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哄抢背后……

　　一段时间以来，大江南北，哄抢频繁上演。在陕西勉县的一条国道上，近百人低头弯腰捡“金子”时间长达约八小时，而所谓的“金子”，不过是开矿企业拉的硫矿粉；在河南，一辆大货车倾翻，车上的二十吨苹果遭当地村民哄抢，只剩下两吨；在山东，一辆禽类运输车倾翻，车上数万只散落在路上的小鸡被哄抢；在河北高阳县斗洼村，一个三百多亩的梨园里刚成熟的梨子，最近几天也遭到村民的哄抢，梨园主人损失十多万斤，共计二十多万元。

　　淳朴的农民也靠不住了？

　　在中国，农民一直被看作是淳朴、善良的代名词，不论是迷路的驴友还是抛锚的司机，如果能在荒芜人烟的地段遇到一个农民，都会感到非常庆幸。过去，出门在外的人遇到什么困难也会想到就近找人帮忙。今天，一切似乎都变了，农民兄弟似乎不那么靠得住了。

　　事实上，老百姓哄抢物资的事情每年都在发生。中国式哄抢几乎无处不在，不断刷新着人们固有的认识。难道说，中国的农民已经变了？乡土社会的淳朴已经不复存在了？2012年，笔者下乡调研，曾在鄂东一个农民家吃住了几天，相处得非常愉快。一次闲聊中，这家的女主人说前几天附近有辆装洗衣粉的车翻了，很多人去抢，自家也得了一蛇皮袋子洗衣粉。

　　你能说她贪婪极恶吗？能说她还保持着中国农民的淳善吗？遇到车祸翻车，他们想到的不是帮忙救援而是哄抢。这实际上是一个复杂而矛盾的存在。并且这种矛盾的存在还不仅仅局限于哄抢。眼下，很多地方在老人死后，公然隐瞒死讯，继续以老人的名义领取老年人津贴、粮食补贴。在一些村镇，家家户户都这么做，没人觉得有什么不道德，也不认为自己是在违法。

　　“抢”已经没有底线和逻辑

　　如今，抢是国人的生存方式--春运时抢火车票；也是国人的娱乐方式--春节时抢红包。

　　著名主持人白岩松曾问及，国人过去较穷，资源不够分配，“但现时咱的日子没那么难过了，没那么穷了，为什么依然抢？”上海大学社会学教授顾骏分析说：“抢习惯了”，过去三十年改革开放每个人都在抢，害怕落后于人，最后“样样都抢”。

　　怎样算是“抢的时代”？先要满足三个条件：普遍性的；最不必抢的也在抢；最斯文的人，也不顾抢相难看。在今年高考成绩公布之前，一场抢生源的战争已经在网络上爆发，这次交战双方还是被誉为国内最高学府的清华和北大，甚至有网友用“斯文扫地”来形容这次大战。北大清华这次“抢生源”，完全满足上述三个条件。

　　固然，高校不是生活在真空里，但从某种意义上说，高校仍然是与“时代病”保持最审慎距离的一个群体。当中国高校中拥有最多资源的北大清华也在抢，当中国文明理想最高寄托的北大清华也要通过肢体冲突来抢，证明“抢”已经没有了底线和逻辑，成为弥漫性的社会习惯。

　　“抢”在中国是有传统的。过去由于资源有限，抢的是各种票证，后来又演化成了各种指标。到了现在，“抢”的形式更为丰富和琐碎。

　　重感冒去医院看医生，挂号后坐着等护士叫号，可环境让你没法儿淡定地坐着等，因为前面一堆人都站着。总有一堆还没有到号的人围着医生，也不知道有什么好看的，让医生根本无法安心看病。更重要的是，这种围观打乱了医院里的秩序，后面按规则坐着等号的人，会非常焦虑，担心围着医生的那些人会插队，于是只好也都起身围过去，现场就更乱了。

　　比如，乘飞机登机有什么好抢呢？人都上完了飞机才会关舱门起飞，又不会谁先上谁先走，可都在抢着登机，完全置检票员“后排乘客先登机”的提醒不顾。还有，下飞机有什么好抢的？过道那么窄，立刻起身拿行李抢着下，秩序立马乱了，其实38排的也没法排到32排先下机，还是得按顺序一个个地下，但飞机一落，机舱内立刻乱成一锅粥。上火车也是如此，其实，提前半小时左右检票，时间充裕得很，对号入座，有什么好抢的？可很少有车站检票进口不混乱的，人人如逃荒一般抢着挤进，仿佛迟一点就赶不上火车了。

　　甚至有人在微博上吐槽，连去幼儿园接孩子都要抢。到放学时间，幼儿园前人山人海，抢站在前面第一排，这又有什么好抢的呢？自家的孩子别人又抢不走。

　　“群氓心态”的“庸常之恶”

　　在已故的美国作家阿伦特、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的笔下，现实社会中有一群这样的人--群氓，他们并没有犯什么伤天害理的罪行，为的只是图自己的小便宜，或是盲目从众，但最终的结果却是导致了整个社会群体的混乱和更大的丑恶，对整个社会造成极大的损害，并且这种损害还找不到为它负责的人。由于这种人不是大奸大恶，阿伦特因此也称之为“庸常的恶”。

　　从现象上看，抢是一种无序的行为，无序的根源是群体成员搁置规则和不遵守规则。所以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呈现的是有等级、有礼仪，但是不遵守规则。即使规则制定者本人，也不想把规则运用在自己身上。

　　所以，中国人都崇拜特权（豁免权），有特权就可以绕过规则，或者说规则对他们根本不起作用。普通百姓恨的不是特权，恨的是自己没有特权。这也不奇怪，既然规则的制定者自己都不愿意遵守，那我凭什么要遵守？

　　形成“抢时代”的更深层的原因，是规则总在变。没有人知道规则什么时候会变，也没有人担保规则永远不会变。当学生的，谁能知道十年后高考制度如何改革？正在工作的，不知道十年后要多少岁才能退休？没有房子的，猜不准十年后的房价；有房子的，不知道产权七十年后地价要补多少。有车子的人，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突然限行；没有车子的人，担心城市随时可能突然限购。活着的人，害怕退休金赶不上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死了的人，顾不上墓地产权到期后接下来会怎样。

　　人对不确定的东西，容易产生恐惧；无数的人不约而同地恐惧，就容易产生恐慌，从而破坏规则，彰显出我们这个社会的脆弱。这恐怕还不单单是吼一嗓子、打一巴掌、说说狠话就能解决的问题。从青少年开始，培育和健全公民的法治意识，锻炼全民的守法自觉，才能让群氓心态失去市场，才能让中国乡土社会乃至广大底层百姓远离“庸常的恶”。

　　【原载2015年9月7日《大家文摘报·话题》】

　　佚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