挣很多钱，”管牧说。

　　3年后，苹果进入中国，管牧投了简历，抱着什么职位都干的决心，如愿以偿。他干得不错，离开前负责商务采购，苹果中国这个职位一共4个人中，他是唯一的中国人。实际上，这份工作圆了他一个果粉的夙愿。他离开苹果时，得到挽留，却婉言拒绝。

　　“Who are you？”

　　“We are apple.”

　　管牧说，他已经不习惯那样喊着口号开始的早晨。这是叛逆的力量，但并不是空洞的理想主义在作祟，而基于他对市场的预判。

　　2011年，中国的滑板市场发展提速，不仅滑板品牌Vans加大对中国市场对培育，体育巨头耐克也杀入这个自己并不熟悉的领域，还有对运动一贯热情的红牛。这已经不是1990年代，滑板刚刚在中国萌芽，孩子们偷偷地躲着大人在外面野滑。

　　管牧决心将Kicker.com变成中国最好的传播滑板运动的媒体平台。一开始，是一个人在战斗。经营网站、编辑、拍摄、剪辑、寻求商业合作，现在，也不过多了一个编辑一个兼职，大多数的事情还是自己干。近年还推出滑板电台“不可不说”。

　　在他看来，这个事情门槛高，不是随便想想就能够做好到。“就算最基本的跳板动作，没有长期的、持续的练习肯定达不到，这是技术上的门槛。另一个是文化上的门槛。滑板这个东西，这个文化和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格格不入，是完全相反的另一面。我在北京做滑板场的时候，经常铁笼子外面有很多小孩，家长带着小孩经过，或者在那看我们滑，一摔倒就说你看多危险，你不能玩这个。而且中国每家只有一个孩子，我们的文化又不鼓励你去出头，什么枪打出头鸟，不鼓励你张扬个性。”

　　因此，推广滑板文化比急着找商业合作显得更迫切。于是他开始拍摄中国滑板的纪录片，收集和滑板相关的素材，寻找从事滑板运动的人。一张1970年代，美国人在天安门前面玩滑板的照片让他很兴奋。

　　这个市场依然很小，生存考验的不仅仅是财力，还有耐性，“像耐克，之前并不熟悉这个领域，在投入之后，因为商业效果不明显，逐渐放弃了。而Vans这样专业的滑板品牌还在继续坚持。”

　　在收集国外滑板视频的过程里，令管牧感慨的是，实在有太多高质量的视频持续出现，“这说明这个运动文化集聚了相当数量的，有创造力的顶尖的人才，大家都来做才会有这样的结果出现。”

　　这给了他信心，而真正坚定他信心的，还是滑板本身，因为他认定是滑板改变了他的生活方式，他不是那种甘于循规蹈矩的人。

　　翻看管牧的个人博客，就会发现他是个对生活质量有要求的人，正像他所说，如果不生活得好一点，怎么有底气去向别人推广滑板，毕竟这是一个曾经在中国饱受歧视的行业，很长一段时间，玩滑板的人都被视为坏孩子，“中国就是好孩子太多，坏孩子太少。”2013年，他与土豆合作了一个让滑板人做菜的美食节目，“很多滑板人的生活要求很高，我也是希望通过这个节目去让滑板圈外的人去了解这个世界。”

　　Kicker.com仍旧是针对滑板忠粉的阵地，对管牧而言，改变世界不需要做多么惊天动地的事情，推广滑板就是其中一件小事。在它的诞生地美国，这也是一个穷人去玩的运动，野性天然，但这不意味着就要一直站在道德高地去诋毁这个运动，而保持滑板运动天然自由的野性，甚至比将其变成乖孩子的运动反而背离了滑板自由的本性。因此，当滑板在南京青奥会成为表演项目的时候，他通过文章，反对滑板进入奥运，因为，在他看来，这个纯天然街头游戏和体制天然不同。尽管他也清楚，商业化好像是一头很难战胜的怪物。

　　尽管管牧没能变成一个叛逆的坏孩子，但还是受益，学会了宽容、抉择和坚持。他知道一个人会被改变，就像如今，在他的微博个人标签里，看不到苹果，而却有一个谷歌。

　　65.李笑来

　　比特基金创始人

　　随机漫步

　　第一次见到笑来是他和沙沙到杭州来看我。他们下了飞机后租了车，赶到碰面的地方还一直没抽烟，笑来第一件事就说，“有火机么？”后来我们晚上再碰面是在笑来住的五星酒店大堂，他坐在一个隐蔽的角落，用咖啡杯的托盘弹烟灰。后来服务员来提醒这里不能抽烟，他回答道：好的，好的，抽完这根。

　　——但其实之后还是继续抽。

　　笑来算是个“生性”的文化人——按照最近很火的好文“大兴安岭杀人事件”中的名词解释，这个词的意思是：“你必须真正地强壮、脾气真正地差劲同时兼有正直，才能匹配这个词。”

　　表面上来看，“生性”是由笑来具备痞气底蕴的面容造成的，但实际上，1972年出生的笑来，“三十岁后面由心生”，已有十三年的时间来充分由心酝酿出一种“生性”的面容来。

　　笑来在长春大学读的是会计专业——这个专业一直以来，被讲出来的时候都是有笑点的——哈哈哈卧槽你是学会计的别逗了——但是直到后来笑来因为比特币成为有钱人之后，人们似乎慢慢明白了点什么。

　　但在大学的时候，读会计专业的李笑来根本是不读书的，所以，也完全不会会计——但我发现，笑来实际上一直很有商业头脑。

　　毕业后没工作，他就自己开了家公司——卖光盘，卖内存，在电脑配件的档口上混。我猜想，虚度的大学时光初步练就了笑来，而他的“生性”的第一次正式演练，是在嘈杂的档口上完成的。

　　这就像是在一个浪潮猛烈的港湾，谁能够把握五十米之外的市场，谁就能制胜于……五十米之外：笑来通过代理一个内存品牌，通过内存价格的剧烈变动，赚到了人生中的第一笔“比较多的钱”。

　　但随之而来的生命中更大的浪潮。笑来的父亲生病，“拿钱抢命”，笑来卖掉了自己的公司，一心照顾生病的父亲，“一陪就是三年”，把自己赚来的钱也基本烧光了。

　　这时候老罗（罗永浩，俩人是多年的朋友）对笑来说，我在新东方，干得不错，以你的口才到这来肯定行。

　　笑来就去北京报了一期托福，上了几节课，觉得老师的水平都很一般，但是自己的英语不够好，就开始学英语——先把TOEFL和GRE给考到成绩“高得离谱”的程度后，就去新东方应聘做老师。

　　新东方有个很有意思的规则：每期班，学生给老师打分——笑来的第一期新东方授课，就拿到了历史最好成绩。

　　说到这里我希望你能够对「生性」这个词有更好的理解：看看一个勇猛的人是如何在这个世界上纵横跋扈，攻城略地的。

　　去新东方，就是想稳定地赚钱——但2006年，笑来父亲去世。

　　笑来意识到，自己不用再打工了。

　　但讲课还是很好玩的，后来其实笑来也回到新东方帮忙讲过几期，甚至到2014年笑来没事干，特别无聊，就和俞敏洪说，“我其实可以回来讲讲课……”

　　俞敏洪说，“你快别闹了！”

　　从新东方离职后，笑来开了一家留学咨询公司，闲闲散散地也没用心做，小富即安。没事的时候写了几本英语考试书，版税收了不少，过日子不愁。

　　但随之而来的大量的空闲时间，首先让笑来成为了Twitter大号。然后，笑来开始研究Twitter的信息流转机制——想一下，一个开着家留学咨询公司的小老板，没事翻墙上Twitter，装个逼就算了，蛋疼到研究Twitter信息流转机制的程度——直到有一天，他，看到了比特币的信息。

　　2011年开始，笑来大量买入比特币。

　　2012年，笑来开始混ruby社区（一种编程语言），并开始自学ruby。除了成为ruby程序员以外，笑来还认识了不少朋友。

　　2013年，笑来和李路（ruby社区认识）、沙沙（Twitter认识），几天做出了knewone.com，一个新奇特商品社区（现在估值过亿）。

　　然后笑来开始进入了自己的“互联网创业”时代。除了knewone.com以外，还和ruby社区认识的邱亮、冯晓东做了其他的项目。

　　这时候，有两个时间线开始汇聚：

　　比特币暴涨，笑来成为真正的有钱人（个人持有比特币超过10万）；

　　认识的有意思的人越来越多，可以做越来越多的项目。

　　要知道，一个生性的人是没有定性的。这两个外部条件，让笑来的生性开始爆发。

　　2014年年底，我去笑来在北京的“孵化器”转了一圈。在这个打通的两套三居室中，有5、6个项目在孵化。

　　和标准的投资人特征不同，在我看来，笑来的投资行为只是想探究这个世界的边界。

　　2015年春节，笑来开始搞dove（一个基于telegram的通讯工具），在春节期间热闹了一阵。之后有又若干个方向尝试，包括地点社交，黑客编程直播（真不知道这是什么鬼），以及现在的Sudoboot（也不知道是什么鬼）。

　　还有，笑来写过一篇关于女生如何获得性高潮的指导文章，叫做“挤”——这篇文章扔到网上后，收到了不少打赏（包括好几笔千元以上的），以及非常多的读后感（也成为了这篇教学的一部分）。

　　66.徐沪生

　　一条视频创始人

　　向网而生

　　2015年5月20日，刚好是一条创立一周年。这个40多人的创业团队正在他们上海巨鹿路的新办公室里庆生。一条，是传统媒体人转向互联网媒体，快速成长的典型案例。但徐沪生说，这家初创公司很好的演习了传统媒体的工作习惯，只不过，没有了含着油墨的纸制品，而变成了在网络上传播的流媒体。他还像以前那样骑着车去上班，只是变成了一个前著名报人。

　　几条秘诀

　　不用改行

　　“之前做生活类杂志，我做总编辑还是有点手艺的。我们也可以把网站做得很漂亮，漂亮的网站跟差的网站有天壤之别。但在手机上这一点区别非常小，那你就变得很糟糕。杂志玩图片的冲击力是最基本的，但放在手机上，和一般的照片比就等于零差异了。而好的视频跟差的视频会有天壤之别。所以就选了视频，因为我只做生活类，我也不想改行做别的东西，我也没兴趣做自媒体。”

　　方法没变

　　“我们跟以做杂志的方法，至少有四分之三是类似的。报选题是一样的。采访是保留的，只不过以前拍照片，现在变成拍视频，以前是排版现在变成剪辑，只要找好了定位，之后的制作跟做杂志是很像的。只是说从平面转向视频。”

　　精准定位

　　“在视频领域，99%都是在搞娱乐和段子。同时，传统生活类媒体几乎是悬崖式的下滑。它原有的上千个高端品牌都没地方去，市场上8%的中产阶级受众没有东西看，市场供应给他们的东西几乎是零，这就形成一个巨大的市场。我们上线之后的发展速度也证明了这一点。”

　　快速复制

　　“还是杂志化的方式，我们每一个栏目都有一个很严格的模板。这个节目怎么拍、怎么剪、怎么配乐、嘉宾人物是怎么讲话，都有固定模板的。只要这个栏目的第一集拍出来了，后面就延续这个套路去执行。我们的变化很小。”

　　标题为王

　　“高品质的内容是硬指标，但要首先解决吸引力问题。门首先要让人家进来，进来之后发现里面不错，他也不愿意走了。在网络，你只有0.01秒的时间人就从你门口过去了，这是很可怕的。传统媒体对这种差异性认识太弱，我们应该是第三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首先把标题中的LOGO拿掉，利于别人在朋友圈转发，一个标题起100次也变得很正常了。你一定要吸引别人打开，不打开你就没有机会了。”

　　67.汤怀

　　飞碟说CEO

　　知识带你飞

　　传播知识天生就酷。

　　由于飞碟说找到了最轻盈传播方式，所以它飞得颇高，且姿势不错。而知识，是无穷的。

　　汤怀还没毕业就急吼吼地出来工作，在动画公司做动画、编剧、导演。跳了几次槽，最后一次打工是在一个教育类公司做新媒体。

　　出来后原本是想做个小广告公司，几个人，性价比高也找得到客户，日子也自由。干过才醒悟，甲方总是创意杀手，根本不愿意为创意买单，只想快快快。无趣，是推动汤怀创业的燃料，“对于创意人来说，再这样做下去，毫无快感，”汤怀说。

　　刚开始他们只是想把有意思的话题变成轻松的动画，但一次偶然的闲聊，他发现，钓鱼岛这件事，身边没几个人能完全说清楚它的来龙去脉，他觉得如果可以在几分钟时间里，用动画，讲出钓鱼岛的真相，值得一试。动画完成，飞碟说找到了翅膀。

　　在汤怀的办公室里，他不断强调内容的重要性，甚至他都没去把提高动画质量当回事。对他来说，用生动有趣而且最简单的方式把一个大家“感觉上懂，但其实并不完全懂”的知识讲出来更重要。动画就是一种载体，-Flash已经够用，而且够快。

　　2012年，自媒体元年，白纸一张任人画。人员不足，飞碟说被设定为每周更新，题材不是问题，重要的是把知识讲出来的能力，在蛮荒之地开辟疆土，靠的是坚持，一年时间下来，飞碟说拿到了视频动画领域的传播认证标准——高质量、高点击率和好口碑。

　　到了2014年，飞碟说开始自我裂变，衍生出不同的节目，讲生活实用知识的《飞碟一分钟》，增加谈资的《飞碟冷知识》，谈性知识的《飞碟啪》等，都是在综合知识上分出的门类，而进入2015年，则演化成针对细分市场的推进，汽车、旅游、音乐、电影，汤怀希望用同样的动画方式，做出更多不同的产品。“就在我们服务的这个18到35岁的群体里，也是分很多人群的，我们希望去做更多的内容去覆盖到这个群体，这个年龄群我们是不希望它增大的，我们就服务这一块，但我们是希望在这一块能有足够的覆盖面，以前可能我对这个没有兴趣，但是我们希望提供更多东西让他有兴趣，”汤怀说。

　　而不管内容如何变化，汤怀坚持简单、有趣、有态度。降低知识的门槛，追求简单直接的传达。加强动画的趣味性，和好莱坞电影的原则一样，有趣的梗按时间轴分布，引导用户看完。所有知识的背后都有专家理论的支持，以保证知识的正确性，“我们不给模糊的答案。不会说这个事情美国科学家怎么看，中国科学家怎么看，全世界有没有形成定论，不会，我们会给我们的态度，现在我们认为是什么样的就是什么样的。如果错了，我们会做一期节目改正，”汤怀说。

　　飞碟说有一些内部激励机制，其中一个叫“飞碟勋章”，这个奖鼓励员工互相帮助，勋章由被帮助打人发出，在一定时间内，谁的勋章最多，谁就可以得到奖励，在汤怀看来，这可以凝聚团队，虽然随着飞碟说栏目的多样化，出现了不同的内容团队，但依然并行一条松散的创意机制，无论谁想到什么点子，只要够好，就可以去做。

　　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公司文化，飞碟说对人才对需求格外互联网化，会写故事比学历更重要，“互联网的发展打破了很多门槛，只要你做得棒，哪怕你高中毕业，你到这个地方，你做了一个东西，大家特别爱看，OK。就像我们的公司里，有学历不高，在富士康工作过的人，他写的东西，大家都特别爱看，他依然会在我们这里做产品经理的，”汤怀说。

　　也正是这种不拘一格的公司文化，创意不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而是要求每一个员工更为主动地去提高视频节目的质量，比如，点击率极高的《东京热》，就是制作组主动联系日本AV导演，也进行了采访。在快速精悍的短视频时代，飞碟说鼓励充满热情的硬功夫。

　　为此，飞碟说创立了鼓励创新的“飞碟头牌奖”，这个奖鼓励员工对节目的最大化参与，可以是自己申请去唱片尾的主题曲，只要你唱得足够吸引点击量。“有人在我们微信上，发了一期招聘，招聘文案写得特别棒，还配上我们公司的照片，转发量特别高，照片效果也特别好，他就该得到奖励。”汤怀说。

　　现在，飞碟说早迈过了那个创始人也去兼职赚钱发工资的坎，汤怀的计划和目标也变得更加清晰。一切都围绕着知识去展开，是不变的逻辑。不但尝试将飞碟说翻译成英语，放上YouTube，汤怀也着手将Youtube上的内容引进到飞碟说。

　　他的计划一个接一个，快速，精准。伴随这些的，是室外，隔几分钟就有一架飞机经过，带来巨大的噪音，他的公司在机场边，离飞起来很近。

　　68.陈伟昌

　　爱福窝家装平台创始人

　　窝爱你家

　　如果不是因为8年前遇到的装修麻烦，陈伟昌现在可能还是跨国企业的高管。日子也许比现在舒服。

　　那时，作为公司远东总部高管的他，决定在上海购房安居，结果，装修过程让他受了一肚子气，装修完更不满意，因此决定扎进家装世界，“现在的装修市场就是巨大的资源浪费，”陈伟昌说。

　　在国外呆久了的陈伟昌，持有“轻装修重装饰”的信条，也正是基于这一理念，爱福窝家装平台希望成为人与个性化家具、装饰；顾客与厂家；顾客与设计公司自由共生的平台。在他看来，现在的许多个性化定制还只是狭义上的定制，而离真正的个性化相去甚远。

　　在创业初期，他也遇到过不少挫折，例如，基于业主对装修质量满意度低的问题，首创了“第三方免费监理”，并在上海成立第一个诚信联盟，但这个站在业主立场思考的举措，在实践中困难重重，作为业主与装修公司之间的法官，最后迫于接单率、收费标准等现实问题，入不敷出的窘境让陈伟昌有了挫败感。

　　线下的失败，最终促使陈伟昌更专注于线上平台的打造，也直到爱福窝软件正式上线，在更合适的时机，陈伟昌又推出了“第三方免费监理”，不过这次是在线上，作为平台的一个功能，他们依然履行法官的职责，但处理的方式，则是互联网式的——综合业主的投诉给施工单位评分，用舆论加算法的方式清理烂公司。

　　2015年，爱福窝接受了宜华家居6，000万元的投资，同时推出新的“爱家家”软件，试图将用户与商家联系，往实现真正的个性家装又迈了一步，这款具有引导家居消费的软件，令陈伟昌踌躇满志。

　　69.朱华明

　　Vinci智能头机创始人

　　连续创业者

　　朱华明是一个很容易与之沟通的人，舒展的肢体动作，招牌式的笑容，健谈的说话方式，具备着与任何群体打成一片或者成为朋友的能力，很难说这种亲和力是天生的，还是因为自大学时期就开始创业而习得的。

　　Vinci是他第三次创业。这是一款智能的“头机”，他这么称呼它，它看起来像是一个头戴式耳机，但却融合了耳机和智能的音乐播放器。

　　“它自带系统、带应用，你独立地带着它就可以听歌。我的意思很简单，没有一个人在历史上想用一个产品解决所有的听歌体验和听歌需求，而我们想到了。”谈起这款即将面试的产品，他颇为自豪。

　　“如何解决让人与人沟通更紧密的问题，什么是它的场景，什么是它的人群，一个硬件和软件如何搭配在一起来解决这个问题，硬件应该怎么如何做，软件应该如何做，交互应该如何做。”

　　从2012年到2014年，朱华明在麻省理工学院攻读MBA，以上问题，则是这两年的国外学习时光里，他一直在思考的。最终，他于2014年9月，从麻省休学，与同学武巍、以及毕业于罗德岛设计学院的宁洲，一起创办了Vinci。朱华明坚信，这将是一款颠覆性的泛社交产品。在此之前，他曾多次在社交产品领域尝试，早在2006年，在清华读书时期，他就创办了同学网，随后，又创办了移动社交通讯产品Mobile Messenger。现在，他找到了最佳的解决方案：这款产品，融合了社交、智能穿戴和音乐体验。

　　他认为，这款头机将获得那类喜欢张扬个性的年轻人的喜爱，而同时，又具有良好的音乐品质，因此，哪怕是传统的音乐发烧友，甚至是普通人也会愿意尝试，因为他们愿意为“新东西买单”。

　　八年的创业经历算不得成功。如今回忆起来，朱华明将其划分为两个时期。一个是前移动互联网时代，那时，他还在学校，纯属好奇，并不懂得商业，“那是资源有限的无畏时代”，此后，则是成长的时期，他发现，对进入一个未知的市场是有所担心的，而且也发现了自己的瓶颈；另一个时期，则是移动互联网之后的时代，他发现，资源很多，市场开放，“如果以前三天一高潮的话，现在差不多一天一高潮，我更深刻地体会到资源的奥妙，你从无畏到有畏又回到无畏的状态，就是说其实没有什么好怕的，你就发现这个市场好好做就可以了。”

　　这些经历为Vinci的诞生奠定了基础。比如，他开始尊重商业，坚持产品是核心，他也明白光有点子，没有好的组织结构和执行力是不行的。最重要的是，他确定了对市场的信心，“你要仔细想想这个世界将来会有多么好，我可以这么说，以前发生的所有事会告诉你这个世界会远比你想象的好很多，特别是在创业的市场上，移动互联网超越了互联网时代可能百倍以上，但是接下来，硬件市场会超越之前的百倍以上，”朱华明说。

　　接下来，他希望这款头机可以以音乐作为切入点，最终，完全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

　　70.曾德均

　　深圳市云动创想科技创始人

　　教父之约

　　43天，1，800台，360万元，这是2015年，一台叫“猫王2”的收音机，在京东众筹平台上创下的数字，你怎么看？

　　再告诉你，这台收音机是曾德均好几年前就造出来的，你又怎么想？

　　不管怎么说，在这个数码时代，买卖收音机这件事听起来就有点格格不入。

　　在抹去匠人、复古、情怀这些花俏的热词之后，生于1950年代的曾德均，告诉我们一个很朴素的道理：创新不死，制造可贵。

　　1974年，高中毕业的曾德均下乡，挖沼气池弄沼气，搞实验田提高粮食产量，试验灌溉自动化，推广农村有线广播，很忙。由于他懂无线电，县广播局要招他，但母亲不让他去，“后来才明白，她是觉得，那个小县城装不下我的梦想，要到外面去发展，可见我母亲是很有这种智慧很有远见的一个人，”曾德均说，两年后，当听过曾德均要去搞导弹和计算机的二炮参军，他母亲爽快地应允了。

　　不幸的是，他被分到与导弹和计算机毫无关系的工程兵部队。幸运的是，因为修好了团长的收音机，获得了新兵选工作的特权，就选了工程兵里面的高级兵，学无线电报务，也顺便偷学一些电台技术知识。为了节省扩大机的变压器，他想搞电台技术革新，“那东西又紧俏又贵，那个时候备战为人民，所以要尽量的把这个东西节省掉，”曾德均说。

　　1977年2月，他的团要从安徽整体调到青海，“因为那时我们的导弹射程不远，要打莫斯科只有青海的基地才能打到，”曾德均说，经过上海，他去看在上海从医的哥哥和姐夫，将自己存的，一共110元，全都贡献给了当时位于襄阳南路的电子元器件市场，到了青海，就开始去实现他的电台革新梦想。

　　往后，曾德均作为技术革新能手调到北京，1980年，准备补上大学。却刚好碰上军队招生限制在23岁，地方不再招军队生，24岁的他只好在北航读了三年电大，“在那个年代，你只要想学习什么都可以学得到，电大的学分我很快就考满了，我又在北航进修了两年。”

　　毕业后，他跟随器重他的导师去了西安导弹学院，边当老师，边搞科研，研发导弹控制系统模拟器，向学生演示模拟的导弹操作感觉，模拟导弹声音，模拟导弹运行图象，他负责声音和图象。

　　因为对音乐的喜好，他一边科研，一边自制高保真音乐音响设备。1990年，专出发烧试音唱片的雨果公司在西安录音，录音的监听设备坏了，全西安都找不到满意的放大器，后来打听到曾德均有，一试就行，雨果的人后来建议他去到深圳开公司。1980年代末期，军队缺乏经费，也开始允许部队经商，曾德均就以支援地方建设的理由，作为代表，到了深圳。

　　在深圳，曾德均做了中国第一台胆机、第一台高端音箱，确立了他在中国音响江湖的地位。1998年，因为部队不许经商，他离开深圳回到西安。没想到，因为与领导的矛盾，于次年被双规，幸而因为查无可查，13天后被释放，还受到部队嘉奖，“就是自己觉得经得起环境的考验，”曾德均说。

　　他去西安交大读了两年研究生，在转业、退休、自谋职业和复员这四个选项里，他选了复员，拿到40万元。用一半的钱在深圳供了房子，另一半开了音响公司。因为不想重复以前的老产品，他开始做高端音响、收音机这些市场上的稀有品，同时，也因为名气，兼任了不少大公司的产品和技术总监。

　　边做边看市场的变化，曾德均一直在寻找新的研发产品，“我们这个行业，是信号源的变化在推动产业的升级转型，这是一个规律，而且还有一个规律，就是每一次信号源变化的时候，原来的老大都不会成为新的老大。”

　　曾德均的目标是真正的智能音响，他从2008年开始就在谋划未来，他也清楚，无论怎样的信号源，就必须掌握核心技术，很长一段时间，他都处于一个闭门造车的阶段。2013年开始，他和几个有互联网思维的年轻人合作，相继推出音乐天堂收音机、荒岛唱机和猫王1收音机，从赔钱到赚钱，他也从被互联网拥抱的状态变成主动拥抱互联网的状态。

　　“我昨天发了好几个红包”，曾德均说。在猫王2的众筹过程中，他严格遵循自己的承诺，每到一个数额节点，他都要在不同的群里派红包。猫王2能够进入京东众筹平台，也正是基于猫王1的众筹效果和影响力，这一次，他同样是邀请之前与他合作过两次的黎文，帮他做众筹的推广，“对我来说就是，认识像他们这样具有互联网特征的年轻人，他们思维的活跃度、热情很快地感染了我，可能我这个人比较容易被感染，我们恰好互补，所以有了不断地合作，”曾德均说。

　　谈起之前的唱片，曾德均颇为自豪，“零投诉，零跳票”，质量保证，没有返修，这对于产量有限的产品而言，除了意味着可以赚钱之外，其实更是曾德均对自己技术和生产的一种评判，之前，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在10年前就做出来的产品，沉默了那么久，如今，他可以安稳地打开蓝牙，用猫王2，播放他最喜欢的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了。

　　71.吴明辉

　　秒针系统创始人

　　非常学霸

　　扎根大数据分析和研发的吴明辉，从小就是数学科的学霸。

　　上小学时，他发现只要数学比别人算得快一点，就会得到老师表扬。于是，热爱荣誉感的吴明辉对数学难题乐此不疲。

　　“每年，老师布置的寒暑假作业里，每份数学篇都有一道难题。”吴明辉说，因为那是难题，并不强求每位同学都做出来，但是学习成绩好的同学要面子，希望在老师面前表明自己能算出难题。

　　每次那本作业发下来，吴明辉一般在头三天就把那道难题给先做了。然后，他们班学习成绩名列前茅的同学，都相继到他家抄下这道题的答案，“说我有虚荣心也好，或者成就感也罢。我当时总成绩不一定能进班里前五名，所以他们来抄答案，使得我更有做难题的动力。”

　　连班上总分第一名的同学都来抄吴明辉的难题答案，让他觉得自己跟别人不一样，内心兴奋得很。在学校里，他曾经参加奥林匹克数学比赛，他考第一名的成绩，比第二三四名的分数加起来还要多。

　　数学成绩好，让吴明辉接着当上了计算机学霸。

　　1994年，初中二年级一开学，吴明辉就被老师选去参加计算机培训，“之所以选中我，是因为我在初一时被证明是全校数学最好的了，而当时的计算机老师大多数就是数学老师。接受计算机培训一个月后，我回来参加了烟台市第一次组织的计算机比赛，获得了全是第三、四名的奖励。”

　　荣誉感持续爆发的吴明辉，朝思暮想希望买到一台电脑。不过，当时一台电脑的价格是1万多元，而吴明辉父母全部的积蓄只有两万多元——也就是说，这台电脑的价值相当于他们家一半的积蓄。

　　他的父母当然不同意“倾家荡一半产”买台电脑。郁闷的吴明辉挥笔写了一篇题为“我的烦恼”的作文，将其“求电脑而不得”的心事诉之于文字。

　　“虽然我的语文水平不怎么样，但这篇作文让语文老师极其感动，”吴明辉回忆说，于是，那位老师约谈了他的父母，劝说他们应该给孩子买电脑。“老师说，这多好的孩子啊，能不全力支持吗？”虽然吴明辉不承认是刻意制造“舆论压力”，但事实证明真诚的文字力量很强大。

　　最后，吴的父母被老师劝服了，咬咬牙，买了一台当时最好的电脑，成为烟台市1990年代中期就买了电脑的少数家庭之一。从此，计算机竞赛也成了吴明辉炫技的新擂台。

　　由于在全国数学竞赛中获奖，吴明辉被保送北京大学——这创造了烟台市的纪录，“因为烟台以前没人因数学竞赛保送上大学的，进省队的人都没有。我做了跟别人不一样的事情。”

　　不过，当他2000年上了大学之后，他发现天外有天，数学高手实在太多了。“在我们班，很容易找出20个数学比我好的同学，因为数学竞赛中我虽然是山东省第二名，但在全国是第二十几名。”吴明辉发现在数学这件事情没有什么题可以跟同学们PK了，于是他要再找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后来发现我比他们能赚钱。在数学尖子里，我写程序、编软件是最厉害的；后来我去了计算机系，我是数学最厉害的那一个。”他始终在寻求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到了现在，当很多人在做B2C数据业务时，他还是坚持B2B的数据业务方式。

　　大学时吴明辉多会赚钱？他第一份兼职是做家教，但含金量很高。“有一个学生准备出国留学，要把有关数理化的英语都学好，也就是专业的英语，而不是日常用语，”吴明辉说，数学、物理的英语单词不算复杂，而化学的英语名词是“很恐怖”的，尤其化学式的名字，会把人搞死。最初，那学生的家长找了英文系的研究生，但人家不敢教，因为化学的英语生词太多了，“我当时花了2天时间，疯狂地背了1，000个化学生词，然后现炒现卖地去教那学生。”

　　那个时候，别的同学做普通家教每小时赚50块，他在“这种变态的家教”中能赚150块，是别人的三倍。接着，他开始教奥数的大课。“我先后一家全国有名的奥数培训学校和一家私立学校教奥数，一年之后，学员的家长跟我关系都很好，建议我自己开班授课。”吴明辉彼时还没有任何经商的头脑，就这样莫名其妙被“黄袍加身”了，其中有一个特别活跃的家长，在清华大学帮他租了一间教室，还帮他招生，更帮他收钱。

　　“刚上第一堂课，那位家长就给我拎了一袋子钱，说是替我收的。”2002年的吴明辉，每月讲课收入达2万元以上。与此同时，他还编撰了三本诸如“编程实战”之类的书。

　　虽然吴明辉从初中就参加计算机竞赛，也编过计算机方面的书，但是他一直没做过工程类的项目——即解决系统性的实际问题。直到2004年上了研究生，有一位同学找他来解决技术问题。“我说试试看，当时我连计算机语言都没学过，只是到图书馆里面借了几本书，然后看了一个晚上，接着弄了一天，就把那些让他焦头烂额的问题都解决了。”

　　从此，吴明辉的计算机实战功力才真正爆发。他们与伙伴组队，接下各种网站、系统建设的项目。“后来我们接的项目越来越大，最大的价值20万元以上，这样就得招人，成立自己的公司。”由于吴明辉当时开奥数班赚了好几十万元，是学校里最有钱的学生，理所当然地成了大股东。

　　然而，当团队增长到二十几人时，业务量虽然多，但是亏钱了。“衡量我们当时的能力，接不着质量特别高的活，做的都是别人外包了好几层最末端的。我们跟普通的工程队没区别。最困难时，我还得向父母借钱。”每个企业、每个人都要有自己存在的独特价值，想明白了这一点，吴明辉把20几人裁成了5个人，而且不再做开发，只做设计——相当于变成了IT咨询公司，只做系统架构的规划。“这个时候反而是最赚钱的。2005年，外企的实习生一个月工资可能是3，000块钱，而我们团队可以月入差不多一万元。”

　　到了2006年，距离研究生毕业还有一年，吴明辉开始考虑未来的事业。“这个团队如果以后还做IT咨询的话，大家会觉得没有把自己的价值和能力发挥出来，相当于用一身武功来打蚊子。”吴明辉的研究生专业是图象处理模式识别，但读书的最后一年认识了很多做搜索的人，尤其当时百度刚上市一年左右，让他好好琢磨了一番搜索引擎。

　　“一个简单的判断就是，未来你在网上做的所有事情，都会留下痕迹。而痕迹就是巨量的数据，分析这些数据肯定会产生价值的。”不过，吴明辉当时并不知道能产什么价值，但其中一位创业伙伴有广告业的经验，于是选择了广告数据分析作为切入口，创办了第三方营销数据技术公司秒针系统。基于研究生阶段创业的教训，吴明辉青睐于“只做第三方”。

　　目前，秒针拥有日均处理1，000亿访问请求的数据处理能力，可以帮助企业主及其代理公司、网络媒体有效评估和优化数据利用效果，提升投资回报。

　　从2014年起，吴明辉创办了一家大数据科技公司明略数据。明略提供一系列数据分析平台和软件，帮助政府和金融机构整理、分析、使用不同来源的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据。“未来，我希望利用数据的连接性，激发大数据的真正价值，创造出人脑与计算机智能‘共生’的关系，”吴明辉说。

　　72.韩庆峰

　　和弈（中国）咨询有限公司高级合伙人兼CEO

　　跟着时代曲线飞起来

　　90后嘛……就是很90后咯。90后该怎么定义？或者，90后能够定义吗？非90后人士会根据自己的经验片段，给90后群体贴上标签。而90后从来就不在乎标签，也不需要马佳佳来代言。2000年以后出生的00后都快成为青春主流了，研究90后还有意义吗？

　　2010年，当“第一批90后大学生”还在上大二时，他们的同龄人，那些没能进入象牙塔而提前步入社会的年轻的打工者们，已经成为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主力。也就在这一年，他们同时引发了南海本田罢工、富士康“连环跳”和珠三角“用工荒”等一系列重大劳动关系的事件，由于这三个事件最终位列当年中国十大劳动关系事件的前三名，2010年成了真正意义上的“90后元年”。

　　也是从2010年起，韩庆峰就投入系统研究90后，为企业管理提供最有时代特征的参考，并著有《轻有力：用90后思维管理90后》一书。被称为“Leo叔叔”的70后韩庆峰，大学工科毕业后直接奔赴非洲工作，回国后转行进入人力资源服务及劳动关系咨询领域。“我研究的就是关系。”在韩庆峰看来，90后带来的是前所未有的“代际战争”。

　　全新的一代。

　　有人说90后研究是伪命题。这不对，因为90后是全新的一代人的开始。在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时代，发展速度太快，选择太多，每个人都会无所适从。很自然地，年轻人取代他们的父母成为了社会新的权威。所以90后代表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而60、70、80后共属于一个时代，我们可以统称为“90前”。

　　不仅仅是代沟。

　　其实每代人刚踏入社会的时候都会摇动组织这艘大船。为什么？因为有“代沟”。80后也好，70后也罢，他们都曾经让父辈感到头疼。那为什么就偏偏觉得90后更特殊呢？最开始的时候，我也这么问自己，如果90后的问题仅仅是因为代沟引起的，那我们即使不关注，过几年也会自然而然过去。但是，你看90后也出道好几年了，为什么冲突不但没有缓解，反而更激烈了？这里面一定有更深层次的道理。

　　共同特征。

　　代际冲突来自于每一代人的共同特征，而每代人的共同特征是由时代的重大历史事件决定的。塑造90后的两大历史事件：一是计划生育的独生子女政策，让90后收获了“自我”的共性特征；二是互联网的普及，让90后跟全球接轨，相比90前，中国的90后是跟全球同龄人共同特征最相似。

　　“我多短平”。

　　用四个字来形容90后，就是“我”、“多”、“短”、“平”。“我”就是自我（例如工作上闪退、裸辞），蔑视权威；“多”就是多元，别让谁谁谁来代表我；“短”就是注意力持续时间短，习惯维持短期关系，不想长大；“平”就是要求公平、平衡，要求对话的权利。

　　90后思维。

　　90后在互联网里长大，根本不需要学习所谓的互联网思维，就好像热衷学习中国文化的都是老外，因为他们站在圈外面。同样，学习互联网思维的都是没能出生在互联网时代的90前。这个差距就是“母语”和“外语”的差距。互联网就是90后的母语，如果说互联网思维是“人性思维”，那么90后思维就是“有中国特色的人性思维”。

　　卖萌。

　　为什么90后都在追求“萌”？90后是新的权威，他们渴望发声，反对控制，要求对话。但是目前他们的客观实力还不够，很多方面还没法和90前抗衡。于是，他们最好的选择就是扬长避短。优势在哪呢，年轻啊，“萌化”就是对这个优势的最大大化。

　　80后VS90后。

　　看起来，80后跟90后很接近，但他们是完全不同的，2013年，80后与90后对骂了一整年，因为他们两个都是自我的年龄层，能量气场味道都很不同。80后要满足的是社会价值观，也就是说，80后要的是面子；而90后只需要满足自己，用不着别人来指指点点。另外，80后跟60后、70后相似的是，他们也追求“钱多事少离家近”，最重要是“给够钱”。相比之下，90后把钱看得更轻。

　　95后。

　　90后两极分化非常严重，1995年以后出生的95后，呈现又不一样的特征。95后很少使用微信，因为他们的父母长辈都在微信朋友圈里，所以要“防爸妈”。他们喜欢用手机QQ，也会打扮自己的QQ空间，从不晒微信朋友圈。他们会选择有条件开放、封闭的社交形式，越来越多的95后“回归”使用微博，因为微博是一种远的关系，远距离围观新闻即可。他们会使用像秘密这样的小圈子私密社交，也会粘在自己兴趣爱好的百度贴吧里，例如漫画二次元主题的贴吧。

　　大咖VS大神。

　　90后通过爱好产生节点，通过有限开放寻找属于自己的社群。90后不再信服大咖，因为在他们眼里，大咖就是董事长、CEO这样的权威，是要被藐视的；但他们跪拜大神，因为大神代表的是能力，包括打游戏通关的能力、写段子的能力、画漫画的能力，等等。大神虐你千百遍，你依然把他当初恋。

　　制造业。

　　社会转型期是一条快速上升的曲线，不适应变化的人，就会被这条线给甩出去。可以看到，郭台铭理解不了90后，于是富士康选择增加的不是人，而是机械手。劳动密集型产业走到头，都是因为90后的年龄共同特征。以目前制造业的盈利水平，是远远无法满足90后所期待的权利，因此这些制造业企业对于90后的管理束手无策。根据4年前的数据，90后人数比80后少了25%，很多以女性为主的制造业都做不下去。

　　更多不适应。

　　奢侈品、房地产、教育产业会很难过，甚至会遭遇断崖式崩溃。比企业更早接触到90后的，是高校里的学生辅导员。面对时代的变化，这些辅导员觉醒得最早。现在，高校的重点已经从就业转向招生了。最终，所有应试教育产业有可能垮掉。

　　顺势者。

　　让90后觉得最为雨水交融的是移动互联网公司。例如，拉勾网前段时间推出的“24小时极速入职”招聘，虽然只是一个小改变，但符合了90后“快、无耐心”的性格特征，引起很大的反响。现在不再是企业挑员工，而是员工挑工作。另外，二次元、漫画、游戏等产业会持续兴旺。90后潮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73.李涵

　　建筑师

　　立体浮想

　　李涵对城市更感兴趣的部分是其荒诞性，而不是如何去建设一个好的城市。这和大多数建筑师的想法不同。

　　2012年底，李涵和做平面设计的妻子胡研一起创立了绘造社工作室，主要是以建筑构图的方式来描绘和讲述城市空间。在他的画笔下，像七九八、三里屯这样的地方不再是一个旅游观光者眼中支离破碎的印象，而是一整片社区。在这个区域中，你能看到人们是如何在咖啡馆、球场，甚至是公寓楼等不同的私人和公共空间里进行休闲娱乐和沟通交流。

　　出生于1978年的李涵从小在王府井的胡同里长大，他先是接受艺术教育，后考入中央美术学院学习环境艺术设计，2003年毕业后，前往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攻读建筑学硕士。归国后，他在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工作了六年。

　　在此期间，他发现，建筑师总会陷入一种城市规划的精英主义情结中，“比如说胡同里有一个特别高的楼，这些可能在专业人士看来是不好的，在我看来恰恰是有趣的地方。这些东西可能在其他的地方没有，很多违章建筑很荒诞，但我不评判它在道德上或者是伦理上到底好不好，我比较喜欢城市里的这些东西，”李涵说。

　　除此之外，建筑师们的文章很难被大众所理解，“我一开始以为是翻译的原因，后来发现，英文我也看不懂。如果大多数人都理解不了，那么，你就是个艺术家。”

　　因此，他开始用三维软件绘图工具描绘这些城市文化。目的是，让这些城市角落和生活被大多数人所理解。他并不是迷恋北京，又或者想要做一个具有深刻思想的东西，“我信任我自己的感受，自己的双眼去观察城市，给你的一个冲击，你的反应和你看到东西的结合起来的联想，这些我觉得是能够让我觉得有趣能打动人的，也是我想表现的。而不是那些理论，”他说。

　　尽管如此，在他的画作中，你仍然能看到一种情绪和城市氛围。三维软件的机械式绘图并不是一种特殊的技能，但对于人物形态的描述，色彩的搭配上，李涵却有他自己的风格。比如，在《小盐餐厅》（The Little Salt Restaurant）中，一个笨重的人型机器人在路上漫步，旁边一位行人正兴高采烈地拍它照片；在《西坝河》中，住宅区的大楼林立，一小群妇女在大楼底下练太极；而在《面店》中，街边小吃店店主正积极地向路过的市民兜售烤肉串。

　　有趣的是，原本在摄影作品中看不到的人们的日常活动，也在李涵的剖面图中展现出来，因此，你甚至能在《团结湖》中看到，有人坐在家中床垫上，与另一个人聊天。这是采运用了建筑绘图中的轴测投影法和反透视图象设备，“轴测图天然具有平面的正交系统和轴向的45度角系统的相互冲突，亦平面亦立体。利用这种特性描绘城市，自然就产生了具有‘现象的透明性’的立体派绘画，”李涵描述道。

　　为了更真实生动地表现这个区域的空间活动，他先是用拍照片、拍视频的方式来记录这个地方和人们的日常生活，再用三维模型设计程序勾勒出建筑物，然后用绘图软件Illustrator一块一块地填色，最后再补充人像。在这些画中，像西坝河、西直门、南锣鼓巷这些北京普通的城市角落显现出它们的乐趣。同济大学出版社的编辑看到李涵的画作后，将其集合出版，名为《一点儿北京》，并在北京三里屯的Page One书店展出。随后，他们受建筑师王辉之邀，参与团结湖地区的城市研究。现在，他们正在绘制大栅栏区域的城市空间和居民生活。

　　绘造社如今的绘画方向分为黑白画、彩色绘画和连环画三类，黑白画是由三维模型绘制而成，看起来更像是建筑用图，而彩色绘画则添加了更生动的生活场景，且选择了不同的呈现角度。所有这些画作中都没有任何的情节，“它是一种氛围，一种没有故事的情绪，就像散文一样，在某一个状态就会打动你，”李涵说。

　　他现在也开始尝试讲述，在新的“艺术家工作室”连环画系列中，他和工作生活在黑桥的艺术家们对话，将他们的工作室绘制出来，并讲述了他们个人的故事。

　　曾经在艺术学院的学习经验，使得李涵在将建筑绘图转化成艺术感的画作上更具有优势，更重要的是，他发现自己不再受到限制。在六年的建筑师生涯中，他认为这个行业最大的问题是，建筑作品从开始到完成，有漫长的周期，并牵扯到政府、开发商、城市规划部门等许多机构。“很多决定因素不在建筑师手上，我觉得没有办法充分发挥我所想的东西，但当我画这些画的时候，它是终端产品，就没有人干涉了。”

　　自34岁离开建筑设计研究院的那一刻开始，李涵就相信这将是他确定无疑的事业，尽管现在，他还需要依靠建筑设计和其他来补贴绘造社的收入。但他希望未来，绘造社将有更多的可能性被开发，比如作为艺术品、商品、文化产品等。事实上，他们早在2011年就开始尝试将这些画印在T恤上，在淘宝和实体店铺售卖。

　　也许这些画作还有一层意义在于，它让李涵成为了一个城市空间和普通人生活的记录者，同时，也提醒设计师们：该以什么样的眼光来看待城市的历史？怀想过去和憧憬未来的同时，城市的当下是否也应受到重视？“很多情况下，城市需要的不是设计，而是表达。城市有自己的生命，有内在的运行逻辑。通过不断孕育出一系列都市奇观，城市展现出强烈的自我表达欲望，”李涵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