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县:养猪大县为生态“转身”

  蓝蓝的天上,大朵大朵的白云恣意绽放。蓝天下,浏阳河、捞刀河蜿蜒飘逸,榔梨老街古韵悠然,金井镇白鹭翔集,松雅湖畔珍稀植物桃花水母怡然而居……盛夏时节,长沙县呈现给世人的,是一幅幅清凉秀美的乡村画卷。

  令人惊讶的是,这里曾备受环境污染之困。

  “山清水不秀,处处猪粪臭。垃圾靠风刮,污水靠蒸发。是前些年长沙县的真实写照。”长沙县生态文明建设办公室主任张铁云介绍,长沙县一度是全国生猪调出大县,年存栏量最多时达220万头,养猪造成的污染,成为该县环境治理的难点、痛点。

  “不能让猪抢了人的地,更不能站在猪粪堆上数钞票。”养猪大县率先实行生猪退养,划定禁养区、限养区和适度养殖区,大力推广生态立体养殖,改善猪舍周边环境,推行总量控制、达标排放。几年下来,县里的生猪控制到了70多万头,浏阳河、捞刀河等主要河流水质有了显著改善。

  退养后,养猪农户怎么办?部分栏舍经过改造,变身成仓储、加工厂等,实现再利用。安沙镇一位养猪户在政府引导下实行退养,不但获得了政府补贴,还将原来4000多平方米的猪栏舍进行改造出租,每年租金就有60万元。另外,1万多传统养殖户在政府引导下,实现向生态农业的转产。

  探索农村环境整治新模式

  农村环境整治的困惑,更来自于日益骤增的生活垃圾。

  “一粒废电池可以毁掉一亩良田,一个农药瓶能坏一塘清水。”张铁云说,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得农村生活垃圾快速增长,而薄弱的环保意识,更加大了治理难度。

  过去,长沙县花大力气给农户建垃圾池,分发垃圾桶,再通过“户保洁、村收集、镇中转、县处理”的模式进行处理,垃圾问题一定程度上得以缓解。

  但这一模式也有弊端:垃圾收集费、运输费、委托处理费等成本节节攀高;垃圾未分类浪费较多;农村垃圾向城市转移,加重了城市垃圾处理负担。

  长沙县率先成立农村环保合作社,并提出垃圾处理“三三模式”,鼓励农民做到3个“一点子”:可燃烧垃圾“烧一点子”,果皮瓜壳等有机垃圾“埋一点子”,其他旧电池等有毒有害和不可降解垃圾“交一点子”。交的这一点子,由县级财政按每户110元,兜底1200名合作社保洁员基本工资。农户每年再缴纳60元,共同向合作社购买服务。60元也以“上交垃圾”进行抵扣,若有剩余,还可在村里的“环保超市”兑换日常生活用品。

  “全镇2.4万人,配备44个保洁员,一年有两三万元的工资。保洁员都是当地人,又顺带当了垃圾分类宣传员,效果很好。”果园镇浔龙河环保合作社社长彭长兴说。

  通过这一模式,出村垃圾大幅减少,又解决了部分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问题,走出了一条农村生活垃圾处置的低碳环保、循环经济之路。

  “南工北农”成就生态优势

  环境要美,农民更要富。

  长沙县是工业强县,也是乡镇企业发展的排头兵。但分散的乡镇企业,也给环境带来了沉重负担。过去,许多乡镇争先恐后上项目。“引进高污染、高耗能的项目,反而丧失了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得不偿失。”青山铺镇党委书记孟立祥如是说。

  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如何兼顾?

  南工北农,工业高度聚集,生态居于首位,成为工业强县的生态密码。全县300多家重点企业,均进入南部以长沙经开区为龙头的“一区七园”不到2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这1%的土地,产生了90%以上工业产值和财政税收。

  剩余的99%土地,则必须全力以赴保护生态环境。长沙县规定,以农业生态为主的北部乡镇,不考核工业指标,生态环境考核成为重中之重。

  于是,全县14家立窑水泥厂关闭12家,保留2家改造成旋窑水泥厂。产量不减反增,污染减少90%。

  2012年,金井、春华两家最后的制革厂被关闭,金井河逐渐恢复往日清澈。

  2013年,造纸彻底退出长沙县舞台……

  大量乡镇企业被“请”出去,更多生态农业项目被请进来。百里茶廊、百里花卉苗木走廊、薰衣草基地、蓝莓基地等,在各大乡镇次第绽放,不仅成为创收主力,更成为当地一景。

  工业企业集中,传统养殖少了,生态种植多了,水更清、天更蓝。长沙县森林覆盖率达43.46%,空气优良率达90%以上。生态美景也带动了旅游等休闲服务业的发展。生态优势成为长沙县竞争软实力。

  文/秦慧英 谢璐鞠 文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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