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进国退三十年
- 来源:英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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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09-06-16 13:27
看眼前是人的海洋和交通的堵塞,
我左看右看前看后看还是看不过来,
这个这个那个那个越看越奇怪。
噢……噢……
不是我不明白，
这世界变化快。”
摇滚歌手崔健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创作的一曲《不是我不明白》，唱出了现代中国人对社会飞速变化的困惑。而歌词中对社会变化的描述，正是中国经济日新月异发展的写照。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的社会地位与受重视程度始终有着微妙的变化。先是民营经济成为有益的必要补充，之后，全球金融风暴肆虐让国有企业中流砥柱的作用彰显于世界。与之前的民营经济疯狂发展、大肆抢夺国企地盘相反，如同建国之初支撑整个中国经济一样，21世纪的中国国有企业再次担起了历史重任。
追溯历史，改革开放20年后，国企几经改革、试验，取得一定成就。但要让生产力再上层楼，却始终力有不逮。而之后的10年，汹涌的经济大势开始演变成今天备受民营企业家“埋怨”的“国进民退”大潮。
国进？国退？民进？民退？围绕竞争与发展的这一串串问号，其实是中国经济发展态势的风向标。
1978-1987年 “戴铐”起舞
“请给我们松绑！这成为当年最具轰动效应的企业新闻事件。”
“时间和数字是冷酷无情的，像两条鞭子，悬在我们的背上……”1979年7月的《人民文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作家蒋子龙的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文章一开头，就用如此峭拔的语言突兀出改革者咄咄逼人、刻不容缓的强硬形象。“乔厂长”这样一个虚构人物，正好迎合了当时刚刚开始的中国国企改革的需要。
1979年5月，国务院开始在北京首钢、天津自行车厂、上海柴油机厂等8家大型国企进行了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验；1979年7月，国务院先后颁布了《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自主权的若干规定》等5个文件，开始推动国企在经营权层面的改革；而到了当年年底，全国试点企业便达到了4200多家，已成燎原之势。
这一个阶断的国企改革，是在计划经济体制内部放权让利的改革，重点是调整政府与国有企业之间的生产管理权限和利益分配关系。它的目的主要是想使国企成为自负盈亏、自主经营、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四自”经济实体。此之前，政府对国企实行的是计划统一下达、资金统贷统还、物资统一调配、产品统收统销、就业统包统揽的大包大揽的管理政策，企业盈亏都由国家负责，企业没有经营自主权。而在这种僵化体制让一线经营者——厂长们难以动弹，这才有了1984年3月24日福建省55位厂长经理联名在报纸上呼吁：请给我们松绑！这成为当年最具轰动效应的企业新闻事件。
而这一阶段国企改革的成果也较为显著，主要是因为：首先，它具有普惠性质，使各利益主体在改革中都能获得程度不同的利益，从而调动起各方面的积极性；其次，这种改革是在不改变原有产权框架内进行的，只在政府和国企之间进行利益调整，并不涉及“姓公姓私”或“姓资姓社”的立场问题，能够被全社会各阶层所接受，因而阻力较小；再者，改革虽然暂时使政府的权益受到削弱和损失，但却让整个国民经济的总量和中央政府收益的绝对量都增加了，同时又大大提高和改善了和社会各阶层成员的生活水平。因此，此次以放权让利为内容的国企经营权层面的改革，是一次社会绝大多数成员都能接受并受益的改革。
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个企业家偶像，便是在此时脱颖而出的。
1983年11月16日，在全国各级党报头版头条位置，刊发了一篇加编者按的长篇通讯：《一个有独创精神的厂长——步鑫生》，这让浙江省海盐县衬衫总厂厂长步鑫生一下子成为举国闻名的改革典型。
改革绝不会一蹴而就。放权让利等措施也引来了诸多弊端，比如企业为扩大自销比例而压低计划指标、不完成调拨任务和财政上缴任务等问题，结果是形成了“内部人”控制，出现了“工资侵蚀利润”和行为短期化问题，实际效果与改革预期甚至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背离。
在这种情况下，1982年中央推广实行工业经济责任制，旨在解决放权让利中暴露的问题，处理好国家和企业之间的分配关系，解决大锅饭问题。但是由于企业外部环境不平等，企业内部条件也千差万别，该政策很难找到可操作化的指标来规范国家与企业之间的责、权、利，企业激励不足问题十分严重。1983-1984年先后又两次推出利改税，但结果都很不理想。
“步鑫生神话”也在短暂的辉煌后陷入重重困局之中。1985年，海盐衬衫总厂经营难以为继；1988年1月，步鑫生被免去厂长一职。他的无限荣光和满腔失落都在瞬间凝结，最终变成一枚“改革活化石”。
1987-1992年 左右为难
正当国企改革陷入僵局之时，一些学者提出了深化国企所有权层面改革的主张。
“我请求承包造纸厂！”1984年3月28日，石家庄造纸厂门前突然出现一份《向领导班子表决心》的“大字报”，而“大字报”的作者便是该厂46岁的业务科长马胜利。马胜利承诺：承包后实现利润翻番、工人工资翻番，达不到目标便甘愿受法律制裁……
果不其然，马胜利承包后的第一个月，就实现了21万元的利润，比当初承诺的一年17万元的利润还多；而第一年承包期满，他共完成了140多万元的利润。随着新闻媒体的宣传，马胜利立即成为继步鑫生后的又一个全国改革典型。
随着改革的深入，不可避免地触及到企业的产权问题，使人感到不进行产权改革没有出路，于是国企改革对象从经营权向所有权过渡。轰轰烈烈的厂长（经理）责任制从1984年10月开始推广，但在1987年才在全国蔚然成风。
从1987到1992年，国有企业经历了两轮承包和租赁改革。在推行伊始，承包和租赁改革确实调动起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推动了国有经济的发展，但随即陷入困境，在推行承包、租赁制期间，出现了企业增效、经济增长、国家财政收入下降的状况。
不久后，承包和租赁改革开始招致全国各界越来越强烈的批评和反对。人们普遍认为，在承包、租赁过程中，国家和企业处在一种不完全的契约关系中，政府与企业一对一的谈判成本很高，且无法对承包、租赁合同的细节逐一地加以规定, 企业经营者可凭借承包、租赁权合法或不合法地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企业只负盈不负亏，不仅使国家财政收入下降，而且还造成了承包、租赁者的行为短期化和“机会主义行为”，有导致国企被掏空的危险。
正当国企改革陷入僵局之时，一些学者提出了深化国企所有权层面改革的主张，主张在企业所有权层面推行股份制。
国企股份制改革的试点始于1986年，改革之初，大都在国有中小企业中试行。试点的影响面并不广泛，主要问题在于当时非国有的财产主体介入不足，又找不到能够作为非国有主体的普遍介入形式。在多元化主体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股份制试点往往在企业内部职工中展开。由于企业内部职工筹资能力的局限，股份制改革自然达不到预期的目标。而且因当时对股份制改革的理论准备不足，认识不清，管理人才匮乏，很多试点企业的职工股份演变成为一种工龄折股，内部借贷买股，或化公产为私股，最后使股份制难以推进下去。在这期间，由于承包、租赁所产生的一些负面影响，以及股份制发育不足，致使国企改革一度处在摇摆、徘徊、迷惘之中。改革的效果并不理想，改革无法顺利进行下去。
到1987年底，全国国有大中型企业普遍实行了承包制。同年，中共十三大报告肯定了股份制是企业财产的一种组织形式，试点可以继续实行。到1988年底，全国共有3800家股份制企业。1988年2月，国务院更加明确了企业承包制在国有企业改革中的地位，规定了“包死基数，确保上交，超收多留，歉收自补”的承包原则。同时，全国人大颁布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从而将扩权试点以来取得的改革成果用法律形式规定下来。
遗憾的是，与在中国广大农村“一包就灵”的神奇效果相比，国企改革的步履却显得零乱而滞重。人们很快发现，仅靠企业内部转换机制，难以达到改革的预期目标，于是1992年后国务院也不再鼓励企业搞承包。
1987年，马胜利坐着飞机在全国各地奔波，短短2个月时间，便承包了27家造纸厂。但他的神话破灭速度也同样赶上了飞机飞行的速度。1995年10月，马胜利被主管部门领导勒令辞职。
1992-2002年 顾此失彼
一场从1997年开始的“国退民进”大潮，彻底改变了国企所有制格局，也导致了地方政府、国有资本、国外资本、民营资本等几方的一场利益大博弈。
“市里要卖股，我一点儿都不知道！”向来老成持重的健力宝创始人李经纬，在1997年11月一次内部工作餐会上，突然情绪失控，而让他愤懑难平的便是健力宝企业改制的问题。年过六旬的李经纬用了整整30年时间，把一个生产米酒的小作坊打造成了中国饮料第一品牌，但在改制的关键时刻，他却被抛在了一边。
20世纪90年代初，社会主义制度下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使改革陷入发展的僵局，调整两者关系导致国企改革从政策调整阶段进入了制度创新阶段。
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明确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要求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加快经济改革步伐；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是建立“适应市场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和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要求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1994年以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在国企中展开，其目标是要通过产权结构的改革使国企成为“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1995年9月，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要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通过存量资产的流动和重组，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
截至1997年底，在抓大方面，国家集中抓的1000 家重点企业，确定了分类指导的方案。在放小方面，各地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不搞一刀切，采取改组、联合、兼并、股份合作、租赁、承包经营和出售等多种形式，把小企业直接推向市场，使一大批小企业机制得到转换，效益得到提高。此外，一大批新型的民营企业从自身发展的需要出发，参与国有企业改革，通过兼并、收购、投资控股、承包、租赁、委托经营等改革举措，将非公有制经济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融入国有经济运行中，盘活了大量的国有资产。
产权问题可以说是中国企业家最为致命的生死坎。围绕这个难题，酿造了众多企业家无尽的悲喜剧：沉沦的有李经纬、郑俊怀、仰融、潘宁等人；飙升的有柳传志、王石、鲁冠球等人；而海尔的张瑞敏、长虹的赵勇、海信的周厚健等人一直在岸边谨慎地观望并伺机而动。
2002年情人节刚过，三水市政府突然“发难”，无情地把创业者李经纬甩在了一边，以极低的价格卖给了年仅28岁的张海，而创始人李经纬却只能像一个无关的人默默地坐在会议室一角。一阵悲怆涌上心头，李经纬不禁仰头冲天、泪水盈眶。在签约仪式后的第9天，他在家中突发脑溢血，被送往广州空军医院急救。
2002-2009年 一枝独秀
据资料显示，1998年，国企盈利仅为213亿元，5年后便狂升至令人瞠目结舌的4769亿元。
攘外必先安内。2008年中国铝业公司闪电收购力拓12%的股份，被称为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而此前，中铝在国内早已大规模布局。时任中国铝业公司总经理的肖亚庆大刀阔斧进行并购整合，打造上下游产业链条：2005年底，中铝先后与山西关铝、焦作万方、连城铝业、白银红鹭铝、河南中迈铝业等签订合作协议；2006年氧化铝价格大涨，下游的电解铝企业受成本高企的影响生存举步维艰，而中铝在危难之际以提供原料为交换条件获得了国内不少电解铝企业的控制权。
以党的十六大为开端，国企改革进入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阶段。针对长期制约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体制性矛盾和问题，2002年11月召开的十六大，提出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重大任务，明确提出：国家要制定法律法规，建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享有所有者权益，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
在本阶段，国企改革依然是以抓大放小为主，同时以产权多元化和治理结构建设为中心。2003年10月，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第一次把产权制度提到如此的高度，提出“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是对“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的重大创新和历史突破，进一步明确具体了国企改革的任务和目标。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现国有经济的战略性重组，迫切需要资本市场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与有效的金融服务。资本市场对于国企改革而言显得非常重要，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股权分置改革。2005年4月中国证监会启动了股权分置改革试点工作；到2006年末，股权分置改革基本完成，资本市场的功能逐渐回归。随着资本市场体制的逐渐完善，资本市场将成为一个全国优质资产的吸纳器，为国企改革提供了一个全国范围的资源配置平台，企业之间的大额换股并购有了可能。
在此阶段上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国有银行体制改革，其重要表现是国有银行股份化并纷纷上市，有的还在国外上市。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中的深层次改革，是利益的调整和权力的重新分配，涉及政治体制和政府机构改革，困难和阻力可想而知。而政企如何分离，是其中一个最主要的难题之一。
而一部分经过“抓大放小”后产生的超大型国业，因为占据着绝大多数上游资源的垄断地位，由此出现了效益大涨、繁荣似锦的景象。据资料显示，1998年，国企盈利仅为213亿元，5年后便狂升至令人瞠目结舌的4769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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