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社区建设谁来做主？

　　有了社区工作者们的“引领”，又找到了通向幸福社区的“和谐之路”，那么谁才是建设幸福社区的“主力军”呢？答案无疑是社区居民。

　　新华街金菊社区是位于广州市花都区的一个典型的老社区，辖区面积0.35平方公里，所辖物业小区15个，楼宇148幢，居民多数为当地的户籍人口。2011年4月，金菊社区创新性地开拓了“社区民生自主参与”的路子，由居民直接选举产生了5名社区专职委员和两名兼职委员。

　　社区民生参与平台搭建起来后，为居民办成了诸多民生实事。以前，金菊社区连运动的场所都没有；如今，社区下属的多个小区不仅有了专业的羽毛球场、篮球场、乒乓球台，还增添了一批先进的健身器材。社区硬件有了全新提升的同时，最大的转变还在于，居民们再也不会像以前一样，反映了问题却得不到及时解决，或是有问题但不知道该找谁。

　　社区生活中的这些“不痛快”和“烦心事”的解决，带动了居民们参与社区活动的积极性，短短几年间，金菊社区成立了花都广场合唱队、花果山舞蹈队、太极拳队、社区篮球队、乒乓球队等多支文体队伍，居民们不仅热衷于这些丰富有趣的文体活动，就连参与志愿服务活动的热情也在不断高涨，社区邻里互助的氛围日渐浓厚。

　　金菊社区的发展变化，还只是广州市幸福社区建设的范本之一。在这座共有1475个城市社区（不含农村社区）的中国一线城市里，共有多少个幸福社区？据今年4月初广州市民政局向媒体透露的数据显示，目前广州市通过评估达标的幸福社区有568个，占社区总数的38.5%。其中，2012年度有26个，2013年度有301个，2014年度有241个（正呈报美丽乡村和幸福社区工作领导小组审批）。而今年启动了新一轮创建工作，共251个社区参与。按此预计，到今年年底，广州市将有819个社区建成幸福社区。

　　在人们越来越重视幸福感受的当下中国，创建幸福社区的热潮不仅在广州涌现，在长春、北京、济南、温州、武汉、合肥等多个地方，幸福社区都已在城市中“开花结果”。

　　7万多个岗位上的社区建设行动

　　作为城市社会的基本构成单元，社区建设的重要性不可小视。虽然大部分地区还没有明确地提出“幸福社区”的概念及创建计划，但不可否认的是，一系列能够提高社区居民幸福感的工作在很多社区早已经开展起来。

　　由《小康》杂志社联合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并会同有关专家及机构而进行的“2015中国幸福小康指数”调查显示，47%的受访者觉得，自己所居住的社区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自己的幸福感；25.8%的受访者觉得，自己所居住的社区对自己的幸福感受没有什么影响；值得关注的是，还有27.2%的受访者觉得，自己所居住的社区降低了自己的幸福感。

　　其实，在许许多多的影响幸福感的因素中，社区对人幸福感的影响远远没有收入、健康、婚姻、家庭关系、个人能力、住房、社会保障等因素那么大，而一旦居住的社区真的不够理想，却会对人们的幸福感有着较强的“杀伤力”。

　　“哪些事情会让您觉得不幸福？”受访者列出的“烦恼”中，“居住的社区不理想”虽然只排名第16位，但却排在了“孩子成绩不理想”、“孩子不听话”、“孩子工作不理想”、“胃口不佳”、“失恋”等“烦恼”之前，可见，社区建设薄弱也是件“恼人”的事情。

　　社区是城市社会的细胞，是城市社会的基本元素，推进社区建设，无疑是深化城市管理体制改革的迫切要求。那么，是谁在“引领”着社区的建设呢？

　　10月22日，全国社区社会工作暨“三社联动”推进会在重庆召开，民政部部长李立国指出，加快发展专业社会工作，深入推进社区、社会组织、专业社会工作“三社联动”，是深化社会体制改革、建构现代社会服务体系的新手段，是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巩固党执政基础的重要抓手。近年来，各地认真贯彻中央关于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要求，深入落实《关于加快推进社区社会工作服务的意见》，围绕社区社会工作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开展了各具特色的创新探索，取得了重要成果，积累了宝贵经验。

　　据了解，目前全国取得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证书的人员已达20.8万人，其中三分之二以上在社区。近年来，社区社会工作服务平台也在不断拓展，全国社区社工岗位已突破7万个，以社区居民为主要服务对象的民办社工机构达3000余家。

　　幸福是目标，和谐是要走的路

　　三年前，熊玲还是一家咨询机构里的儿童心理咨询治疗师，在工作和生活当中，她发现在儿童教育方面有许多问题值得关注，例如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问题、隔代教育问题等等，因为收费较高的原因，不少需要帮助的孩子和家长无法走进咨询机构，去寻求像熊玲这样的专业人士的帮助。熊玲希望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于是在2012年年底，她从单位辞职，投入到了服务社区的工作当中，她利用微信开展父母微课堂活动，还把国学教育引入了社区，每次开展活动，都会吸引好几十位居民参加。

　　在有着近2700个社区的北京，社区工作者熊玲并不孤单。2013年5月28日，一个名叫“心理动力站”的qq群组建，这个群里的成员基本上都是北京市社区心理服务的骨干力量，这是一支以心理咨询师为主体，由国家和市分管心理服务的公务员为主导，有心理学的学者、学生和爱好者参与，能够执行社会心理应急志愿服务的团队。在“心理动力站”里，熊玲认识了现在的同事苏丽英。

　　苏丽英和熊玲目前都供职于沁园心理社会工作事务所，苏丽英是事务所主任，熊玲是项目经理。沁园心理社会工作事务所是北京市首家以专业心理服务为根本的民非机构，去年8月份正式开展工作，仅成立后的两个月时间，就针对社区里的老、中、青、幼不同年龄层次的群众开展了十余次心理健康讲座活动，让400多人从中受益。沁园心理社会工作事务所还在大红门世华水岸社区开展了心理服务试点工作，在社区中，苏丽英、熊玲她们这些社区工作者，希望能够“用心理的力量，建构幸福生活”。

　　北京市社会办副巡视员张青之是“心理动力站”的创建者，在建群初期，他计划把群的规模保持在100人左右，结果加入的人越来越多，现在已“壮大”到400多人。“从2013年到今年，北京市社会心理工作联合会已经为16个区县各培养了100名心理服务工作骨干、社工骨干，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运用心理学知识和技术来促进工作、解决问题。”据张青之介绍，“心理动力站”在培养骨干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便是把催眠、沙盘等心理服务技术和方法引入到基层中，引入到社区里，提高社工们的心理服务能力。

　　为何要提高社工们的心理服务能力、用心理的力量去建构幸福生活？在张青之看来，社区工作者生活在居民中间，主要服务对象也是居民，而我们每个人无论工作有多忙，却都要回归社区，如果社区工作者在和居民们接触、沟通、交流的过程中，能够把心理学的心理咨询和心理服务的技术、方法用于社区工作，不仅有助于及时发现居民的焦虑情绪，还能用心理调试的语言和方法为居民进行心理疏导。

　　无论是幸福社区的创建，还是和谐家园的构建，显然都离不开居民健康心理“基石”的奠定。张青之希望社会工作者尤其是社区工作者能够打破心理咨询工作“不求不助”的铁律，在社区工作中做到“主动帮助、助其自助”，为和谐社区建设多做贡献。

　　在接受《小康》采访时，张青之更多的是在提及“和谐社区”的概念，之所以并不强调“幸福社区”，是因为他对于幸福与和谐，有着独到的见解。“幸福与和谐，看似是两个问题，其实它们的根子是一样的，都是‘关系’，幸福与和谐都离不开良好的人际关系和完善的社会支持系统。但相比较而言，和谐比幸福更注重关系，如果说幸福是目标的话，和谐就是方法和手段。”对于幸福社区的建设，张青之则概括了一句话，“建设幸福社区，需要首先建设的是和谐的社区，因为幸福是目标，达到这一目标，要走和谐的道路。”

　　我的社区谁来管？

　　有了社区工作者们的“引领”，又找到了通向幸福社区的“和谐之路”，那么谁才是建设幸福社区的“主力军”呢？

　　答案无疑是社区居民。

　　“2015中国幸福小康指数”调查发现，受访居民们对于“完善社区自治”的呼声强烈。在对自己所居住的社区进行评价时，38.1%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所居住的社区算得上是幸福社区，37.7%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所居住的社区算不上是幸福社区，还有24.2%的受访者觉得不好说。

　　虽然有47%的受访者觉得，自己所居住的社区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自己的幸福感；但却只有38.1%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所居住的社区算得上是幸福社区，可见人们对于幸福社区的评判，有着更为严格的标准。

　　那么，建设“幸福社区”，最应该加强或提升的是什么？受访者们给出的答案是：社区管理。而在社区管理的方式中，完善社区自治则是大家最为期待的。

　　在江西财经大学幸福经济学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周海欧看来，幸福社区建设最重要的就是提高居民的社会参与能力，“公众的社会参与状况也是其幸福感的一个决定因素。如果一个人觉得自己在社会中能够比较深入或广泛地参与和自己相关的社会事务，他就会感到自己的生活是有意义的或者是充实的，从而提升自己的幸福感。社区建设可以在这方面下功夫。”周海欧说，“让社区成员广泛参与的制度安排，同样也会促进社区和谐。很多时候，不和谐因素的出现，是因为人们无法通过一种广泛、公开、正当的途径进行协商和沟通，从而导致了一些人采取一些不和谐的手段。当一个人对社区的要求或者对其他社区成员的不满能够在合理的制度安排下得以表达，并得到妥善解决，他就不会采取不和谐的行为了。”

　　在周海欧看来，建设幸福社区的重要内容，便是确保公众能够比较平等广泛地参与社区事务。

　　文｜《小康》杂志中国全面小康研究中心 鄂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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