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人到联合国人

　　赵毅的档案还在中国卫计委，他以后也会从中国卫计委退休，对他来说，那里始终是他的娘家。

　　从中国国内到联合国工作的人，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把角色转变过来，尤其是一些在国内担任过领导职务的人。

　　赵毅还记得，他担任原中国卫生部国际司国际组织处处长时，在国际会议中，“我前面放的牌子就是中国，我代表的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说的话就是中国的声音”，那时候他觉得自己很受尊重。

　　到联合国任职后，他发现别人对自己的态度有了很大变化，“因为你不再代表中国了，你就是一个工作人员。”

　　在原中国卫生部，赵毅一度管17个组织，到了世卫组织后，他只需要负责非常具体的国际卫生条例的建设，“相当于原来看一片林子，现在一下子扎到一棵树的树根。”

　　尽管为联合国工作意味着在国家间要保持中立，但是，这些中国职员身上，除了被日益浸染的联合国人特质外，还有始终抹不去的中国烙印。

　　“铁饭碗”和“合同工”

　　“中国专家专业上没有问题，但语言上与国际接轨存在一些问题。”赵毅说。

　　联合国的工作语言是英语和法语，因此，即便像赵毅这样外语底子深厚的中国人，在表达的“艺术”上，和其他国家人员比还是有较大差距。

　　在美国读过硕士、在原卫生部国际司工作了十年的赵毅自视“英语还可以”，但2009年来到世卫组织后才发现，工作中很多的细微问题，需要“意会”。这种“意会”，“要是跟不上，不主动接茬，就过去了”。

　　除了语言外，联合国的工作方式和国内比，也有明显差异。

　　以前赵毅在国内参加会议时，“该谁发言，总有机会准备”，但现在很多电话会议的情形是“好了，没有意见”，就结束了。

　　在世卫组织，司长起草一个文件，所有人都可以提意见，“改得到处都是”。开始的时候，赵毅并不适应——这与国内的情形太不一样了。

　　但是，这些国际机构的工作汇报程序也很多，加之不同国家的人要庆祝节日、要休假，所以，难免出现轮流放假没人管事的情况。

　　曾经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京代表处工作的刘颖（化名）经常要跟中国的一些政府部门沟通。她发现，有时候中国政府做的比联合国机构还快。

　　在联合国，也有“铁饭碗”和“合同工”。前者有权利申请联合国护照，是联合国的正式在编人员。后者则是劳务合同，随着项目走，一般一年一签。

　　刘颖辞掉这个“铁饭碗”时，曾经在国际组织驻华系统职员的圈子里引起不小的惊呼，毕竟全世界的公务员都一样追求稳定。

　　影响最大的是思维

　　联合国的工作经历，显然对这些中国籍雇员的思维有很大影响。

　　从教育部借调到教科文组织总部之前，余小华对非洲的印象基本就是“落后”，但后来接触多了便发现非洲也大有不同。比如，非洲受不同的殖民文化影响，有法语区、有英语区。之前，她认为殖民者对非洲主要是物质侵略、掠夺。但后来她发现，殖民者对非洲影响最大的还是思维。

　　“法语非洲的国家精英都是法国人培养出来的，他们都是在法国接受的高等教育。”余小华说。

　　在不少中国人的想象中，非洲人对殖民者“应该是恨的”，但后来她发现并非如此，“当然，老派的非洲精英会告诉我造成这种现状的其实是殖民者，但是他们却不会对欧洲人说这些。”

　　在这个极为多元的平台上工作，需要极好的“平衡术”，因为工作中随时可能会触及国家利益。过去三年，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处先后迎来了20多个国家的90多位实习生。

　　在教科文组织非洲处，余小华发现，一些会议免不了涉及非洲的不稳定国家，甚至一个国家会有两个声称自己才是主权代表的组织，像这样的国家一般“就不要安排在一起”，或者“不邀请有争议的人到会场”。

　　去不掉的标签

　　每一天结束了工作，赵毅会回到在当地的住处与家人相聚。世卫组织不负责他们在当地的生活问题，当地的中国人自发形成了一个“瓦帮”——在日内瓦互相帮助的意思。

　　有人从中国来，“瓦帮”会有成员去机场接机，并为其安排临时住宿。“瓦帮”成员们会有一些固定的联谊，比如烧烤、年终聚餐等活动。日内瓦很安静，有了“瓦帮”，至少可以缓解寂寞。

　　赵毅的孩子也来到日内瓦读书，“瓦帮”为他提供了不少帮助。从这里他知道了哪个学校好，甚至哪个班主任好，并和当地的中文学校建立联系。赵毅坚持要孩子学习中文，他认为“不能忘本”。

　　赵毅说，自己身上“不可能没有中国的标签”。事实上，其他国家的人，也会主动给他贴上中国的标签。

　　世卫组织所有职员入职时都要宣誓中立。比如说，食品安全部门在讨论三聚氰氨问题时，应从公正角度讲具体的技术问题该怎么解决，在全球（包括中国）采取什么措施。但总是有人问他：你觉得我提这样一个建议，中国政府会接受吗？

　　如今，赵毅的档案还在中国卫计委，他以后也会从那里退休，“卫计委始终是我们的娘家。”

　　当他以世卫组织官员的身份对接中国卫计委官员的时候，这种感觉尤为突出。因为彼此间很熟悉，中国卫计委的官员来世卫组织开会时都会找他，他自己也会觉得很亲切。“在此基础上，一些问题的沟通也就更顺畅了。”

　　不过，在联合国工作时间长了，“联合国人”的身份还是会对他们造成潜移默化的影响。

　　刘颖说，她会不自觉地表现出“联合国人”的一些特质：比如，“北京”可能会被表达为“你们北京”。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赵毅、余小华使用化名）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齐岳峰/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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