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语言：冷热悲喜60年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对各民族优秀文化的真心了解与学习。

　　1997年初夏，张志鹏陪同来华访问的罗马尼亚新闻代表团。一天，罗马尼亚广播电台时政部副主编纳丘先生突然问他：“当初为什么要选择罗马尼亚语作为自己的专业？”

　　张志鹏一愣：“不是我自己选择的，是领导决定的。”

　　作为北京外国语大学欧洲语言文化学院罗马尼亚语专业教授，他说，当年那种缘由，今天的年轻人恐怕难以理解。

　　如今，可能因为迷上电影《天使爱美丽》的某个浪漫细节，或是只因想读懂原版《小王子》中的某一句话，中国的年轻人就会选择学习法语。

　　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欧洲语言文化学院教授丁超看来，对于中欧人文交流而言，“语言的交流是‘大交流’，涵盖很广，而欧洲语言人才的培养，是让交流更主动的关键。”

　　“光荣的开拓者”

　　1953年，武汉大学中文系，易丽君读大一。在图书馆翻书时，偶然发现了波兰诗人密茨凯维奇。这个名字，继“肖邦”、“居里夫人”之后，成为“波兰”在她脑海中的第三个标签。

　　一年后，她通过层层政审，以及“一大套留学考试”，从50名候选人中被选中，成为1954年中国赴东欧的17名留学生之一。

　　这是中国派往东欧的第四批留学生。

　　1949年10月1日起的一周之内，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紧随苏联之后，与新中国建交。

　　1950年，周恩来曾给罗马尼亚总理写信，提出双方互派5名青年学习对方的语言。同年9月，中国政府向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这些兄弟国家各派5人，学习语言、文学、历史，以应外交工作之急需。

　　留学生们一度甚至都不被要求拿到文凭，“学三年，赶紧回来当翻译。”易丽君说。

　　那时，国家急需大批通晓外语、特别是东欧语种的人才。派遣留学生的同时，教育部决定在国内筹备东欧语种的教学。

　　1954年，波兰语和捷克语专业首先建在北京大学俄文系。因时间仓促，招生时甚至未向考生事先说明。

　　新生大会上，系主任曹靖华宣布，北大俄文系接受国家交付的光荣任务，在100名新生中挑选40人，分配到波兰语和捷克语两个专业。“你们将是光荣的开拓者！”

　　与外交同冷热

　　那时，欧洲语言中使用人数较多的英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等已在中国高校开授。

　　在国家扶持下，上世纪60年代初，随着匈牙利语、保加利亚语、阿尔巴尼亚语、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瑞典语等专业的增设，以东欧语种为主体的欧洲非通用语种群形成。

　　“很多国家对此都很重视。”丁超说，“这些国家都不大，民族语言是他们在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军事、宗教的碰撞冲突之中，能够始终保持民族身份的中流砥柱。”

　　1956年罗马尼亚语在北外开设之初，罗马尼亚就给中国赠送书籍刊物，甚至每周都寄来报纸、杂志，外派的专家也很优秀，比如60年代赴华教书的罗马尼亚专家杨·弗拉德，是著名的诗人、作家、文学评论家。

　　当时，中国在东欧国家传播汉语也不遗余力：1952年，中国赴保加利亚教授汉语的第一任教师，是中国著名古文字学家、语言学家朱德熙。

　　“当年欧洲语言在中国的推广，与国家外交有很大关联。”北京外国语大学法语系副主任戴冬梅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60年代，中国进入第二轮外交建交高潮，特别是1964年与法国建交，推动了各大院校法语专业的招生热——仅北外一校，1963年、1964年每年招收人数都有120人，全系总人数高达450人。

　　“我们系到现在本科生加上研究生才400多人。”戴冬梅说。

　　随着中苏交恶，中国和东欧国家关系转冷，继而进入“文革”，到70年代初，“除了招过一两届工农兵学员，很多专业甚至停止招生。”北京外国语大学欧洲语言文化学院院长赵刚说。

　　报春的燕子

　　第一位专任中国驻欧盟使团团长关呈远，就是1964年法语大热时的新生。

　　“在北外学了8年。”他向本刊记者回忆，“文革”中学校停课，1969年全校迁往湖北沙洋，“周恩来总理指示，这些学生还是要留下来，继续学习，以后还会有用。”

　　全体师生上午教学，下午劳动，种菜，养猪养鸡，挑砖，盖房子。

　　一年半后，北外回京，学生回炉。1972年毕业分配，他们中有四分之一从事外交工作，不少人成为高级外交官，“让中国在重返对欧关系发展轨道时，有了人才保障。”关呈远说。

　　就是在沙洋七里湖农场芦苇搭起的毛棚子里，青年教师易丽君有机会翻译“周总理很关心的一本书”。

　　那是波兰戏剧史上的经典之作——密茨凯维奇的《先人祭》，1968年在华沙上演时场场爆满，台上台下同声诵读。“活得不好最好当奴隶，不当奴隶最好当叛徒”，“大把斧头砍沙皇”，这样的台词引来掌声雷动。

　　观剧的苏联驻波兰大使愤而离席，苏联官方下令禁演，波兰华沙大学学生继而发起了保卫《先人祭》演出的示威游行，引发一场政治事件。

　　“周总理纳闷，一本书能引起这么大的社会骚动？”易丽君说，“那时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有风险，而我是无名小卒，不怕。”

　　7年后的1976年，《先人祭》终于出版，并由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演播，名噪一时。

　　时任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何其芳评价说，在那个时代，对于欧洲乃至世界语言、文学在中国的处境而言，“这是一只报春的燕子，是一朵报春花！”

　　1977年，恢复高考，英语教育立即成为急需。据统计，1983年，全国外语专业在校学生6万人，其中英语专业达5万人。

　　从1977年始，德语、罗马尼亚语、波兰语、捷克语、匈牙利语、保加利亚语相继恢复招生。北外的波、捷、匈、保四语专业甚至在1985年到1987年，就实现了全班赴对象国的“交叉办学”。

　　丁超告诉本刊记者，当时公派出国留学很不容易，国家财力尚紧，许多骨干教师尚无出国进修机会，全班出国学习，被视为“破天荒的支持”。

　　小语种不是大熊猫

　　1989年，车琳考入北外法语系。“我们那一代，可能受了都德的影响——法语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语言。”如今已是北外法语系主任的她笑言。

　　这一年，致力于传播法国语言的非营利性组织法语联盟重返中国。

　　这个机构始创于1883年，次年便进入中国。50年代转驻香港办学。1989年，借改革开放、法语渐热之机，法语联盟重回中国内地，以合作办学的方式推广法语。

　　学生时代，车琳曾在北京第一家法语联盟机构上过一年课，“就在故宫东华门”。

　　那时，中国的国际交往渐多，到法语联盟接受培训的人各色各样，有想要留学法国的，有外企白领，还有外派工作者。

　　“对他们而言，中国市场大到什么程度？”戴冬梅说，世界各地的法语联盟，每年都有因经营不下去而关闭的，法国一直在削减对外文化传播预算，而“中国的法语联盟却可以自负盈亏”。

　　“欧洲每个语种的发展，和国家实力有很大关系。”易丽君说。

　　同在1989年，东欧剧变，东欧语言的处境着实困窘。

　　比如，词典出版异常艰难。90年代初，罗马尼亚语教授冯志臣等开始编纂《罗汉词典》，没有出版经费，张志鹏想到向罗马尼亚人开办的公司拉赞助。最终，一本严肃工具书中夹着一张活页广告，而前言里还特别提到这家罗马尼亚公司的电话、地址。

　　90年代，欧洲语种在中国已开设14种。除了历来热门的几个，其他普遍唱衰。甚至有人说：“小语种不要办了，有英文就够了。”这种声音一直持续到2000年前后。

　　“这不只是一个国家的语言能力，更关乎国家安全，包括塑造国家形象。美国、俄罗斯都非常重视这个方面。”赵刚觉得，跟一个国家交往，都没有懂这个国家的人，怎么行？

　　小语种干部得天独厚的优势在于：能够很快地与当地民众结下深厚友谊。“就算一个国家英语普及程度很高，但你跟他说当地语言，会立刻产生亲近感，很容易交朋友，能够很快熟悉当地的情况。”

　　“小语种绝对不是要被‘养起来’的大熊猫。”易丽君说。

　　尊重与重视是相互的

　　2001年，转机出现——教育部下发通知，在全国部分高校设立“国家外语非通用语种本科人才培养基地”。

　　这个时期，中欧关系迅猛升温。1998年，中国与欧盟共同商定建立长期稳定的建设性伙伴关系。2001年，建立全面伙伴关系。2003年，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2004年，欧盟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和出口市场，中国也成为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

　　“外交关系的强化，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企业走出去的需要，欧洲非通用语重新受到重视，英语可以替代一切的偏见也慢慢息声。”赵刚说。

　　欧盟一直推行全面、包容的多语制政策，民族国家坚持推行某一种官方语言，被视作理所当然。

　　目前欧盟有28个成员国，24种官方语言，是世界上官方语言和工作语言最多的国际组织。一个数据是，2006年欧盟的行政开支中，有近10亿欧元用于口笔译及其他相关服务。

　　自2002年始，芬兰语、丹麦语、希腊语等13种欧盟官方语言在中国高校开设，到2009年，马耳他语在北外设立，欧盟官方语言在中国全部开齐。

　　北京外国语大学欧洲语言文化学院，是全世界开设欧洲非通用语最为齐全的院校之一。

　　“这种学科布局可以发挥集群优势。”赵刚告诉本刊记者，中东欧是“一带一路”的重要区域。

　　在文化交流中，尊重与重视是相互的。

　　2007年，荷兰著名的冰岛语学者帕乌拉·费尔梅登逝世，此时北外正好新设立冰岛语专业，其冰岛语藏书近2500册悉数捐赠北外。冰岛政府也捐赠了近1500册藏书。

　　“冰岛人口不过30万。”丁超说，“我和青年教师开玩笑，这些书你们一辈子都读不完。”

　　“欧洲国家非常重视自己的语言、文化推广。”赵刚说，波兰图书协会有外国译者资助项目，“你想翻译什么书都可以申请。”

　　易丽君多年从事波兰文学译介，波兰两任总统曾亲自为她颁奖授勋。

　　国家的扶持，对语言、文化传播尤其重要。

　　2012年，孔子学院总部启动“孔子新汉学计划”，提出中外合作培养博士、来华攻读博士学位、“理解中国”访问学者、青年领袖、国际会议、出版资助6个项目。

　　之前在与欧洲汉学家交流时，孔子学院总部副总干事王永利发现，西方国家纷纷削减教育经费，对汉学的支持力度明显下滑，学科趋于边缘化。“各国政府高层与中国接触增多，急需智囊支持，但传统汉学家大多关注中国传统文化，对当代问题发言有限。”

　　“孔子新汉学计划”由此而生，鼓励海外青年中国研究学人来华访学研修。“要贴近当下，对当代社会产生更积极的影响。”王永利认为，培养未来的汉学家，发现当代中国至关重要。

　　“实际上，我们对欧洲非通用语言坚持不懈，也是出自全球化背景下，相互深度了解的需要。”丁超说。

　　他觉得，如今的外交需要达到双边交流最高级别的反应能力，为此急需高级别翻译人才。

　　在重视文化多元化的欧洲，对民族语言、民族文化的重视深入骨髓。“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对各民族优秀文化的真心了解与学习，有些可能受众不多，但咱们这么大的国家，总要有人来做。”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王斯璇/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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