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遗传 父子连根

　　——读张攻非纪实文学作品《命运记忆》

　　2005年，陈平原在接受查建英访谈时谈到一个学术上的“隔代遗传”问题，即：“八十年代的我们（指陈平原一代学者），借助于七八十岁的老先生，跳过了五六十年代，直到继承了三十年代的学术传统。”我读张攻非的纪实文学作品《命运记忆》，老想到陈平原所说的这个问题。但与陈平原不同的是，作为20世纪80年代开始活跃于中国新闻出版界的张攻非，他与老一辈文化人的关系，不是隔代遗传，而是直接遗传。

　　《命运记忆》讲述的是张攻非个人的命运，但给我印象最深的却是那一批对他的命运产生了关键影响的老一辈文化人，他们是张知辛、阎宝航、孙起孟、沈粹缜、陈铭德、邓季惺、赵超构、束纫秋……

　　张知辛是张攻非的父亲，1927年参加湖南农民运动，1936年到重庆投身抗日救亡运动，曾先后在阎宝航领导的新生活运动会、邹韬奋领导的生活书店工作，1938年，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进入陈诚担任会长、郭沫若和谷正纲担任副会长的“全国慰劳抗战将士委员会”担任总干事。1946年，张知辛创办《人物杂志》，此杂志被认为是“在中国两种命运决战的历史关头，在新闻出版的阵地上，刺向黑暗的一把匕首”。新中国成立，张知辛奉调北京。1951年起，担任中华职业教育社常务副总干事，兼任中华函授学校校长。“文革”前几年，中华职业教育社总干事孙起孟和常务副总干事张知辛共同谋划，举办了一个长达两百多课时的“语文学习讲座”，主讲人皆由张知辛亲自面请，全是当时闻名遐迩的语文大师，共41人，如叶圣陶、老舍、冰心、赵朴初、吕叔湘、王力、朱德熙、赵树理、张健、楼适夷、陈白尘、周振甫、王瑶、吴组缃、张志公等。“文革”期间，张知辛无端被囚禁，蒙冤去世。

　　《命运记忆》对张知辛先生的记述并不很多，但书中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即“母子连心，父子连根”。这个“根”是什么？我以为，这个“根”首先是“心系百姓”的灵魂之“根”。张攻非的青少年时代，每年大年初一的早上，父亲都要带他沿街步行，向交警和清洁工人拜年，并告诉他，什么时候都不要忘记老百姓。对于这样的行为，如今的年轻人或许很难理解，但这恰恰是中国一代文化人所拥有的美德，只不过如今已经像广陵散一样风流云散。幸好，张攻非曾经直接领受过这种人文遗传，拥有了这种人文基因。在《新民晚报》的复刊座谈会上，张攻非讲了平反高潮时在北京陶然亭公园窝棚里看到的情景和听到的故事，申冤的人个个满腹血泪，但是很多人对冤情却说不清楚完整。张攻非表示自己想当记者，就是想帮老百姓说话。这个不长的发言，显然吻合了赵超构、束纫秋这些老报人的办报思想，他也因此顺利通过了进入报社的三场考试。而这种灵魂之“根”，也就成了他进入报社之后，能够与老一代报人心灵相通的思想前提。

　　除了这个貌似抽象的灵魂之“根”，“父子连根”的“根”，还有第二层含义，那就是张知辛人生道路上的战友们，成为张攻非事业成功的重要根脉。张知辛去世很早，但作为父亲，他以“根”的方式，为张攻非建构了众多“人生脉络”。在张攻非的成长道路上，处处可以看见张知辛“根系”的繁茂深长。

　　孙起孟是该书中出现最多的文化老人。1951年，张知辛从重庆调任北京，在北京前门火车站，正是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兼人事部副部长的孙起孟在站台上迎接张知辛全家。1978年，张攻非根据恢复工作、担任全国政协党组成员、副秘书长的孙起孟的指点，收集了大量证明材料，为父亲的平反做了重要的基础工作。1979年，孙起孟有意整理修改出版十多年前他与张知辛谋划的“语文学习讲座”的讲义，并决定请张攻非担任主编工作。因为张攻非的出色表现，孙起孟建议他从事新闻工作，并向即将复刊的《新民晚报》创始人陈铭德、邓季惺以及社长赵超构推荐。

　　作为中国报业的大师级人物，新民晚报社社长赵超构是张攻非从事新闻工作之后的最高领导，更是张攻非能够在新闻事业有所作为的恩师。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赵超构办报理念对张攻非的直接指导和潜移默化。诸如“为民分忧，与民同乐”的社会理念，“编辑中心制”的管理思想，“短广软”的版面编辑“三字经”，以及“鸡毛蒜皮”的编读沟通方针，均对张攻非的具体新闻实践构成了直接的指导。张攻非还曾经以赵超构的办报思想为指针，写出改革新闻的论文，获全国优秀新闻论文奖。

　　“父子连根”，其实也是直接遗传的一种表达。张攻非不仅遗传了张知辛的人格思想，得到了张知辛人生战友的关照和提携，而且，张攻非人生中可圈可点的两项事业，同样是对张知辛人生事业的继承。当年张知辛创办《人物杂志》，后来张攻非参与《新民晚报》复刊；张知辛所办刊物给旧时代有力打击，张攻非任职的报纸成为新时代著名传媒。当年张知辛主持“语文学习讲座”，后来张攻非主编“语文学习讲座丛书”；当年张知辛担任中华职业教育社副总干事，后来张攻非担任黄炎培创办、邹韬奋任第一任主编的《教育与职业》复刊主编和中华职业教育社理事。父子俩都是在新闻出版和职业教育两个领域做出业绩。

　　我如此阐释“父子连根”，很容易给人宿命论的感觉，似乎前辈的命运会笼罩和锁定后代的命运。其实不然。对此，张攻非有很好的说法，他如此解释命运一词：“命运，我始终拆开来解。命和运，命是注定了的；运是可以自己改变的。”本文中，我之所以更多关注张攻非“命”的一面，是因为我在阅读张攻非这本书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当今知识界、出版界相对忽略的一个文化人群体，他们不是生活在大学或研究机构的知识界名流，也不是以笔为旗的文艺界战士，他们生活在我不那么熟悉的行业，从事着我不那么熟悉的职业，本文中的黄炎培、孙起孟、张知辛都是这样的人物，但他们对现代中国却产生了非同寻常的影响，对旧中国的灭亡和新中国的诞生起到过非同小可的作用。

　　我想望文生义地使用几个词语，即所谓政统、学统和道统。在一个国家，政治层面的执政党会形成自身的政治传统，不妨称之为政统；学术层面的知识分子会形成自身的学术传统，不妨称之为学统；社会文化层面的文化人会形成自身的道德传统，不妨称之道统。显而易见，以孙起孟、张知辛为代表的这个文化人群体既不能代表20世纪中国的政治主流，也不能代表20世纪的学术主流，但作为更接近民众和底层的文化人群体，他们表现出了很高的道德自律，似可代表最基本的道德传统。事实上，虽然张攻非的书以命运命名，但全书始终贯穿道德的自省。比如：“这种环境使我小小的年龄已经种下知爱知恨、知善知恶的种子。”又比如：“道德层面的厌恶和对文化大革命不文化的不理解，驱使我准备离校，出走串连。”还比如：“从与大师们的接触中，我懂了一个道理，学问生于道德；精神出于认真。我们铸就自己，不应该背离道德和认真。”作者这些有意无意的书写，恰恰反映了作者内心深处关于道德的体验和思考。

　　行文至此，回应本文开头，如果说陈平原一批学者幸运地隔代遗传了王瑶一代学者的学术传统，那么，张攻非则幸运地直接遗传了赵超构一代报人的报业传统。王瑶和赵超构都是民国时代成长起来的学者和报人，如此赞扬他们的学术传统和报业传统，是不是就等于赞扬民国时代？回答显然是否定的。一个充满了战乱和腐败的时代，同样可能生长出崇高的人文精神，如同青莲之出淤泥而不染。张攻非的《命运记忆》让我们看到一批中国文化人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所表现出来的人格力量，看到他们曾经为人类理想所作出的超乎寻常的努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似乎理解了本书的命名：命运记忆。作者表面上是在书写命的注定和运的改变，实质上是在命与运的客观呈现中，去辨析和传承那种有益于人生、有益于社会、有益于后代的记忆，这或许才是作者想要破解的命运密码和想要传递的命运记忆。

　　〔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黄伟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