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有此生：一位日本遗孤的回忆与见证

　　他有四个名字：“中岛幼八”、“陈庆和”、“李成林”、“赵成林”。出生时他是日本人；随父母到中国后，他是“伪满洲国人”；被中国人收养后，他成了“中国人”；回到日本后，他再度变回“日本人”。作为日本战争遗孤，73岁的中岛幼八常常自问——何有此生？

　　都说乡音难改，73岁的中岛幼八讲话，仍是浓重东北口音。但东北并非他真正意义上的故乡。他的生命中，历经几次身份转换——出生时他是日本人；随父母到中国后，他是“伪满洲国人”；被中国人收养后，他成了“中国人”；回到日本，他再度变回“日本人”。

　　中岛幼八个体命运的背后，是大时代的浮沉动荡。

　　中岛出生在太平洋战争爆发的第二年。那时，日本关东军制订了所谓“满洲农业移民百万户移住计划”，从1936年到1945年，共计14批次、总数20万人的日本农业贫民源源不断涌入中国东北。而中岛的父亲，几乎是怀着“施展一番作为的心情”，加入了第十批派遣队伍，在中岛看来，正是父亲耿直的性格，使他“轻而易举成为军国主义思潮的俘虏”。

　　1943年，中岛一家随其他开拓团成员，从新潟港乘坐“白山丸”号启程，几经辗转后进入中国东北宁安县，最终落户于此。

　　1945年，随着战局加紧，日本兵力严重短缺。7月底，中岛父亲被征兵入伍，此后再无音信，留下怀孕六个月的母亲、三岁的中岛幼八和八岁的姐姐中岛三子。

　　一个月后，苏军参战，8月15日，日本投降。战败消息传来，几乎只剩老弱妇孺的开拓团随即陷入惶恐与慌乱，这些“满洲弃民”很多都遵循了日本当局的指令，全体自决。

　　中岛一家所在的开拓团，团长没有带他们直接走上绝路，他带领整团500多人逃到山坳里躲避，直到苏军允许他们回原驻地过冬。那时，寒冷、饥饿、病痛，让开拓团成员的生活几乎处于绝境。那个冬天，三岁的中岛瘦成皮包骨，肚子因消化不良胀得圆鼓鼓。母亲此时产下的孩子死在襁褓之中，她自己也因产后虚弱感染风寒命悬一线。

　　无奈之下，中岛的生母将他托付给之前常来开拓团驻地售卖零碎商品的小贩“老王”，求他帮忙找人收养儿子。熟睡中的中岛被放在老王放杂货的篮子里，一路挑到沙兰镇。但老王最初找到的、想抱养个男孩传宗接代的李姓人家，见了中岛的孱弱模样不愿收留他。就在老王左右为难时，一个中年妇人站了出来，她说：“这条小命多可怜，好不容易生下来，连活都活不下去，这叫什么世道。你们不要的话，我拉扯！”

　　此后，这个叫孙振琴的普通农妇成了中岛幼八的养母，他在她以及先后三位养父的身边度过了难忘的童年与少年。

　　1958年，16岁的中岛回到日本，再有机会回中国探亲时，养母已与他天人相隔。

　　如今73岁的中岛，此前用两年半时间完成回忆录《何有此生——一个日本遗孤的回忆》，他说，希望把在中国13年的生活变成文字留存，让日本人能知道自己曾在中国接受的全部爱与善意。中岛首先完成日文版写作并自费出版，2015年7月，该书中文版由三联生活书店出版发行。

　　“如果把我拉上火车，也要跳车跑回来”

　　打在中岛身上最鲜明的烙印，就是“日本遗孤”身份。

　　所谓日本遗孤，指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军队撤退及战俘被遣返时，遗弃在中国并被中国人抚养长大的日本孤儿。

　　与很多完全不知亲生父母姓名及身在何处的日本遗孤不同，中岛在中国的13年间，曾有几次回国、回到生母身边的机会。

　　在被养母收留十个月后，3岁的中岛便遭遇了人生第一次关于“去”与“留”的抉择。

　　当年，随着开拓团成员陆续遣返日本，中岛生母也希望把儿子要回身边，她先是来养母家“谈判”。养母不依，生母失望而归。

　　再来养母家，生母明确提出，“这个孩子一定要带回去！”养母依旧不同意。生母忽然行动，抢过中岛，虽病愈不久，但她不知哪来的力气，抱起中岛，一路趔趄，跑回住地。追来的养母拼命敲打住地大门。

　　这一下，“孙振琴家的孩子被人抢走了”的消息迅速在村子里四散开来，村民们气势汹汹聚到生母住地声讨。

　　最终，“夺子风波”交由当地政府裁决。

　　当地官员让中岛站到中间，两位母亲分别站在距离他十米左右的两边。官员和他讲：“孩子，你想到哪个母亲的怀里去？自己去吧。”说完，松开他手，中岛用孩童细碎的小步，直奔养母怀抱。

　　这个结果，生母心痛，但惟有接受。

　　第二天，她带着中岛姐姐三子，再来养母家。生母解开带来的包袱，拿出一条毯子、一个黄铜水壶，对养母说：“这个孩子，拜托收养吧。”随即，她深深低下头。养母把毯子还她，说：“天冷了，在路上需要，你们留下吧。”

　　生母来时，中岛正在炕上午睡，她看了看儿子，便双手捂眼，走出门去。

　　次日清晨，生母及姐姐随开拓团一行二十余人，踏上回国之路。养母背着中岛在道边送行。生母咬着牙默默前行，一言不发。姐姐则边走边回头，喊着中岛乳名，眼泪不住流。

　　几十年后再问中岛，年幼的自己，为何会选择养母。他说被收养十个月，日本母亲早已陌生。那时的他，时刻体会的，是身边中国妈妈无微不至的好。

　　被收留后，养母每天都给中岛这个被饥馑摧毁健康的孩子按摩圆鼓鼓的肚子，再把吃的东西嚼烂，嘴对嘴喂他吃下。“她这么拉扯我、体贴我，把我当成自己的孩子养活着。从死亡线上抢回来了。”

　　1955年，中岛小学毕业，他也遭遇了人生中第二次关于“去”与“留”的抉择。一天，养父压低声音和养母说：“日本来信了。”

　　那时，中岛的第一任陈家养父已因病去世，此时是第二任李家养父，中岛的名字也从“陈庆和”变作“李成林”，但养母却始终执拗地唤他小名“来福”，或是“福儿”。

　　李父所说的“日本来信”是指，一年前，中岛生母将写有“在中国松江省宁安县沙兰镇有我的儿子，抱给陈家，请给予调查”的字条想办法递到了战后首次到日本访问的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而后，区政府就接到了上级指示去了解中岛幼八的近况，并找到李父。

　　第二天，养母带中岛到区政府报到，一想到自己可能要被送回“那可怕的日本”，中岛的腿一直哆嗦。

　　工作人员向中岛表示，回日本的途径已经开放，如果愿意回去，中国政府负责顺利送他回国。此前，也就是1951年，对在华日侨的全国性普查全面展开，由此开辟了战后留在中国的日本侨民被遣送回国的途径。

　　当时，中岛给出的答复是：绝不回日本。“如果把我拉上火车，也要跳车跑回来。”

　　养母听后，一言没发，只是从旁搂住他的头，一滴眼泪落在中岛头上。

　　次年，中岛收到生母写给养父母的来信，信中对其施予中岛的养育之恩表达了感谢。中岛也从信中第一次知道了自己的日本名字。此后，生母还寄了邮包过来，里面有夹克、牛仔裤、尼龙袜。养母让中岛给生母写封感谢信，“照片也要装上”。中岛说，“哪有照片？”“你那毕业证上不有一张小照片吗？揭下来邮过去。”养母嘱咐。

　　“养母对我的出身历来不隐瞒。一般来讲，在华日本遗孤的养亲唯恐抚养的儿女大了后舍弃自己逃回日本，多半隐瞒孩子的身份。我的养母则不然，她甚至到处抖搂我的来历，甚至引以为傲。”但中岛也说，自己一旦真的走了，养母又哪里舍得？

　　“能为中日友好做出努力，那该多么值得高兴”

　　少年时代的中岛拒绝回到日本，一部分原因来自他对这个国家的认知。虽然中国政府强调，要将日本侵略者和日本人民区分对待，日本百姓同样也是法西斯牺牲品。但作为日本人，中岛这些战争遗孤，某种程度，仍会精神敏感。毕竟，在他们从小接触的课本、电影、图书里，都是类似杨靖宇、赵一曼这样的抗日英雄，而英雄反衬的，则是日本侵略者的残暴、卑劣与野蛮。日本这个国家，让当时的中岛觉得恐怖。对于回日本这件事儿，他有种天然的抵触。

　　转变，发生在中岛遇到影响他一生的恩师——太平沟林场子弟学校教师梁志杰后。

　　中岛之所以能够与梁老师相识，缘于养母为了他的前途，狠心将他送离自己身边。

　　在沙兰读完小学，中岛没有考上初中，养母担心他不升学，一辈子要干庄稼活儿。“一颗汗珠掉下来摔八瓣儿，到头来收成是好是坏，谁也没保证。当妈的心疼你这小身板能挺得了吗？”养母当年的话，至今如在中岛耳畔。

　　于是，她带着中岛投奔他的中国姐姐，由于姐夫在当地林业局工作，养母想，中岛若能落户这里，总会有个好前程。当时，林业系统被乡下人称为“林大头”，是指在那里的日子比乡下好过很多，吃的是大米白面之类的细粮，职工领的工资不少，而且月月有收入。但此时中岛不过14岁，不能马上工作，因此需要在当地太平沟林场子弟学校插班再读几年。

　　由于之前李父与养母常因中岛争吵，姐姐看不惯，撺掇养母离开李父。她甚至为中岛找到了第三个养父、在林业局做伙夫的赵树森。

　　在见过赵大叔的第二天，养母开门见山地和中岛讲：“来福，妈反复寻思，为了你的将来，咱们干脆搬到这儿来，跟昨天来的赵大叔一起过。”养母表示，赵大叔会先向林业局申请房子，他们就可以在太平沟定居下来。而养母会先回趟乡下，把户口迁来，期间，中岛办好学校入学手续。

　　于是，养母照她所说，回沙兰了，将他托付给赵父，他的名字也从李成林改为了赵成林。

　　现在来看，养母当初的“计划”，半真半假。真的是，她想依靠赵父将中岛户口“农转非”；假的是，她也许从未打算与李父离婚。因为依据当年政策，中岛因外侨身份受到照顾，可顺利将户口迁入。但对于养母而言，当时中国为防止农业人口减少，在原则上限制农村人口外流，因此，养母从乡下转入林业局的非农业地区，几乎是不可能的。而养母也在离开后，再没回来。

　　然而，即便中岛只是赵树森名义上的妻子的日本养子，他给予中岛的爱，却真挚且真心。

　　刚刚收留中岛时，他带中岛到自己的暂住地落脚。赶上铁道被洪水冲垮，父子俩只能徒步而行。途中有一段长达十丈的铁轨悬在半山腰，下边是滚滚激流撞击着岩壁，只能手扶岩壁从铁轨上走过去，一旦失足，性命难保。

　　十几岁的中岛被吓哭了。

　　赵父则蹲下，信心十足地向他一笑，说：“孩子，我背你。”为求稳妥，赵父还把包袱皮解下，用它，把中岛和自己绑在一起，绑好后又上下颠颠，确定中岛不会从身上滑落才开始横着身向前移步。

　　相比李父的严厉，赵父在中岛的回忆中，总是慈爱、温和的。他们一起看电影、一起旅行。每个月，赵父都会给他15元生活费，那在当时是一笔很大的数目。

　　但赵父的工作使他们不能长期居住在一起，很长一段时间，中岛不得不独自生活。这时，林场子弟学校的梁志杰老师，就成了中岛最亲近的人之一。以至中岛回到日本后，在和梁老师的通信中仍会写道：“梁老师呀，您是我的亲哥哥……和您一起照的相片我随时带在身边，遇到困难时就拿出来看看，就像您在对我讲：“庆和（中岛与梁老师初见时，称自己为陈庆和），鼓起勇气前进呀！”

　　梁老师的确如哥哥一般，关爱着中岛。赵父不在时，中岛常住在梁老师宿舍，两人同吃同住，从那时起，中岛就开始喊梁老师“哥哥”。

　　而中岛之所以动了回日本的心思，恰与梁老师有关。

　　有一次，梁老师问中岛：“你在东京的母亲肯定想你想得不得了，你不想吗？”

　　“我并不那么想她。”中岛摇摇头说，自己更想养母，养母不回来，他不知道流了多少眼泪。

　　“你的心情可以理解，这本就是一个可悲的事实。血肉相连的骨肉被日本的侵华战争拆散，这是多么悲惨的历史！”年幼的中岛之前从没听过类似这些“有关大局”的话，如果说，养父母让他感受到的，是中国百姓发自本心的悲悯与善良，梁老师则为他开启了另一扇看待世界的窗。梁老师为他讲日本渔民的勇敢，讲日本劳动人民的勤劳，这些话，让从小生活在中国人中的中岛，心中沉积的关于身为日本人的罪恶感慢慢化解。梁老师还给他讲，当时发生在长崎岛的烧毁中国国旗事件，正加剧恶化中日关系。“日本现在的执政者打算重演残酷的历史，这是十分令人担忧的……你如果回到日本，能为中日友好做出努力，那该多么值得高兴！”

　　中岛说，正是梁老师的话，让一直稀里糊涂过日子的他第一次产生了自觉心。终于有一天，他下了决心，说：“梁老师！我想回日本去！”

　　在第三次关于“去”与“留”的抉择中，中岛做出了与此前不同的选择。

　　1958年，中岛16岁，在梁老师的帮助及多方协调下，他返回日本的事情开始变得具体。

　　首先，中岛要去趟哈尔滨联系回国之事，但没有路费，也没有伙食费。他一五一十和赵父说了自己的想法，后者非但没有阻拦，还给了中岛50元钱，这比梁老师一个月的工资还多。中岛离开时，赵父正在切菜，他甚至没有转头看中岛一眼，只是对他说：“世界上大着呢。这次出去好好见识见识。”中岛没有想到，这次分开，成了他和赵父的永别。而此后多年，回到日本后的中岛辗转听说，赵父在抚养他前，其实还救助过其他日本遗孤。

　　办理回国手续时，中岛中途回沙兰探望养母。看到儿子满心欢喜的养母，忽然发现了中岛藏着的海关通知书。养母一手拿着通知书，一手拍打着，对中岛说：“你想回日本，明摆着说出来，妈把牛卖了，也要给你张罗盘缠。你翅膀也越来越硬了。想往哪飞就往哪飞吧！妈不会强留你……你虽然不是妈身上掉下的一块肉，十几年来，一把屎一把尿地把你拉扯大，不就成了我身上的一块肉吗？”养母一口气说完，擦了下眼泪。在中岛眼里，养母一直是个刚强的女人。之前，再苦再难，从没见过她掉过泪。

　　如今古稀之年的中岛说，当初决定回国，确实和养母不在身边有关。他记得那一天眼泪不断的养母对他说：“把你留在林业局，是为了你将来能有出息。娇生惯养能好吗？妈的心情你明白吗？”

　　“过了好多年，自己的岁数也大了，才明白养母为了我，把自己的生活搞得支离破碎。而我当初根本不理解养母的一片心，甚至还怨过她老人家。”中岛说，离开养母家时，她对他说：“有空再回来。”而他也以为，还有机会和养父母正式告别，就把想要说的都咽了下去。

　　但生活的无奈正在于，无法预知且充满遗憾。

　　中岛回国手续，办得既快，且顺利。这对他而言，不知该悲该喜，他只是被命运推着向前。当他带着公安局介绍信办理最后一道手续时，工作人员告诉他，日方派遣接日侨的船，已经到达塘沽，准备回国的其他侨民都已在天津的酒店等待开船。最重要的是，接送日侨的工作即将结束，这很有可能是最后一艘回日本的船，要想赶上，就得立即坐火车赶往天津。

　　无法和养父母正式告别，无法获得养母的正式同意，1958年7月9日，作为那批日侨中年龄最小的独自归国者，中岛踏上了带着他全家来到中国的那艘名为“白山丸”号的船，返回日本。

　　“我这辈子究竟是怎样走过来的？”

　　“白山丸”号抵达日本那天，生母和家人在岸上等待。中岛看到两个上了年纪的妇女，一个打着“欢迎中岛幼八”的旗帜，另一个则盯着他哭，并拉住他胳膊，他判断：或许，这就是生母吧。

　　回到日本后的中岛，需要重新认知的，不仅是自己的生身母亲，语言、饮食、生活习惯，所有一切，都需从头开始。他想念中国的家，打听去中国的船只，提出回中国的渴望。但那时中日两国还没有恢复邦交，怎么可能任他来去。

　　既然回中国无望，梁老师那句“要为中日友好做些事情”在他心里被唤醒。他开始拼命学习，高中毕业后进入日中友好协会工作，后来转行成为一名翻译，直到退休。梁老师的嘱托，成了中岛毕生追求。

　　1972年，中日邦交恢复，中岛的主要工作是为访华团担任翻译，他陪同过廖承志、邓颖超、唐家璇等等。邓颖超还夸奖他：“你的汉语讲得这么好！”他解释说：“过奖了，我是在中国长大的。”

　　在中日友协工作后，中岛终于有机会随团访华。只是，那时的他并不允许随意回沙兰探望养母。他记得自己第一次访华时，给养母挂了长途电话，由于信号不好，接通之后只听到那一端养母嘶哑地喊“来福，来福”。那微弱的声音，过了多年，依然在中岛耳畔。

　　或许“有负”养母，成了中岛此生最大的遗憾。回国后的他，不仅与梁老师保持通信，也和儿时好友段元昌等人，保持多年的信件往来。1976年初，在段元昌的信件中，他获知了养母去世的消息。上年年底，他托人寄给养父母用来置办年货的100元钱，用作了养母的丧事。听闻噩耗，中岛迫切想回乡给养母祭扫，看望李父。

　　那时中国还没有改革开放，虽然递交了申请，中岛仍担心，不一定能被放行。但鉴于中岛对中日友好做出的努力，最终，李父被黑龙江相关政府部门接到宁安县国际饭店与中岛见面。当时，李父患有严重肺气肿，是被担架抬着进的酒店房间，中岛上前拥抱他，激动得说不出话。相聚的时间只有一天，中岛尽力尽孝，吃饭时给老人挑鱼刺，睡觉时帮老人接小便。李父则不住和旁人讲：“这孩子小时候就特别仁义。”

　　1978年，李父去世。1987年，中岛回乡将李父骨灰安葬在养母棺木旁，后又拜祭了陈父和1969年去世的赵父。2007年，中岛再次回乡拜祭，为赵父迁坟。1987年那次回乡，中岛从邻居口中听说，当年自己不辞而别，养母听说后，一下子瘫在地上，双手抓着土，死去活来地叫着：“我的儿啊，你怎么把妈扔下，就回去了？！”在中岛对养母的描述中，这是她唯一一次将感情如此强烈地宣泄。

　　年老后的中岛常自问，这辈子究竟是怎样走过来的。而这也是促使他写作回忆录《何有此生》的原因。

　　完成日文版写作后，由于是新人，且战争遗孤在日本是边缘群体，属冷门题材，中岛只好拿出自己一年养老金自费出版。没有销售渠道，他找到家附近一家书店。店主最初只让他留一本，第二天却打来电话，说一夜没睡把书看完，被深深感动。此后，店主在店内挂起海报，并走上街头派发印着“感动，感动”的传单，主动帮中岛宣传。中岛的书打动了很多日本读者，媒体上也开始逐渐出现报道，几次加印，目前，日文版已销售3000册。“其实，日本老百姓也很善良，善良的人也要有主见。”

　　在日本版基础上，中岛又完成了中文版写作。

　　中岛的一生，存在着遗孤、儿子、中日关系建设者的三重身份，每一种身份背后都充满故事。当他一次次追问“何有此生”时，他发现最痛恨的是日本军国主义发起的侵略战争，“它伤害的，不只是作为受害者的中国、朝鲜及东南亚等国人民，也使日本自己的国民蒙受了空前的灾难。”中岛至今不知父亲死于何时，埋骨何方。而母亲临终前患上脑软化症，几次挎着包袱问中岛：“孩子他爸，下一步我们该逃到哪里？”

　　距离1945年8月15日已过去七十年。中岛说，他希望中日两国人民友好相处，增进理解，不使灾难的噩梦重演，“这本回忆录如能起到一些好作用，则是我十分欣慰的。”

　　（本文参考中岛幼八《何有此生：一个日本遗孤的回忆》）

　　文｜《小康》记者 罗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