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的城市与城市化

　　1.汉代城市的发展

　　城和市是不同的概念，城最初是指带有政治、军事色彩的堡垒，市则是依附于城的商业、手工业区域。中国夏朝就出现了城邑，随着城邑经济功能的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城和市的关系已经密不可分，至此，才有了城市的概念。

　　秦朝的郡县制体现在造城上就是首都、郡、县三级的城市体系，秦试图将统一之前的各国都城以及大大小小的城邑纳入到这个城市体系中，但因为国祚短暂，这个城市体系并没有完全建立，加上秦末战争，不少城市毁于一旦，大部分城市也已残破不堪。到汉朝建立后，刘邦于公元前201年下令“天下县、邑城”（天下郡县修筑城邑），拉开了汉朝城市建设大潮的序幕。

　　汉初的这次造城运动是对秦朝城市体系的继承和发展，主要是为政治服务，大部分城市只是国家的政治和军事据点。

　　汉武帝即位后大力开边，屯垦和移民诞生了一批边塞城市，西域五十余国也列入西汉版图。到西汉末年，辽阔的疆域内分布着大大小小1600来个城市。国家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使城市的经济性和文化性也得以增强，不少城市成为所在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加上周边一些小的城邑，就形成了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城市圈，并形成了如关中、关东、燕赵、江南等城市经济区。郡县城市体系建设至此基本完成。东汉初期，光武帝刘秀撤并过400余县，东汉城市因此比西汉少一些，不到1200个。

　　东汉的城市发展和西汉相比有两个较明显的特点，一是边疆一带城市数量减少，幽州、凉州西汉时都有一百多城，东汉时皆不到一百。这可能和两汉交替之际战乱频繁以及东汉初政府无力管控西域有关。另一个特点是南方城市开始发展。南方城市的发展是经济区域变化的一个反映。东汉前经济发展区域主要是淮河以北地区，东汉后期南方出现了新的经济发展区，且人口大增，如鄱阳湖、洞庭湖周边一带及成都平原。南方的荆、扬、益、交四州西汉时只有城市383个，东汉时有387个。但总的来说，整个汉代南方城市数量还是远远少于北方。

　　学界普遍认为，汉代县城以下为乡村社会，即“乡”“亭”“里”“邑”等。这些乡村聚落一些也是有城郭的。汉代乡村聚落难以进行统计，以马王堆3号墓出土的帛书“地形图”来看，这幅图描绘了80来个居民点，反映的是汉文帝初年当地的情况，可以看出当地城市（县城）和农村的比例及分布情况。

　　2.城市规模

　　城市的规模从春秋开始就逐渐扩大，到汉代建设规模更上了一个台阶。如西汉首都长安，经考古发掘，总占地面积约36km2。东汉的洛阳城是在秦时吕不韦城的基础上加以扩建，长约9里，宽约6里，俗称“九六城”，面积12～14km2。

　　除长安和洛阳外，规模较大的城市主要就是汉代封国的国都和商业都市。以临淄（菑)为例，临淄是刘邦长子刘肥封国齐国的国都，同时也是一座繁华的商业城市，战国时已经是我国规模最大、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西汉时的临淄基本沿用了战国时的临淄故城。从考古发掘结果来看，临淄城分为大小二城，两城总面积有15km2左右；邯郸是汉代“五都”之一，面积约14.4km2。

　　内地郡级城市普遍规模较大，面积多在4～10km2，琅邪郡治东武城（今山东诸城），“周冈为城，周三十里”；位于今河北蔚县的代王城是秦、汉代郡郡治，城址平面呈椭圆形，全城周长9265米。可见西汉郡城规模不小。

　　上面提到的这些属于地区中心城市，一些内地县级城市规模则较小，面积小的不到1km2，大的也多为1～2km2；南方地区普通县级城市面积更小，安徽发掘过50多座汉城，其中有23城面积都不到1km2。边远地区的城一般较小，著名城市历史地理学家马正林教授提到过几个例子：林邑国都浦西城（广西黔江沿岸），城“周八里一百步”；福建崇安的城村古城，面积约0.4km2。小城的城区尚未突破城墙的限制。

　　人口方面，西汉的各郡县户数、人口数据主要来自《汉书.地理志》，这是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统计数据，不少人在谈及汉代城市规模时直接引用这些数据说明汉代城市人口之多，如成都“户七万六千二百五十六”，茂陵“户六万一千八十七，口二十七万七千二百七十七”，笔者认为这种算法并不可取，这些数字并不是某地城市内人口数量，如成都的七万六千余户应该是整个成都辖区内的户数，包括成都城和周边乡村。张继海以《史记.货殖列传》和《盐铁论》中提到的二三十个商业都会分析，得出西汉末年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化（城市化）程度在2%～5%（而1800年以前全球城镇人口约占总人口3%）。由于汉代城市类型多样，以此比例计算单个城市人口可能不太准确，但可作为参考。

　　长安作为西汉首都，相关的人口研究比较多，争议也较大。《汉书.地理志》中说长安有八万零八百户，人口二十四万六千多。不少人认为这些数据主要是作为政府征收赋税的参考数据，还有一部分皇族、军队、奴婢、没有市籍的商人以及流动人口，加起来总数估计在30～50万。

　　东汉的人口资料主要见于《后汉书.郡国志》。东汉洛阳城面积约12～14km2，大体估计居民在15～20万，有人计算得比较细致，加上统治阶层、商人、手工业者、奴婢、军队、太学生等，人口在20～25万。

　　至于一些小城，人口则不多，一两千人的都有，如汉武帝在嵩山封禅时，划了山下300户人家设立崇高邑，就是现在登封市的前身。

　　3.城市类型

　　汉代城市大体上可分为分为国都、军事、商贸、资源和陵邑这几个类型。

　　1、国都城市

　　国都是一个国家最高政权机关所在地，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同时经济、文化往往也比较发达，可以说代表了一定时期整个国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最高发展水平。以西汉国都长安和东汉国都洛阳为例，两汉国都城市最大的特点是以宫室为主体，包括宫殿在内的行政建筑占据了城里一半以上的区域，市场众多，且有规模宏大的文化礼仪建筑。

　　西汉长安城在今西安市西北郊，通过汉高祖到汉武帝时代的长期营建才得以完成。长安城全城平面略呈方形，基本上为正南北向，城墙用黄土夯筑而成，总长25.7千米。

　　长安城共十二个城门，城内有八条主要大街。宫殿为城内建筑主体，五大宫殿占据全城面积一半以上。居民区主要集中在雍门和宣平门以北、厨城门以东的一小片区域，北墙外可能还有大面积的贫民居住区。

　　商业活动集中在城市西北角的东、西九市中进行，在这一带发现过大量陶俑和钱范，说明这里极有可能还是一处手工业集中地。礼制建筑位于城西南。

　　西汉末年，王莽篡权，导致长安城内一片混乱，后数十万赤眉军攻入长安，大肆抢掠，还放火烧毁了长安宫室，长安城遭到了严重破坏。

　　东汉洛阳城遗址在今河南洛阳市东15公里，南临洛河，北靠邙山，大体作南北长方形。东汉洛阳城是在西汉洛阳城基础上扩建的，扩建工作大约完成于光武帝建武十四年（公元38年）左右。全城周长约14千米。

　　城内的主要宫殿是南宫和北宫，二宫南北纵列，前后相接分布于城中的南部和北部，这是东汉洛阳宫殿分布与长安城宫殿布局上的重大不同之处。

　　洛阳的一般居民多居于城外。商业活动场所主要是金市、马市、南市三个，金市居于城内，主要服务于上层社会，马市、南市在城外，除此之外还有粟市、西市等小市场。

　　城南是文化礼仪区，有太学、明堂辟雍和灵台等大型建筑。东汉末年，董卓进入洛阳，临走时掳掠了洛阳一带百万人口，一把火烧掉了城内宫室、民居，曹丕称帝后才开始了大规模复建工作。

　　2、军事城市

　　军事城市是出于军事目的而修建的一些聚落，汉代西北及北方边塞城市的军事属性最为明显，多带有瓮城、角楼、马面之类防御设施，为同期内地城市少见。一些边塞城市为两圈城墙，呈回字形，中为子城。

　　西汉初期，面对匈奴的威胁，文帝既采取和亲政策勉强维持和平，也希望通过向边塞增兵防备匈奴，但苦于粮草供应跟不上，且驻军换防不利于掌握匈奴动向，晁错就建议募民实边，由政府组织移民对边区进行开发，“筑城屯垦”，平时在城外开展农业生产，战时进入城内进行防卫。到汉武帝时候，汉军对匈奴展开了大规模反击，夺回了河套以南地区，设置了朔方郡和五原郡；河西、漠北之战后又设置了酒泉、张掖、武威、敦煌、天水郡。汉武帝在下令筑城以巩固胜利成果的同时，又多次向边塞移民，到西汉平帝时，河西四郡已有近三十万人口。

　　晁错在提到建设边塞城市时给出过一些标准，例如土地肥沃与否，水质如何，城市内部怎么规划，住宅、街道、城垣以及医疗、祭祀等生活配套设施是否齐全……尽管这些城市是为军事而生，但规划者还是在努力将其打造为宜居城市，使居民有“长居之心”。管中见豹，也许这正是汉代整个城市网络保持持久生命力的原因（诚然，很多边塞城市最后都已荒废，但主要受战争和自然灾害这类不可抗拒因素影响）。

　　和平时期这些城市则充当了地区工商业和贸易中心角色，《汉书.匈奴传》中说，汉宣帝年间，“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隶属于张掖郡的居延县，该城居民就常去河西诸边城做生意。考古发掘证实这些边城经济发展水平也还是比较高的。

　　以鄂尔多斯杭锦旗的霍洛柴登古城为例，此城虽为边塞城市，但发展并不落后。霍洛柴登古城址平面呈长方形，面积约1.6km2。其年代约在汉武帝至王莽时期，属西河郡辖地，经考古学家李逸友先生等人考证，该古城应该是西河郡的郡治所在。古城中有炼铁、炼铜以及铸钱、铸造兵器的遗址。在柴登河东岸发现过烧制陶器的窑址多处。铸钱遗址发现了百余块钱范(陶母范)，还发掘出了一百余万枚古钱，有三千多公斤。

　　汉以后，由于战乱频繁且政局不稳，很多小的边塞城市逐渐荒废，加上环境恶化，这些城市再也没有被修缮利用，如霍洛柴登古城，考古发掘时已被风沙掩埋，大部为草场和农田。

　　3、商业城市

　　商业城市是指担负一定区域商品流通的中心城市，以番禺（今广州）为例。番禺是汉代南海郡郡治所在，是秦汉时期最大的外贸海港。番禺城属于江南经济区，秦汉时期江南经济区尚处于初期开发阶段，只形成几个小区域中心，番禺即是其中之一。

　　番禺的繁荣得益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这里濒临南海，又有珠江流域的广阔腹地，南下可通越南、马来西亚、印尼甚至印度。

　　海上丝绸之路开通前，民间已有私人进行海外贸易，但影响并是不很大。官营贸易开始后，输出的商品主要是丝绸、黄金、釉陶器和玉器等，一些异域珍品也是通过海路运抵中国。《汉书.地理志》记载，番禹产玳瑁、珍珠、水果，同时又有犀角、象牙从各处运来，物资十分丰富，全国各地的商人都跑去做生意。

　　广州象岗山的南越文王墓曾出土了波斯银盒和原支的非洲象牙，横枝岗的西汉墓出土过3件玻璃碗，玻璃碗据分析是公元前1世纪地中海岸罗马玻璃制造中心的产品。这些物品不一定是通过海路从原产地直接运来，但是至少能说明，早在汉代，番禺已经是我国重要的外贸港口，是一处重要的商品集散地，促进了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

　　海外贸易对广州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三国以后，随着航海技术进步，广州实现了对外直接通商，成为南海航行的始发港，到唐代崛起为世界贸易大港，繁荣至今。

　　4、资源城市

　　资源型城市是以本地区矿产、森林等自然资源开采、加工为主导产业的一类城市。这些城市的发展和当地资源的开发有着密切关系。这里以南阳郡郡治宛城为例。宛城（今河南南阳市）在秦朝时就是南阳郡郡治，刘秀起于南阳，东汉建立后，宛城遂有“帝都”之称。南阳铁矿资源丰富，加上当时此地植被茂密，便于伐木取炭，冶铁业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战国时就已十分发达。

　　两汉时期南阳仍是全国重要的冶铁基地。《史记》中就介绍了当地的冶铁大族孔氏，而杜诗也正是在南阳做太守时发明了冶铁工具水排。今南阳市市区北部瓦房庄有汉代冶铁遗址，据称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冶铁中心。该遗址总面积12万平方米，遗址内散布着大量耐火砖、烧结铁块等冶铁遗物。1959年考古工作者曾在这里进行发掘，出土有大量冶铁遗迹以及一些锻制铁器和范铸铁器。

　　两汉时期南阳地区有五条陆上交通干道，水路也很发达，适宜发展商业。西汉宣帝时，召信臣担任南阳太守，当时此地好商贾，他开始大力禁奢靡，力劝农桑。刘秀起事前也在宛城贩过粮食。上世纪60年代以来，汉宛城遗址一带发现多处铸钱遗址，出土了不少汉代钱范，这些事例说明宛城在汉朝时既是一座资源型城市，同时在本地区的商业活动中也有一定地位。

　　5、陵邑城市

　　陵邑是西汉特有的一种城市形式，是统治者为满足修筑、保护陵寝以及祭祀需要而设置，是帝陵的重要组成部分。汉朝建立后，刘邦开始迁徙关东豪强大户至长安西北，并设立陵邑，此举既为解决财政困难，也是巩固政权的手段。西汉中期继续设置陵邑则是为打击新兴豪强，以维护中央集权政治体制。豪强富户被迁至陵邑，土地、房屋等不动产则收归国有，同时这些富户在长安周边的陵邑集中，在长安附近形成了一个独具特色的城市群落，可看作是长安的卫星城，对首都经济区的繁荣起到了很大作用。其中汉高祖刘邦的长陵、汉惠帝刘盈的安陵、汉景帝刘启的阳陵、汉武帝刘彻的茂陵和汉昭帝刘弗陵的平陵所设置的陵邑均在咸阳原上，后世称为“五陵原”。

　　陵邑代表阳陵邑和茂陵邑。阳陵是汉景帝的陵墓，阳陵邑位于阳陵东北，原是秦代的一个县城，公元前152年在此基础上修建了阳陵邑，在历史上存在了数百年。从2002年对遗址的发掘结果来看，阳陵邑总面积4.5km2，已探明的东西、南北向街道将阳陵邑分割成百余个棋盘式的里坊。城里有密集的汉代建筑遗址、官署区、居民区和制陶作坊区，有铸造钱币的遗址。

　　汉武帝即位后，于公元前139年置茂陵邑。经过几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和繁衍，到西汉末年人口达到了二十七万余人。茂陵邑位于茂陵东北，平面呈曲尺形，面积有5.33km2，城周没有城墙，而是代之以一条沟渠，可能是出于茂陵整体景观考虑。由于茂陵邑聚集了不少豪门大户，这里逐渐也成为了一处经济、文化中心，司马相如、司马迁、董仲舒、孔安国等文化名人都在这里居住过。东汉时期，右扶风下有茂陵县。茂陵邑具体撤并时间不详，至迟在西晋时已无茂陵邑的设置。

　　西汉元帝之前的皇帝都设置了陵邑。西汉后期，豪门大户势力发展壮大起来，元帝考虑到强制迁移容易引起动荡，加上各方势力聚集不利于治理，下令不再设置陵县。陵邑和其他县城在管理上有一个不同之处—它是由中央直接管理，不受郡管辖。

　　除上面提到的几种城市类型，汉代还有奉郊县，是专为郊祀、封禅而置，如泰山郡的奉高邑就是汉代皇帝为举行封禅大典而置的县邑，具有特殊职能。这类城市主要包括奉高邑、崇高邑、云阳、祭祀女娲的汾阴等城邑。还有一类是为列侯、皇太后、皇后、公主的食邑而置。这类食邑以户口为标准，大小不一，且一般只存在一段时间。大部分侯国和食邑本不是城市，因分封才升格为县，如泠道县的舂陵乡，因汉长沙定王之子封此地，于是从泠道县里分出来设置为县。道则是少数民族地区的城邑。

　　4.城市管理

　　1、商业管理

　　城市的繁荣离不开引导和管理，汉代有许多举措以确保城市正常运行，包括经济、治安、公共管理等方面。汉代县城以上的城区中都设立了“市”，这是汉代城市经济功能增强的最直接体现。汉代的市场多设在城区北部，大的城市城外也有市。市周围有墙环绕，定时开闭，市里有“市令”“市长”对商业活动进行管理。尤其是一些大市场，由于商业地位重要，是由中央直接管理的。例如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这五大商业城市的市场，除了普通管理人员，王莽时期又设五均司市师进行管理，除了稳定物价外，还可对居民进行赊、贷。

　　2、治安管理

　　户籍制度既是征收赋税的依据，也是维护社会治安的有效手段。汉朝为了控制住百姓，对户籍制度非常重视，有专门的机构户曹进行管理，还依据不同身份地位和等级划分了不同的户籍，如弟子籍、宗室籍、市籍。汉代每年八月份会进行一次“案比”，即户口登记核查。核查时，被核查人要接受户籍官员面对面的案验，该官吏要亲自审阅每个人的年龄、相貌、身高、肤色，看是否与户籍上登记的相符合。对于那些流动人口，汉政府规定，不论吏民，外出须有凭证，凭证包括“符”“传”“过所”，上面记录着个人信息及出行情况，便于守关卒吏查验。官吏获取出行凭证较平民容易。而本城内居民即使不出远门，也不能随心所欲游荡，因为有禁夜和夜巡制度，夜晚城门会关闭，有专人进行巡查。李广就曾夜行至霸陵，被霸陵尉拦下，最后不得不在亭下过了一夜。

　　汉武帝以后，长安治安趋于恶化，斗殴、抢劫、杀人等情况时有发生，负责治安管理的京兆尹有很多上任不久就被罢免，但宣帝时京兆尹赵广汉、成帝时长安令尹赏却做出了成绩。他们都非常注意发动利用基层社会力量，在辖区内广布眼线，情报获取及时。例如有一次，几个恶少年在一间偏僻的房里商议如何抢劫，步骤还没讨论清楚，赵广汉派出的人已经到达现场，将他们全部抓获。

　　为防止酒后聚众斗殴，汉代规定三人以上不得无故群聚饮酒，否则罚金四两（实际上，由于汉代饮酒风气的盛行，这个禁令长期只是作为具文，几乎无人遵守，甚至连都尉、游徼这些治安官吏也跟人喝酒，但是出于“正人心，厚风俗”的需要，酒禁令相沿不废）。除此之外，汉代还有什伍连坐制度、禁止百姓藏匿逃犯的“舍匿法”、为禁止资助罪犯而设立的“通行饮食罪”、任用酷吏打击城市内偷盗抢劫等不法分子。

　　汉代城市基层的管理中，民间自治占到了很大比重。汉代城市中的基本居住单位是里，里有墙有门，自成一个半封闭系统。里中的居民生活联系密切，里正管理户籍、摊派赋役等行政工作，父老则以自身影响力教化民众、维护社会治安，一些退休官员在城市管理上也有着一定影响力，民间的这种自治和政府层面上的管理相辅相成，构成了汉代城市的基本管理方式。

　　3、公共事务管理

　　汉代的大城市人口众多，日常用水也是一个大问题。汉代长安居民多开凿水井解决用水问题，政府还采取了人工开渠引水入城的方法。汉武帝时开凿的昆明池，“地三百三十二顷”，合今约15km2，开凿的目的有说是为训练水军以征伐昆明夷和南越，实际上在水利上影响更大。昆明池从沣河上游的洨河里引水，在长安城西南的高地汇成一个巨大的湖泊，同时通过引水渡槽“飞渠”向长安城进行供水，用于城市建设、园林绿化，加上石碣、泄水渠、堨水陂等基础设施，昆明池及其周边形成了一个复杂的大型综合性水利工程。

　　同时由于昆明池及其水源属于汉皇家园林上林苑的一部分，水质得到了保证，对长安城居民的用水安全也有重要意义。池区建成后即成为了一处风景名胜，汉武帝之后又成了一处渔业生产基地，出产的鱼除了供皇家食用，还卖到长安市场，市场鱼价因此下跌，普通居民也得到了实惠。昆明池存在了约950年，直到唐末才逐渐干涸，对长安及其周边地区的发展、繁荣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古人对自然的改造、设计和利用思路至今仍值得我们学习。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汉代的城市排水工程。

　　2000年时，国家文物局对广州的一处汉代木结构遗址进行了考察，认为这是汉代番禺城南城墙的下水道出水口。2005年年底，在重庆江北城一处两汉交界时期的遗址发现了几个“丁”字形的土坑，后经证实是汉代“渗井”。渗井的功能就是避免污水直接排入江里，污水通过最上层的镂空石板滤去较大的渣滓后渗入下层的砂石，再通过砂石的过滤，得到进一步净化，然后才排入嘉陵江。

　　近几年发现的汉长安城排水涵洞，内径约1.4米，下部呈方形，高约1.6米，应该是属于汉代城市排水系统中的主干管道。这些管道用砖是特别烧制的，上宽下窄，中间采用类似榫卯的结构紧密嵌合，设计十分精良。2012年在秦阿房宫遗址附近发现的汉代排水管道尺寸则稍小，灰白色的排水管道为陶制，每节排水管道长约60厘米，管道一头粗一头细，直径为三十到四十厘米。这些管道大头套小头，最终节节相扣形成了长达20米的地下排水管道，接缝处用泥封住，不会漏水。陶管质量也非常好，只有个别有碎裂痕迹。这些考古发掘说明，在汉代，不止首都，一些普通城市也有了地下排水系统，南北方城市都有，可见汉代的城市规划理念还是比较先进的，而且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很好的执行。当然，汉代的城市规划理念也并非完美无缺，在地下水保护上就出现了大的问题。长安城居民的生活污水有一部分通过这些地下排水管网排放到了城墙外的壕沟（汉长安城城壕深3米，宽40～50米），还有一部分生活废水通过土渠、渗井等进行排放。地下水的自净和地表河流的自净不同，这一带浅层地下水因为地形原因，更新极其缓慢，加上生活垃圾和人畜排泄物通过挖坑掩埋方式处理，也污染了土壤和地下水，到隋朝时地下水已经“水皆咸卤，不堪宜人”了。今天我们在地下水的利用上尤其要吸取这个教训。

　　除了上述提到的这些，汉代在城市公共卫生上也有了一定的发展，如对城内道路进行洒扫、设立公共厕所，有专人对粪便进行管理，还有了初步的城市绿化，如在道路、民宅旁植树，不得随意砍伐。这些管理机制虽不够完善，但对促进汉代城市繁荣还是起到了一定作用，其中的一些经验也依然值得我们借鉴。

　　5.汉代城市影响

　　汉代城市经过数百年的发展，相比秦朝，城市数量几乎翻了一番，形成了完善的首都、郡、县三级政治城市体系，而且这个体系被普及、推广到了边疆地区，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政府依靠着这个体系对全国实行了有效统治，中国辽阔的版图得以初现雏形。与此同时，汉代的城市突破了作为统治工具的限制，商业属性不断增强，并在此基础上派生出相应连带的其他功能，日趋演化为复杂的综合体。汉以后，这个城市体系得到了后世王朝的继承和发展，当年设置的很多城市经历上千年岁月洗礼依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并且在地区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占据着重要地位。这其中至少有两点值得我们重视。

　　首先，汉代的城市在规划建设之初非常注重地理环境，大城市自不必说，连一些小的城邑也异常讲究。前文提到的晁错对边塞城市规划标准的规定即是一例。

　　同时，因为选址的合理性，汉代所设置的一些城市在政治基础上又派生出了相应连带的其他功能，如酒泉郡郡治禄福县，该县虽是军事城市，但和平时期却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发展商贸，朝代更迭时禄福县屡遭战火但并未衰落，在丝绸之路上发挥着巨大作用，新中国建国后又成为了我国重要的卫星发射中心，这就是今天的酒泉市；豫章郡郡治南昌，即今江西南昌市，该城始建于汉高祖刘邦时期，为一军事要塞。由于西临赣江，靠着便利的交通在东汉年间繁荣起来，唐朝时制瓷、漆器、金银首饰加工得到发展，宋时这里为全国五大造船基地之一，明时为朱元璋之子宁王朱权的藩地所在，新中国成立后被定为江西省省会，成为中国重要的交通枢纽和现代制造业基地。

　　其次，汉代解决“城市病”的理念非常先进。和当代相比，汉代的城市发展程度还比较低，因此大部分城市不会有当代大城市常见的一些“城市病”，不过一些大城市如长安却或多或少面临着一些人口压力等问题。除了前文提到的用水需求量大外，普通居民住房也相当紧张。天水郡太守楼护，被免官后住在长安，家里非常狭小，大将军王商前去拜访，被旁人劝阻，说是将军身份尊贵，不可入闾巷。一个前地方大员都住在这样的地方，普通百姓的居住条件可想而知。

　　对于长安人口数量庞大这一问题，汉朝政府并没有盲目扩大城市建设规模以缓解压力，倒是一些其他方面的措施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举三个例子：

　　一、建立长安的“卫星城”。“卫星城”主要是指前面提到的陵邑。这些陵邑多在长安周边50km的范围内，构成了一个城市圈。汉陵邑的设置除了聚敛财富、控制豪强和拱卫京城外，对长安城人口膨胀问题也起到了一定缓解作用。汉武帝置茂陵邑时，曾迁过长安城一部分居民至此处，这种强制性手段效果立竿见影，但一些软性手段则更值得称道。

　　迁徙至陵邑的人大部分都是富户，这些人在故地时本就会做生意，迁来后由于靠近都城，商业位置优越，这些人充分发挥了其经商才能，很快就东山再起，将陵邑区建设成了全国性的经济贸易中心，周围一些种庄稼的人也纷纷跑来学做生意。

　　由于社会财富高度集中，陵邑区日渐繁华，富豪、官员们开始搬迁到陵邑，带动了这一地区社会风气的转变。奢靡之风对地区的消费有着很大的刺激作用，同时也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因此有不少人来到陵邑区谋生，而之前，繁华的长安城才是他们的目的地。

　　陵邑的繁华也吸引了一些学者及文艺人士，除了前文提到的茂陵邑的司马迁等人，平陵邑还有学者朱云、张山拊、郑宽中等人；安陵邑聚集了大批倡优乐人；那个传说中给王昭君画像多点了一颗痣的画家毛延寿则是杜陵邑人。这些人居住在陵邑区，既促进了陵邑城市的文化建设，也吸引了大批学生、徒弟，最终将陵邑建设成为了全国文化中心。

　　通过发展经济，这些“卫星城”以其繁荣富庶实现了对人才的吸引，分担了长安的经济、文化职能，避免了过多人员聚集在长安。

　　二、控制非必要性流动人口。除了上述经济、文化行业的流动人口，全国各地到长安进贡的地方人员无形中也会增加城市人口压力，对长安交通运输也造成负面影响。汉武帝年间，桑弘羊建议行均输法，其一是由政府依据各地的物价差异，组织调度，将原本要运往长安的品质一般的贡物运至邻近高价地区卖掉，所得钱财送往长安即可。大部分关于均输法的介绍都是突出其经济意义，而从城市管理方面来说，均输法也有值得借鉴之处—大量运输人员不必再长途跋涉至长安，长安城内也不需要再腾出地方乃至新设办事处进行接待。

　　三、机构外设。汉代的一些机构并不是设在首都，如西汉的京师仓，该仓是为首都长安贮存、转运粮食的大型国家粮仓，仓城位于长安以东100多公里外的华阴县，该地是粮食运输进入关中的重要中转站，建于汉武帝时期；汉代钟官铸钱遗址曾是汉代的“国家铸币工厂”，位于今户县兆伦村，距汉长安城约30公里，著名的“三官五铢钱”就是由这里铸造。王莽执政时期，政府曾把私自铸钱的犯人及其家属一共十来万人送到钟官城接受劳动改造。一下要能消化掉这么多劳动力，可以想见钟官城规模必然不小，如果设在长安，长安人口不知又要增加多少。

　　6.结语

　　两汉四百多年时间里兴起了一批城市，也有一些城市日后逐渐衰落，但这个城市网络整体却得以延续下来，体现了汉文明持久的生命力。这两年做《天下》杂志，我们行走全国各地，深入研究了多个选题。就城市发展这一块，我们看到，近现代兴起的一些资源型城市，随着资源日渐枯竭，城市也走向衰落（可参看2014年第一期《城市之癌》《资源型城市命运将向何方？》等文）。这种单一的发展模式带来的只是短暂繁荣。而汉代的河西四郡，尽管是出于军事目的而设置，但依靠着特殊地理位置很快在对外贸易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历经两千年却依旧生机勃勃，比如我们去过的酒泉，现在发展得就很好。这个现象提醒我们，如今在做城市规划时，目光更要长远，至少要给城市日后转型提供可能性。汉代的城市建设经验还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

　　至于我们走过的一些大城市，因为发展过快，在物资、能源供给方面压力很大，国家也上马了南水北调、西气东输等工程来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在2011年第一期的杂志中就曾对“摊大饼”式盲目发展大中城市的情况进行过批评，提出“挪物不如挪人”的观点，同时建议“严格控制大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以科学的产业政策引导城市合理健康发展。如今看汉代城市的资料时，我们发现，古人的智慧已足以解决我们遇到的一些问题，例如长安周边设置诸陵邑，我们当初提出的建议和古人的建城理念不谋而合。

　　研究汉代在城市建设方面的规划、管理思路，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对指导我国构建新型城市社会有着重要意义。

　　文/秦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