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化对鲁迅和鲁迅研究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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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10-09-19 09:53
一、1930年代末衷心爱戴鲁迅的青年学子
1937年卢沟桥事变。8月8日，日军开进北平，到处是准备逃难的人群，一位青年学子全家也夹杂其中。当时听说日军要抓知识分子，书籍和钢笔只得扔下，可是他实在舍不得自己画的鲁迅像和两册《海上述林》，就瞒着家人塞入箱里。这位青年学子就是后来在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上产生重要影响的学者、思想家王元化先生。那时，他仅仅十七岁。
两年后，1939年10月，重庆读书出版社出版了景宋、巴人等著的《鲁迅的创作方法及其他》一书。在这本以名家为主的论集中，出现了一个生疏的名字：洛蚀文。这是王元化最初的笔名，名下是一篇很长很有理论深度的论文《鲁迅与尼采》，这是中国鲁迅学史上第一篇从学理上系统探讨鲁迅与尼采关系的学术论文。之前，1938年8月29日广州《黄花岗》旬刊二卷四期刊出的张震欧的《鲁迅与尼采》，虽然首次开辟此课题，但是仍嫌浮于感想，过于简单，而这篇论文却是长篇大论，相当深入地分析了鲁迅与尼采的关系。该文讨论的中心，是“鲁迅在他的世界观里是不是吸取了尼采主义？和他们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从阶级性和意识形态问题以及对待人性、理性、个性主义、妇女的不同态度，论述了鲁迅与尼采的根本区别。文章思辨性很强，材料也很丰富，不足之处是在强调鲁迅与尼采的区别时，忽略了鲁迅所受尼采的深刻影响，使该文显得有些生硬和偏颇。然而作者王元化当时还是一位十九岁的青年，诚如该书编者在《编后》中所说：“他以这样的年龄，而能有这么严正的精神来治学，真是可敬。虽然在这篇论文中，对于尼采的个性解放，在某一历史阶段上的革命性，估计不充分，多少有点机械的味儿，但对于鲁迅先生的思想的分析，却非常的正确。”
之后，王元化受到当时在学术思想界处于权威地位的胡风等人的重视，开始活跃在中国文坛，用方典、函雨等笔名发表了很多鲁迅研究和文艺理论文章。
1949年建国以后，他以更加充沛的热情投入写作，1950年10月10日在《纪念鲁迅先生》一文中说：“从他自己的作品也可以看出，他的热爱一直是贯注在那些被侮辱被损害的卑微灵魂的身上。即使像《阿Ｑ正传》这篇被人歪曲成作者‘心里藏着可怕的冰块’的讽刺小说，如果我们理解他那‘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基本命意和唤醒昏睡麻木的自觉的企望，那么无论如何也不能够用‘冷嘲’和‘滑稽’这种曲解胡说去侮辱作者的。”
总之，从1930年末到1950年代初，王元化对鲁迅一直抱着极为崇敬的态度，正如他自己所说：鲁迅先生引导他从青年时代跨进革命文学，他一直是衷心爱戴鲁迅的青年学子。而这时他从立场、观点到语言，都不是自己独具的，而是从领袖毛泽东那里套用来的，顶多不过是做了一些诠释罢了。
二、1980年代提出“综合研究法”
1955年王元化被打成“胡风分子”，十年“文革”中又遭受迫害，沉默了二十余年，直到1980年代才重新出山，对鲁迅和鲁迅研究又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其中，最著名的是1981年7月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编辑的《鲁迅研究》第四辑上的《关于鲁迅研究的若干设想》。笔者有幸做过这篇重要论文的责任编辑。
在这篇论文中，他提出了很多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但最主要的是主张鲁迅研究要运用“综合研究法”，并引用恩格斯的“分工的奴隶”一语和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说的“各照隅隙，鲜观衢路”、“各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所谓东向而望，不见西墙也”，对鲁迅研究者提出这样的希望：“我们的研究者最好从拘于一隅的狭窄范围走出来，就力之所及争取做到博一点，至少对于和自己专题有着密切关联的学科，也花功夫去钻一下，这不仅有好处，也是必要的。试问，研究我国现代文学的某一作家，能够不去了解他的时代、社会和环境么？——这就需要有一些政治、经济、历史的知识。能够不去了解他和前代或外国作家的继承或借鉴关系，和同时代作家的交互影响以及对后代所发生的作用么？——这就需要有比较全面的文学创作和理论的知识。能够不去了解他在作品中反映出来的时代思潮、思想根源和美学观点么？——这就需要有一定的思想史和美学的知识。我以为，这些知识都是文学理论研究者不可缺少的。鲁迅研究并不例外，甚至还应该特别注意这一点。鲁迅曾经说过，专家多悖，博学者多浅。倘使抛开上述应有的知识，孤立地研究鲁迅和他的作品，不但难免于悖，而且也往往流于浅薄和空疏。因此，我倡议鲁迅研究尽量采用综合研究法。”
谈及如何写作鲁迅传时，他又建议：
像车尔尼雪夫斯基写的以别林斯基文学活动为中心的《果戈理时期俄罗斯文学概观》那样，从我们现代文学史的波澜起伏的背景上，理出鲁迅的思想脉络和他在每一历史阶段留下的战绩，那也是很有意义的。不过，这就需要对鲁迅的对手，如早期代表国粹派的《甲寅》杂志，陈西滢和他所属的新月派，当了过河卒子的胡适，提倡语录体小品文的林语堂和以苦茶名斋的周作人为代表的所谓京派，以及在另一领域内，并非敌对而属同一革命营垒的创造社、太阳社，直到晚年时左联内部的“两个口号”之争，都进行系统的探讨，占有充分的材料，才能作出公正的史的评述。如果只根据鲁迅本人的文章来品评，明于此而昧于彼，那就会使他的许多针对性的观点难以索解，甚至变成无的放矢的空话。这是鲁迅生前所担心的。似乎我们至今还没有充分掌握鲁迅对手的资料，把双方的观点摆出来，作出实事求是的深入评述。今天我们可以用清醒冷静的头脑公正地去评价过去我们文学史上那些功过是非了。不能以单纯的顶礼膜拜之情，更不能以意气用事的褊狭之见来代替科学的论断。让我们采取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果戈理时期俄罗斯文学概观》中论述别林斯基与波列伏依、森柯斯基、歇唯辽夫的论争时，以及在论述别林斯基所属的斯坦凯维奇小组和赫尔岑所属的奥格辽夫小组之间发生分歧时，那种忠于历史、尊重事实、公正无私的良史直笔吧。
今天重温王元化1980年代所提出的“综合研究法”，仍然感到耳目一新。对今后的鲁迅研究依然有着深远的启示作用。
三、1990年代对鲁迅局限性的反思
进入1990年代以后，王元化最为突出的思想贡献是对“五四”以来的历史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而反思“五四”，就不能不涉及鲁迅，由此他也对鲁迅的局限性做出了震撼人心的反思。
（一）关于激进主义：王元化说：“我是先思考激进主义，才对五四作再认识的反思的。所谓‘再认识’就是根据近八十年来的经验教训对五四进行理性的回顾。五四有许多值得今天继承吸取的东西，也有一些不值得再吸取的东西。”王元化未把“五四”视作“激进主义”的滥觞。相反，他确认，“保种图存”的国族焦虑与近代改革的屡屡挫败，致使中国大地自二十世纪初（1903年）便风行无政府主义。作为最早传入我国的西方革命思潮，无政府主义实质便是“激进主义”，为了改变现状，主张走极端，即使诉诸暴力，只破坏，不建设，也在所不惜。他注意到深受无政府主义浸润的文化人士除刘师培外，“当时一些和平稳健人物，如蔡元培、马叙伦，甚至太虚和尚”也系此列。此风弥漫到“五四”，启蒙家亦未能免疫。胡适坦承他曾为当时梁启超所谓“破坏亦破坏，不破坏亦破坏”之愤词而感动。陈独秀更是将政治激进之正义喻为“货物买卖，讨价十元，还价三元，最后结果是五元。讨价若是五元，最后的结果，不过是二元五角。社会上的惰性作用也是如此”。这就让人联想起鲁迅的另一番话，说为了能在黑屋子开扇窗，你偏说要掀屋顶，反倒奏效。这叫“矫枉必须过正”。诚然，后人难以体认先驱在鞭策民族进步时曾肩负何等黑暗，但历史遗训也在提醒读者：纵然把“激进主义”归咎为国史的诡异所编导的悲剧，国人也千万不宜将此史实层面的无奈，夸耀成史识层面的智慧，“以致形成以偏纠偏，越来越激烈，越来越趋于极端”，“一直延续到数十年后的政治批判运动中”。
（二）关于“遵命文学”：王元化在1998年12月10日日记中写道：读鲁迅，得以下二条”语录：一曰“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并说：“从《二心集》开始，鲁迅虔诚地接受了瞿秋白、冯雪峰等的影响”，“他的不少文字带有特定意义上的遵命文学色彩。例如，他对第三种人的批判，对文艺自由的论争，对阶级性的分析以及对大众语和汉字拉丁化的意见等等，都留下了这样的痕迹。”
（三）关于对“第三种人”即“中间地带”的批判：“第三种人”即夹在国共两党之间的中间派。王元化说，鲁迅“参与批评文艺自由与‘第三种人’运动”，源于“当时第三国际提出了‘反对中间派’的口号”，“同时把中间派作为主要打击对象，认为中间派比反动派对革命的危害还要大”。
（四）关于进化论问题：王元化认为“天择物竞”理念经严复《天演论》之译介，曾激励了国人自强的民族尊严，但把一个享有世界声誉的、内涵特定的生物学学说，“抽象化”为“新的要比旧的好”这一“思维模式”，这就不是“通俗”，只能说是“庸俗”了。然而，“五四时代几乎没有一个思想家不信奉这种进化论”，包括鲁迅。虽然“鲁迅在二十年代下半叶说，他过去认为青年必胜于老年，大革命的血腥屠杀才使他纠正了相信进化论的偏颇”，“不过这种反省只限于指出进化论缺乏阶级观点；至于‘新的必胜过旧的’这种观点”，“实质上并未改变”。鲁迅从“进化论”到“阶级论”，其转向在瞿秋白看来，或许政治意味甚浓；但若着眼于思维模式，则鲁迅的“阶级论”，不过是把“庸俗进化”，从原先的人类代际关系域搬到社会政制轮替域罢了。换汤未换药。所以王元化在私函中，会不无嘲讽地用两个醒目的引号，来转述鲁迅的名言：“无产者之所以有‘未来’，由于他们是‘新兴’阶级缘故。”
（五）关于“个体”与“集体”问题：早在1988年，王元化就曾疑惑：像鲁迅那样伸张个性的思想家，怎么也会在《二心集》期间淡化“五四”所提出的自我意识、人性、人道等普世理念呢？1990年代以后，他进一步认为：鲁迅这样有“革命家”情结的左翼人物，当他面对既拥有军事“实力”，又具备道义感召力，且已经给出荣誉席位，诚邀他一起奋斗、一起夺取政权的红色营垒，条件则是请他收起他曾高扬的“个性解放、人性、人道”，他因而将自己视为理应融入“集体”的“个体”，犹如一掬水汇入江湖之后，所必然会作出明智的自我微调。因为此“集体”不是别的，正是“集团”、“组织”、“阶级”或“多数人”诸冠名的总称。
（六）关于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王元化在1998年12月10日日记中写道：“读鲁迅，得以下二条”语录的第二条就是：“帝国主义和我们，除了他的奴才之外，哪一样利害不和我们全相反？……”他不同意这种“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绝对化的思维方式。
（七）关于不宽容论敌的问题：王元化指出，鲁迅一旦自以为掌握的是真理（即“真理在握“），必不容怀疑，更不容别人反对，甚至“就会以真理的名义，将反对自己和与自己有分歧的人，当做异端，不是去加以改造，就是把他消灭掉”。这显然是不妥的。
（八）关于废除汉字问题：2006年10月25日我访问王元化先生时，他当面跟我说过：“关于文白之争，鲁迅说过对反对白话的人要用最黑暗最黑暗的咒语诅咒等很激烈的话，唐弢说如果看看当时的情景，知道当时反对白话的人说得更激烈，就会感到鲁迅骂得并不厉害了。但是，到底是怎么样的情况呢？反对白话的人是不是真的那么激烈、恶毒，鲁迅的说法是不是百分之百的准确，没有一点过激的呢？其实，当时主张白话的人，有很多的说法，像钱玄同就认为中国书不能看，中国人讲的话也坏透了，不准讲中国话，一律讲世界语，或者讲外语。这种主张实际上并不能说明白话都是合理的，像这样的论调几十年反复地讲，没有分析。”王元化主张今天应该对此进行反思。
四、王元化反思的价值与意义
王元化关于“五四”和鲁迅局限性的反思，问世后立即在中国思想界掀起轩然大波，反对意见轰然而起。主要意见是认为他被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那场风波吓坏了，退缩进保守主义的营垒，对五四运动和革命历史采取了否定的态度。
我认为：王元化的这些反思，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最重要的收获之一，也是中国“鲁迅学”史上的重要篇章，是中国知识分子精神觉醒的重要标志。
首先，对鲁迅局限性研究，绝对不是贬损或者否定鲁迅，而是将鲁迅研究提升到科学的境界。王元化说：“从历史评价方面来说，鲁迅不能免掉‘五四’时代文化的局限。但哪个时代没有它的局限？没有局限的社会不是真实的社会，没有局限的人不是一个真实的人。”
王元化对鲁迅局限性的研究，是为了还原真实的“五四”时代，把鲁迅还原为一个真实的人，而不是对之进行否定和歪曲。
鲁迅早就借用郑板桥的诗，告诫要给他写传记的日本学生增田涉说：“搔痒不着赞何益，入木三分骂亦精。”他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是什么“神仙”和“圣人”，而如王元化所说：“鲁迅在他的早期著作中曾说过，他的身上背负着两个古老的鬼魂，一个是韩非的峻急，一个是庄周的随便。”承认自己只是历史发展链条的“中间物”，希望青年超越自己，而自己攻击时弊的文字，“须与时弊同时灭亡”。所以，鲁迅不仅不反对后人指出他的局限性，而且是盼望能够这样做的，只是须入木三分，而不要“搔痒不着”。事实上，1990年代以来，不仅是王元化，一些对鲁迅有着长期研究的功力极深的研究家，也在致力鲁迅局限性的研究，并做出了令人信服的实绩。例如林非先生的《鲁迅和中国文化》，就指出鲁迅对明末黄宗羲的民主思想未曾注意，本身存在小生产者影响的问题。所有这一切，并非是对鲁迅的贬损，恰恰是鲁迅研究进入科学化的标志。
其次，王元化对鲁迅局限性的分析是有思想的学术，又是有学术的思想，绝不像有些人那样是不学无术的空想或者缺乏思想的挑剔。1994年王元化在《学术集林》卷一《编后记》中说：“我一直希望多一些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倘不是在非常时期，知识分子毕竟应在知识领域中发挥作用，而不应抛弃自己的本来职责。记得少年时读到鲁迅在抗战前夕所写的一篇文章，他说他所能做的仍是运用手中那支笔，这笔是五分钱买来的，名字叫做‘金不换’。这句话很能代表我今天的心情。我们只是想做一些我们认为有意义而别人没有做的事。”他对鲁迅局限性的分析，正是在履行知识分子的职责，是进行探幽烛微、指点迷津的学术分析。例如对为什么鲁迅既反专制，又赞成秦始皇的分析就是这样的，他指出：“这是由于秦始皇在六国纷争后，终于完成了全国统一的大业。这在当时看来，对中国是最为重要的。鲁迅就曾对秦推行的书同文、车同轨，表示了赞许。我曾经用历史走错了房间来解释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一些倡导自由平等的人，往往会从他们以幻想绝对的集体主义为终极目标的主张中，导致专制主义。这是他们想不到并违反初衷的。”从谨严的学术分析出发，辨析一些难解的思想问题，就比空谈要有说服力。
再次，王元化在分析鲁迅局限性的同时，比以前更为有力肯定了鲁迅的价值。这是在他的文章和谈话中随时随处可见的。例如在谈研究《文心雕龙》的体会时说：“我喜欢《文心雕龙》跟鲁迅对刘勰这部书的推崇是有关系的，鲁迅书中有五处论述到《文心雕龙》，都是极其精辟的。比如，《文心雕龙·辨骚篇》有‘才高者菀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词，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四语，鲁迅说刘勰在这里所要阐述的是那些《离骚》的模仿者，‘皆着意外形，不涉内质，孤伟自死，社会依然，四语之中，含深哀焉’。鲁迅用短短数语就道出了其中的涵义。他说刘勰这四句话，隐寓着悲哀：那些模仿者没有一个人看出屈原的深刻思想。他们不知屈原的成就不仅在文学上显示出华彩，而且更重要的是对社会所发出的正义呼号。我原来是读过《文心雕龙》的，当时就看不出这里面有这么沉痛的意思。读了鲁迅的简短评语后，再读《文心雕龙》就有深层体会了。此外，《文心雕龙》另一篇文章《程器篇》中说‘将相以位隆特达，文士以职卑多诮，此江河所以腾涌，涓流所以寸折者也。名之抑扬，既其然矣，位之通塞，亦有已焉’。鲁迅对此评价说‘东方恶习，尽此数言’。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鲁迅对中国文化有极其精深的见识。现在为什么不在这领域进行很好的开拓呢？”他对鲁迅的敬仰之情，跃然纸上。
五、余 言
当然，王元化晚年对鲁迅和鲁迅研究的反思，也非尽善尽美。例如他在谈中国知识分子个性消亡一事时说：“‘五四’在中国思想史上曾发生重大作用，可是后来却成了历史的讽刺，个性消亡了，变成了为政治服务的工具，变成了螺丝钉，独立精神、自由思想荡然无存了。许多人是到了三十年代“左”倾化之后，才放弃个性解放精神的。像鲁迅这样伸张个性的思想家，也是在那时候说自己属于遵命文学的。”这一看法有片面性，诚如夏中义先生所说的：
鲁迅也未将自己全部、彻底地上缴，此即笔者屡屡慎用“若干”、“暂且让渡”及“自我微调”诸字眼之故。否则，鲁迅也就不必在1931年如此惊动国人应“温故知新”：“温故”，是被誉为“民族英雄”的朱元璋当了明太祖后，“杀汉人比蒙古人还厉害”；“知新”，则是上海的工人赚钱开小厂，“对付工人反而达到绝顶”。结论：“记载说明至今为止的统治阶级的革命，不过是争夺一把旧椅子。去推的时候，好像这椅子很可恨，一夺到手，就又觉得是宝贝了。”
鲁迅为何能在《二心集》留下如此“另类”文字？也许是他对史实暨现实的惊人透视力所致，也许是当他给“第三种人”摆脸色看时，也有自己人会给鲁迅摆脸色看。这是最令晚年鲁迅忧伤的。鲁迅将此喻为从营垒朝其背后射来的箭。“忧伤”不是“忧患”。家国之“忧患”是可以大书特书感动天下的，营垒之“忧伤”则不宜向外人道，只是郁闷，或仅在日记与私函偶然流露一二。钱理群对此做过很好的研究。那是一扇可洞悉晚年鲁迅心境的幽邃小窗。笔者只想说，鲁迅晚境所忍受的刻骨忧伤，其实是钱理群的北大导师王瑶（1914—1989）以及王元化，都曾领教的。他们都曾是奋勇追随左翼的热血者。但很快，他们与鲁迅相仿，当他们把献身的赤诚交给“我们”时，“我们”却在太长的时间，仍不将他们视作真正的“我们”。这太让人寒心。这表明，封给鲁迅的那顶“革命家”帽子，无论生前、身后，只是一个名分，是政治清誉，并非组织上、思想上的刚性认同。这样也好，不至于太遮蔽了鲁迅的本色。
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鲁迅和许多向往“无阶级社会”和民主、自由的真诚的文化人，在为了大局而牺牲自己个人的见解、兴趣、利益和欲望的时候，却偏又遇上了新的“皇帝”和“奴隶主”的冷脸和鞭子。他们在失望之中，又透出“心境的幽邃小窗”。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两难处境。
鲁迅原本就是一个活在人间的人，一个在特殊时代和特殊境遇中熔炼而成的天分很高的文学家和思想家；但后来被政治浪潮推上了“神坛”，变成了“神”；随着1980年代以后思想解放运动的开展，他又逐步还原为“人”；又伴随着鲁迅研究的科学化，一步步对他进行科学的历史的分析，他开始成为一个“历史的人”。所谓“历史的人”，实质上就是显现了他出现的历史环境、历史原因和产生的历史作用、功绩以及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
（本文的形成参考了夏中义先生的《鲁迅与王元化第三次“反思”》，特此说明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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